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學裡，復仇是一個張力特別強，歷史也特別悠久的母題。它和愛情主題一樣，永遠也不會消失。
血親復仇，是在人類氏族文明期間就種下的感情和行為模式。即使在法律全面確立的當代文明裡，多數人也會出於文化本能，認為私人執行血親復仇具有正當性。就連“復仇者聯盟”，聽上去也比正義聯盟要帶感。
古今中外，復仇的故事一抓一大把。金庸先生筆下的英雄豪傑們，或多或少都帶著家族仇恨，他們人生成長中受著“復仇願望”的煎熬，手刃仇人後方能一吐心中塊壘。因此，你在武俠小說中會發現成為大俠的一個標準：快意恩仇。
中國人對文學作品中的復仇行為可以說是津津樂道，我們在看《基督山伯爵》時，總享受著伯爵後期復仇計劃一點點實施的情節，很多人甚至認可《基督山恩仇記》這個書名的翻譯。
這不只是一種情感和血性的嚮往，文學作品中任何人為自己或親人的復仇，也是完全符合儒家的核心觀念的。
《論語》裡有一則，說孔子和楚國的葉公就一個案例進行辯論。葉公說：在楚國，有個人的父親偷了羊，他向地方官進行了檢舉，這個人是我們的守法模範。孔子回答道：“我們魯國對道德的理解可不同。在這類案例裡，兒子出於孝順為父親隱瞞，才是我們的道德模範。”
他倆談的不只是法律。春秋時的楚國和秦國一樣，是後起的新興國家，和以貴族和宗族文化見長的傳統諸侯國有觀念差異。
在儒家政治理論裡，孝道既是策源地，也是保底設計。鼓吹血親報仇，是從這個完整的理論結構發展出來的，並不是對個體如何有血性的肯定。
《公羊傳》在解釋春秋大義時，也分析過一段歷史：齊國出兵攻打紀國，報了九代之前的世仇。按照當時諸侯國君的風俗，家仇是隻追溯五代的，上溯九代有些太遠了。而《公羊傳》就說“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別說九代了，百代都沒事兒。這個話就進入了儒家經典。
漢武帝
漢武帝攻打匈奴解決邊患時，就用到了這個典故：他說他祖爺爺（也就是劉邦）曾有過白登之圍。這還不到九代呢，當然要復仇了。
記仇該記多久？這是個不好回答的問題，感情不像法律有追訴期，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理。我只是懷疑：在漢武帝那兒，根本就是藉口。比如說，《公羊傳》還有一種案例：臣子可以因為父兄被殺，向他的君主復仇。漢武帝亂殺了那麼多的大臣，這個春秋大義，他可就不推行了。
說起來，很多情感並不是被儒家思想單獨扭曲的，而是當儒家思想與權力結合起來以後，才越來越扭曲的。
古代法律如何處理血親復仇？
在古代法律實踐裡，血親復仇可不是個好處理的問題。一方面，它符合儒家根本的孝道，父母遇到奇恥大辱，兒女怎麼能不報仇呢？另一方面，這又讓法律工作者特別難辦。
漢代曾經有過用立法活動來規範它的嘗試：
漢章帝時，有個人殺了侮辱他父親的人，皇帝親自下詔免除其死罪。由於連續出現了幾起類似事件，朝廷乾脆制定了一部《輕侮法》。核心意思就是：殺死侮辱父母的的仇人，可以免死。如果官員判決復仇者死刑，也會受到懲罰。
當時有的縣令就是因為殺死孝子，自己也反坐了死刑。還有人因為為父母報仇，而被朝廷直接選拔當官。
當時為什麼出臺了這麼一部法律呢？因為當時的政治理論是：秦的滅亡，是因為以吏為師，也就是隻講法律不樹立道德，鬧得沒有親疏尊卑。既然漢代獨尊儒術，當然也要以德為先了。
不過，《輕侮法》很快就被廢了，原因我們能想象。這種法律，根本就是一個法律的大BUG，實在太容易製造冤假錯案了。
有的孝子不僅殺了侮辱父母的仇人，而且將對方滿門殺害，然後還逍遙法外。為什麼殺人家滿門，因為怕人家報仇，那是不是也得使用《輕侮法》？而且，想謀殺誰，設個局子，派自己的爹媽出場“碰瓷”，事後連責任都不用負。一時之間，這種事全出來了。
所謂惡法，不一定是指導思想惡，主要還是效果上激發出了人性惡的一面。
但是，希望法律承認復仇的主張，是一直都有的。
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有一篇名文叫《駁復仇議》，就談到這個問題。
在武則天時期，有一個叫徐元慶的孝子，父親被縣裡一個官員所殺，他手刃了仇人。當時的許多人認為應該赦免徐元慶。而陳子昂覺得，殺人依法就要處死。他建議處死徐元慶以後，再對他替父報仇的行為進行表彰，並且把這件事編入律令，作為以後的判例。當時，人們覺得陳子昂的主張是對的。
柳宗元在很多年後，發現陳子昂的矛盾之處：禮，也就是國家的價值觀導向和法律的方向，應該是一致的。你陳子昂要國家表彰一個以國家法律處死的人，到底是在說個啥？
柳宗元的這篇文章，抓住了一個突破點：就是要解決縣裡那個官員殺死徐元慶的父親，究竟合不合法？如果合法，那徐元慶有罪，根本不能表彰。如果徐的父親是因為官官相護而含冤，那徐根本就無罪。
但是，柳宗元這種隔空喊話，也並沒給出理清道德和法律衝突的辦法。因為根本沒有一勞永逸的辦法。
柳宗元
法律、道德和具體的情感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完全可能一件事從道德上是正義的，從法律上是違法的。這有點像哲學所說的“二律背反”。我們也看到了，這個難題到了蒲松齡時期仍然沒有解決。
世界各國的法律，大多都經歷了由允許血親自由復仇，到法律加以有條件的限制，再到一律適用通行法律的過程。
和它相關的，是很多國家都有“親屬拒絕作證權”，最典型的就是夫妻之間有權不做出對對方不利的證言。這其實就是與社會倫理、道德的一種妥協，因為社會確實並不只有一種法律價值，也有家庭的價值。
但是，親親相隱和血親復仇，一個是被動，一個是主動。證據可以再通過其他途徑蒐集，而復仇這個事兒是絕對的、是案件主要情節，所以棘手得多。但現在我們知道，為它立法，是不符合現代法律精神的，也沒法操作。
法律和道德，是人類文明為了規範和指導行為發明出來的強有力的規則和工具。也許我們只能說，如何裁量，決定權在於人。法律本身，也是一種實現公正的工具，而公正是依賴於我們的理性、良知和智慧的。相信法律，說得煽情一點兒，還是等於相信人類的理性、良知和智慧。
二戰猶太大屠殺倖存者、諾貝爾獎得主埃利·維瑟爾說：“中立幫助的是壓迫者而從不是被壓迫者，沉默鼓勵的是施暴者而從不是受害者。”這就是當道德和法律出現直接衝突時，對於良知的信任方式。
在這個複雜問題上，我個人認為最得體的方法，是隻提供一些思考的周邊，留一個開放的話題，讓它被充分地提前思考。在出現問題時，我們儘量做出平衡的選擇。歡迎你繼續和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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