1982~1984年間，非洲大陸發生特大饑荒，據有關統計，1983年非洲有1600萬人死於飢餓或與營養不良有關的疾病。聯合國稱之為“非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人類災難”。（“非洲的大旱和饑荒”，《人民日報》1985年3月20日）由此，一場名為“拯救生命”的大型演唱會於1985年7月13日在英國倫敦和美國費城同時舉行，100多位著名歌星參加義演，16萬人出席現場，15億人觀看電視直播，為非洲災民募集到5000多萬美元。那一年，阿比吉特·班納吉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而埃斯特·迪弗洛還是一名小學生，“We are the world”那首歌或許也曾讓他們熱淚盈眶。
很多年以後，班納吉和迪弗洛不僅已經成了經濟學家，並且成為經濟學界不多見的夫妻檔，而貧窮——或者更確切的說，如何擺脫貧窮——則成了他們共同的研究領域。2011年他們合作出版了《Poor Economics》一書，中譯本翻譯為《貧窮的本質》。在每年幾十萬種的書海中，此書就算激起了些許浪花，也很快湮滅殆盡了。不想今年作者雙雙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於是此書倒又行情看漲了。其實想想迪弗洛早在2010年就得過克拉克獎，這也大可不必感到詫異——至少在美國經濟學家中，如果沒有得過克拉克獎的人成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才是更值得驚訝的事。迪弗洛由此也成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書中關注的焦點是“世界上最貧窮的人”，也就是每天生活費不到一美元的窮人，而這樣的窮人還有很多很多，“2005年，全球有8.65億人（佔世界總人口的13%）都是這樣生活的。”早在1928年，凱恩斯就說，短缺和貧窮這樣的經濟問題，“將可能在100年內獲得解決，或者至少是可望獲得解決”。（凱恩斯，“我們後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可是，100年的期限轉眼就要到了，這樣的前景看來還遙遙無期。經濟學家對貧窮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但他們總是在圍繞著“大問題”侃侃而談——2011年《經濟學家》雜誌評選出過去十年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伯南克、凱恩斯、薩克斯、明斯基和克魯格曼），無一例外都致力於解決“大問題”：比如，外來援助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對此，哥倫比亞大學薩克斯教授在《貧窮的終結》一書中聲稱，只要富國每年拿出1950億美元來援助窮國，貧窮問題到2025年就可完全得到解決。這位經濟學家早年曾以“休克療法”而聞名，這個法寶讓他在南美洲享有盛譽，繼而又讓他在俄羅斯聲名狼藉。而紐約大學伊斯特利教授則認為，援助弊大於利，自由市場和恰當的獎勵機制能讓人們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位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在《威權政治》一書中舉出了很多實例，批評以扶貧之名的援助實際上傷害了受助者。我們到底該相信誰？“大問題”很重要，以薩克斯和伊斯特利為代表的對立雙方各有各的論據，而且似乎都令人信服，但從來都沒有形成明確的答案。也許，正是致力於解決“大問題”的方案，都試圖一下子解決貧窮的所有方面，才導致了這些方案的失敗。
於是，班納吉和迪弗洛開始嘗試新的方法——隨機對照實驗（Randomised Control Trials），並且建立了貧困行動實驗室。他們希望以此找到證據，搞清楚哪些政策是有效的，哪些政策是無效的。比如說，人們最容易把貧窮和飢餓聯繫在一起，聯合國糧農組織2009年6月曾發表聲明，稱全球超過10億人正在捱餓。窮人基本上就等同於吃不飽飯的人，好像天生就處在一個惡性循環之中：如果他們不工作，他們就沒有食物；如果他們沒有食物，他們就不能工作。因此，從這個視角來推斷，他們應該把手中所有的錢都用來購買更多的食物。但調查顯示，他們會優先購買更美味、更昂貴的食物，甚至吃不飽飯的人還會去買電視機。再比如，窮人為什麼不存錢？很多人自然會說：“他們沒有錢啊。”這不又是一個怪圈嗎？因為他們今天沒有錢，所以他們不存錢；因為他們今天不存錢，所以他們明天還是沒有錢。可是，窮人也有將來，也許比富人更有存錢的理由。
這種基於實驗的新方法，就是試圖瞭解伴隨著貧窮的具體的“小問題”，涉及食物、教育、健康、生育以及保險、信貸、儲蓄等多個方面，再設計成可以精準控制的田野實驗，去探尋貧窮的根源，找到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他們之所以這麼做，“道理很簡單，只談世界上存在什麼問題，而不去談可行的解決方案，這樣只能導致社會癱瘓，而非進步。”在五大洲數十個國家進行的隨機對照實驗表明，儘管窮人擁有與其他人一樣的慾望和弱點，在做選擇時也非常謹慎，但最終的生活依然有著天壤之別。這就是貧窮的本質，或許也是中譯本的譯者把此書的副標題譯成“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的原因吧。
其實，這是非常不恰當的，我們寧願譯為：對扶貧方式的徹底反思。從經濟史上來看，“很多過去貧窮的國家現在卻很富有，一些過去富有的國家現在卻變窮了”，正所謂人類的幸福從來不會長久駐留於一個地方。這同樣適用於作為個體的人。事實上，班納吉和迪弗洛不是宿命論者，迪弗洛還曾擔任理查德·伊利講席教授；而理查德·伊利終其一生都堅信，政府在經濟學家的幫助下可以解決諸多社會問題。他們只是在對貧窮經濟學進行反思的時候似乎表現得有些激進，在消除貧窮的建議方面，他們完完全全是實用的。他們確信，過往的失敗是由於對貧窮的認識不足或者誤解，而耐心、細緻、務實地從實驗數據中去學習、思考，弄清窮人能夠取得的成就以及在何時何地出於何種原因需要給他們提供什麼樣的幫助，這是有助於與貧窮進行抗爭並且最終消除貧窮的。這也是他們的新方法以及據此而開展的研究和實際工作的價值所在，正如諾貝爾獎官方的新聞稿在宣佈他們獲得201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所稱，他們基於實驗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提高了我們抗擊全球貧窮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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