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君按

1900年的布达拉宫（蒙古摄影师贡博扎布·采别科维奇·崔比科夫拍摄）

鸦片战争以后，英俄等西方列强觊觎西藏，诱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与清王朝为敌，企图推动西藏与祖国隔绝，分裂倾向日趋明显。清廷在西藏地区的经略决策不得不为之一改，将以前羁縻康区的土司制度终结，大力推行“改土归流”，这一政策的实施既防止了英俄等西方列强染指西藏，企图分裂西藏的危险，又维护了清政府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为祖国西南内陆边疆的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长歌君探

一、清末西藏面临西方列强英俄分裂的危机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清政府出现了全年的边疆危机，其中沙俄和英国在清政府西部边疆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企图侵吞蚕食清政府边疆领土。英俄更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在清政府西部的利益，加强了对西藏的争夺。

沙俄一直对西藏虎视眈眈

我们陛下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争夺满洲……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

为了加紧对西藏的侵略，沙俄更是挑拨西藏统治阶层与清政府的关系，致使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十三世达赖与哲布尊丹巴在俄国人的诱使之下，派人至沙俄签订密约，建立西藏与沙俄的密切联系。使得西藏很有可能出现一夜之间成为沙俄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危险。西藏作为清政府西南内陆边疆的门户，一旦被沙俄控制，西南门户大开，其后果不堪设想。

英国入侵西藏版画

就在沙俄染指西藏的同时，英国也趁火打劫，加紧了对西藏的争夺。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英国借口清政府未履行商约，“出兵拉萨，干涉藏事，继而进侵纯属我内部川边界务。”

《拉萨条约》签订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英国趁日俄战争，沙俄无暇顾及之时，武力入侵西藏，迫使以甘丹池巴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在布达拉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拉萨条约》，进而公开扶植西藏独立分子，以推动当时所谓的“西藏独立”。此外还有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西方列强也派“传教士”等诸多名义染指西藏。

传教士充当列强入侵西藏的密探

外人觊觎边荒，藉口传教，譬诸水银泄地，无孔不入。现在巴塘、理塘、霍炉等处以及各土司地方，法英教民日渐增多，据我边界，扰我藩篱，虎视眈眈，要挟无厌，如蝗虫入境，不食尽不止。——时任打箭炉同知李之珂语

在英俄势力进入西藏以后，一时之间，西方列强在西藏的传教活动随即猖獗。在传教活动的掩护下，西方列强还不断间接或直接挑拨藏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策划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政府为敌，以此在西藏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神圣的祖国领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存亡之秋。

从印度入侵西藏的英军逼迫藏民为其带路

该洋人绝非这一西藏，迨暗借以此通四川大道耳。夫四川通商前，本有重庆之约，特因彼之轮船不便行使，故未能举行。今乃另出一计，又乃欲于重庆后路别开一隙，以逞其谋。设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俱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藩篱之尽坏。——四川总督丁宝桢奏称

西方列强对西藏的染指，使得西藏成为最有可能被西方国家撕裂危险的地区。为防止西方国家的干预，清政府显然不能坐视西藏这一形势的巨变，必须改变以前在西藏实施的土司制度，于是实现新一轮的“改土归流”，自然成为在弦之箭不得不发。

二、清末西藏土司制度的复杂与隐患

德格土司泽汪登登像

早在在清朝前期，朝廷就在西藏实施过局部的“改土归流”，但由于当地生态背景复杂而多样并存、民族文化与内地差异太大、政治上延续着政教合一的传统等诸多因素，始终无法在西藏大规模建构直接统治机构，为此只能延续土司制度略加羁縻，通过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千户、百户等六种土司统辖管理。管辖西藏的土司可归纳为正宣慰司、德格二宣慰司、巴塘宣抚司、里塘二宣抚司四大系统，和藏区各地喇嘛共同构成统治阶层。

清末藏区僧侣与英国冒险者

数年以来，巴塘、理塘及惑尔、瓦述等十余土司，皆以川省威令不行，相互依附瞻对。该藩日益骄恣，直欲各土司尽归所辖。故连年侵占明正土司，寻衅构兵。——《鹿传霖密陈瞻对亟应收回改设流官疏》

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英俄等西方列强对西藏的渗透，西藏形势为之巨变，藏区土司如果屈从于西藏地方势力，就有分裂祖国的风险。如果这些藏区土司被西方列强所唆使，随之演化为清政府西南边防的大患。故而根据清政府加强西南国防的需要，对西藏土司管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是顺应时局的变化而做出的积极回应，就其实质而言，这并不是对西藏土司制度本身的否定，而是对西藏地区管理需要而采取的临时对策。

三、清末西藏“改土归流”的过程

赵尔丰

光绪三十年，凤全“充驻藏帮办大臣。行抵巴塘，见土司侵细民，喇嘛尤横恣久，蔑视大臣。凤全以为纵之则滋骄，后且婴患。因是，有暂停剃度、限定人数之议。喇嘛衔之深，遂潜通土司，嗾番匪播流言，阻垦务，渐至戕害营勇，燔教堂，势汹汹。凤全率卫兵五百人往，至红亭子，伏突起，战良久，被害。”——《清史稿·凤全列传》

清末西藏“改土归流”因于“巴塘事件”，“巴塘事件”凤全被害后，清政府感到事关重大，乃命川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办”，从而揭开了西藏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序幕。当年七月巴塘事件平定后，赵尔丰留办善后事宜，从此在西藏着手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

从公元1905年至1911年，赵尔丰在西藏的“改土归流”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是从1905年起，赵尔丰先后在康南地区的巴塘、理塘、稻城、盐井、池河等地进行“改土归流”。赵尔丰以藏边的康坝，接壤川、滇、藏，受制于《英藏条约》，提出了经营康坝，以拱卫川滇之策略，为清廷奏准。被朝廷认可后，并付诸实施。这时理塘土司四郎占兑勾结乡城桑披寺喇嘛普中扎哇，声言攻打巴塘、里塘。然与赵尔丰乡城一战被击败，废喇嘛首领普中扎哇，四郎占兑走死。赵尔丰通过对巴塘、里塘的“改土归流”，川边南路悉平，西藏康区三分之一的土司领地，直接收归清廷管辖。

第二时段

川军钟颖部入藏

第三时段是从公元909年10月赵尔丰派边兵护送川军钟颖部入藏，边兵由大道越鲁贡拉大雪山，直抵工布江达、嘉黎等地，先后在贡觉、科麦、察隅、三岩、得荣等地设治。1911年3月，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在返回成都途中，协同傅嵩炢沿途收缴残余土司的印信，平定了明正土司叛乱，将明正土司领地改为泸定、九龙、道孚、丹巴四县。至此西藏康区土司第一次实现了较为全面的大规模“改土归流”。

反映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油画

据统计，从公元1905年至1911年的六年间，赵尔丰在西藏康区“改土归流”，废除了明正、德格、巴塘、里塘、瞻对、察木多、乍丫等大小土司及其地方势力，并在昌都以西，北至三十九族地区，南至桑昂曲宗的广大地区，都改派流官加以治理，设置州府县30余处。

四、清末西藏“改土归流”的评价

清末在西藏推行的“改土归流”也有不足之处，赵尔丰为加快“改土归流”的速度和稳固“改土归流”的成果，部分地区采取了武力镇压、改派满汉官员等政策加强统治，甚至明令各族僧俗百姓，不许再听命于本地土司和上层僧俗头人，增加了民族隔阂和矛盾，反而增加了西藏边疆民族地区对清政府的离心力。同时也存在操之过急，漠视藏族人民的信仰，无视清廷西藏管理政策的延续性，更有甚者希图通过移民实边的办法尽快落实“改土归流”的成效，违反了因地制宜的施政准则。随着辛亥革命后清廷对藏区脱控，赵尔丰被革命党人处死，西藏地区的“改土归流”被终止， 加上西方列强对西藏事务的染指，为以后的西藏政务管理留下诸多后遗症。

赵尔丰被处死

当然，赵尔丰在西藏推行“推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还在生产、交通、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勘探矿藏、修筑公路（打箭炉至察木多）；创办官立义务学校，采取汉化教育政策，要求五六岁的藏族儿童入学读书，使用汉文教学（据统计从公元1907年至1911年，赵尔丰在川藏边上创建学堂共200余所），同时还倡导改变藏区婚俗、服饰等，这一系列措施无疑对于巩固中央政府在西藏边疆地区的统治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长歌君观

美丽的布达拉宫

清朝末年，英俄等西方列强染指西藏，企图控制西藏，加上西藏康区地方土司发生骚乱，为了稳定西藏局势，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大规模的在西藏实行“改土归流”，为西南内陆边疆的稳定所做最后努力。此次“改土归流”规模大、范围广、政治变革空前，使得清政府对西藏特别是康区实现了直接统治，为清政府西南内陆边疆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

1. 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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