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韻珂（1792—1864）,字玉坡，號荷樵，又號廉訪，山東汶上人，鴉片戰爭時任浙江巡撫。與林則徐關係密切，是在戰爭初期與林則徐等一樣堅決主戰的高級官員之一，後曾仕至閩浙總督。
聰明之一：出身寒門、躋身高位
劉韻珂出生於汶上縣劉樓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兒時雖家境貧寒，但卻非常喜歡讀書習字。少年時為生活所迫，給村中一大戶人家做小工。因其聰明機敏，被這家的老爺看中，成了小少爺的伴讀。又因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村人多以“劉三”呼之。仕至高官後，覆在“劉三”後加“大人”二字。時至今日，汶上人提起劉韻珂時，輒親切地以“劉三大人”稱之。
嘉慶十三年（1808年），劉韻珂16歲時得主人家資助應鄉試，一舉中得秀才，同年入京城國子監學習。在這裡，劉韻珂得到了許多名宿大儒的指點，再加自己的勤奮與刻苦，書法和文章很為時人推重。可惜在隨後的省試中未能取得舉人功名。這令他十分懊悔，更引為奇恥大辱，從此益發刻苦，勵志成才。
嘉慶十八年（1813年），京城科考拔貢，劉韻珂以朝考第一，被任為刑部七品小京官。此後，在京候補，連續七年未被錄用。沒奈何，劉韻珂只得在京城賃屋苦讀。
聰明之二：為人乖巧、皇帝重用
劉韻珂寫一手好字，在京城和汶上小有名氣。道光初年，劉韻珂腦筋一動，撰寫了一幅對聯，經皇帝身邊的紅人送給道光皇帝。此聯甚得道光賞識，從此仕途一帆風順。未多久，劉韻珂即被錄為額外主事。道光六年（1826年）升員外郎，京察一等記名，授道府級爵位。道光八年（1828年）授安徽徽州知府，旋調任安慶知府。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雲南鹽法道，次年升浙江按察使。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四川布政使。同年二月，其父病逝，劉韻珂按例丁憂三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丁憂期滿，劉韻珂先後被朝廷起用為廣西按察使和四川布政使。道光二十年（1840年）升浙江巡撫，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擢至閩浙總督之高位。
劉韻珂既非滿人，也非親貴，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中的拔貢）；他既沒有顯赫家世，也沒有後臺老闆，然而他的官卻升得很快。原因在哪裡呢？亦忱《林則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歷史罪人》中的結論是，劉韻珂“一辦事老實，二為人乖巧。” “辦事老實”為皇帝欣賞，“為人乖巧”討同僚喜歡。亦忱先生的考證或許是正確的。但我以為，主要還是劉韻珂具有非凡的才能。假如劉沒什麼本領的話，他辦事再老實，為人再乖巧，也不會屢屢升官的。何況在當時的社會上比他“辦事老實”、“為人乖巧”的官吏多的是。劉韻珂的乖巧聰明反映在做人上很值得世人學習。
聰明之三：知己知彼、順應戰事
不少人（包括某些學者）認為劉韻珂在鴉片戰爭中是主和派人物，其實不是。至少在戰爭初期，劉韻珂是個徹頭徹尾，與林則徐立場完全一致的主戰派。是劉韻珂舉薦林則徐到廣東禁菸，而且，戰爭一開始，劉韻珂積極做林則徐的後方，安撫難民，並在沿海巡防，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是戰爭的軍事參謀和後勤保障。
道光二十年也即公元1840年，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英國於是年6月發動了著名的鴉片戰爭。在林則徐等率廣東兵民的積極合力防禦下，英軍沒有佔到任何便宜，便按原定侵略步驟，北上進犯。7月初，英軍攻廈門不下，遂乘浙江防務空虛，攻佔了定海。時任浙江巡撫的烏爾慕額因“事前既無準備，臨事不合機宜”被革職，劉韻珂被朝廷調任。到任後，劉韻珂於寧波安撫難民，並在沿海巡防，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農曆正月，新任閩浙總督顏伯燾赴任杭州後，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復，其為心腹之患”的主戰言論。作為顏伯燾的密友，劉韻珂亦極力主張“必應寓剿於防，殲此醜類”。他倆聯名奏請起用林則徐、鄧廷禎等主戰派人士。同時，劉韻珂親赴浙江前線，與將士襄籌收復定海攻剿事宜，並“請添鑄位，以資分佈”，配合兩江總督裕謙積極籌辦浙江防務。
招寶、金雞兩山隔港對峙，形勢甚為險要，而港口只寬三百餘丈，為防止英艦聯結闖入口門，劉韻珂與由粵到浙的四品卿銜林則徐再三商籌，“擬購長大木樁，又從港口偏旁，層層扦釘，填塞石塊，或明或暗，疏密相間，將江門束窄，則逆船勢難直闖，而炮臺均可會攻，於防剿似俱有益。”
聰明之四：重點防禦、不搞消耗
對鎮海和定海的防務，劉韻珂亦多次徵詢林則徐的意見。對於民眾自發抗擊侵略軍的行為，他大力支持，並上書朝廷，讚賞定海各地鄉民“慕敵愾同仇之義，相形踴躍”。
同年六月，道光下令各省撤兵時，劉韻珂竟抗旨不撤，並奏稱“臣自上年蒙恩擢任來浙，以英逆膽敢犯我瀛壖，切齒痛恨，欲加痛剿，以洩憤懣，而振國威．．．．．．廈門失守，覆在各要隘設塹掘壕，杜其登越，並親率各兵，再三激勵，於戰守之法，實已曲盡無遺”。
同年八月十七日，英軍再攻定海，定海三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率軍五千血戰六晝夜，力竭戰死，定海再陷，欽差大臣裕謙在鎮海兵敗後投水而死。寧波守城兵勇望風潰散，寧波失陷。在此情況下，劉韻珂不象其他官吏似的慌張失措，而是採取積極防禦戰略，命令“在籍布政使鄭祖琛率師扼曹娥江，總兵李廷揚，按察使蔣文慶、道員鹿澤良駐守紹興，募兵二萬人守省城”，並“厄守具，清內奸，撫河匪十麻子投降效用”,保住了省城杭州和紹興等地。
當時民間流傳著一幅對聯，道是“揚威威不揚靖逆逆不靖兩將軍難兄難弟；定海海未定寧波波未寧一中丞憂國憂民”。其中“揚威”指“揚威將軍”奕經，“靖逆”乃奕經之弟“靖逆將軍”奕山。兄弟二人寡謀少斷，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中丞”即指當時的浙江巡撫劉韻珂。由此可見，民間對劉韻珂是持讚賞態度的。
聰明之五：以柔克剛、爭取主動
邊局平穩以後，劉韻珂積極主持了修建營房，疏浚水陸要道等活動，並負責賑濟撫卹了流利失所的15萬難民。對朝廷要求增加的捐稅，他堅持“剿敵之款可捐，賂敵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殘破之餘不可捐”的觀點，竭力為治下的百姓減損失，謀福趾。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劉韻珂升任閩浙總督。為防國家與英人做生意時受損失，他採取“陰柔之策”對付“英夷”，表面上，遵守條約讓福州通商，背地裡做下手腳，讓英美商人無利可圖，以致1843年福州的貿易額僅為37萬元，後兩年竟無一艘“番舶”光顧。對此，劉韻珂十分自得，他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裡說：“福州竟不通商，數年後，該夷灰心而去，則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類處此。”當然，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劉韻珂的措施是不妥當的，可站在歷史的角度，卻未免不是一計良策。
同時，為了防止英國人無限制地擴大事端，尋釁滋事，他根據道光的意旨，制訂了《沿海口岸防條二十四則》。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他針對外國商船來我國做生意，不經政府檢查貨物和按律納稅直接與商民談生意的做法，便上書道光皇帝，要求政府制訂一部完整的對外貿易條款。這兩項舉措，對於保衛中國領海，保護關稅權，維護我國的司法、海關等主權，防止列強侵入內地和白銀外流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惜垂暮的道光皇帝和其後昏庸的咸豐皇帝未納忠言，致使以後的中國日漸凋蔽，併為越來越多的外國入侵者所凌夷掠奪。
劉韻珂是鴉片戰爭中唯一一個沒被追究責任而且繼續升遷的官僚，這更反映了劉韻珂的聰明。
開明之一：放眼世界、開發臺灣
劉韻珂對祖國寶島臺灣，亦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不惜涉險過海，親赴寶島，看望慰問高山族同胞，與同胞們密切接觸，頻繁交往，“同行同飲同樂”。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接到臺灣淡水同知史年伯稟報，臺南高山族同胞埔里等6社“求官經理”，要求朝廷開發臺灣。朝廷命閩浙總督劉韻珂派員赴臺調查。為了組織好這次活動，以便把臺灣人民的真實情況反映到朝廷上去，劉韻珂便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曹士桂前往。
曹士桂通過調查，深切地感受到了這樣一個道理，臺灣和祖國血濃於水，人民心向祖國，臺灣與祖國不可分裂。這是歷史大趨勢，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臺灣人民請求政府開發的態度是真誠的。
聽了曹士桂的彙報後，劉韻珂除了行成文字上報朝廷外，並在曹士桂的陪同下親赴臺灣。
當高山族同胞按當地風俗殺雞款待他們，並邀請他們與民同樂時，劉韻珂認為“此情不可拂，此境不易得也”，便“慨然應允”。為了更好地表示對高山族同胞的尊重，劉韻珂除根據朝廷旨令將曹士桂由江西南昌縣令調任臺灣淡水同知外，還安排專人協助高山族同胞搞好開發。臨行時，他專門設官宴宴請高山族同胞的頭面人物，對其他高山族同胞“命以大壇酒給從人與群番暢飲”，“以此禦寒，且以同歡”。劉韻珂、曹士桂等官員真誠的關懷高山族同胞，為他們的生計所焦慮，“慨然者久之”，“惻惻然欲淚”，令臺灣同胞也深受感動。正是因為劉韻珂等從維護祖國統一，保護臺灣人民的利益出發，所以高山族等臺灣同胞始終心繫祖國，即便在日本人統治時期，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開明之二：直言不諱、忠君報國
鴉片戰爭戰火燒到浙江，劉韻珂分析敵情，考慮當時國內外局勢，直言上疏《十可慮奏》，說中了統治者的心病。建議清政府認清形勢，尋求戰略轉移，養精蓄銳，不可硬拼。
戰事屢次失利後，道光帝便不再對前線增調新兵，認為軍事抵抗無用，只能另尋他路。劉韻珂領會了皇帝求和的意圖，為了保住自己的實力和地盤，也由於他看透了形勢，即由主戰派轉為主和派，向道光上了著名的“十可慮”奏摺。一至七可慮為，英方武器精良，又有漢奸幫助，自己軍心、民心不二用。第八可慮，因為戰爭，糟糧難收，大軍失利，軍心不穩；第十可慮，因戰亂頻繁，當地軍民相背，官軍顧此失彼。而尤能打動道光的應是第九可慮，浙江去年雪災，春糧多未布種，物價與日俱增，小民度日艱難，人心浮動，盜賊四起，而地方官又忙於戰事，無暇兼顧。在這樣一個動亂時期，誰能保證沒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敢於講真話，敢於與當時的阿諛奉迎，大拍馬屁的官場風氣唱反調，這既表現了劉韻珂對國家的忠心，更體現了他的膽量。這應是他在交戰省份督撫中唯一未獲咎處反得升遷的原因之一吧！
《南京條約》簽訂後，劉韻珂又逐條分析條約存在的漏洞，提出“十不可不慮”，上書道光皇帝、提醒南京談判當事人耆英，體現了其封建忠君和憂國憂民思想。
韻珂貽書耆英、伊里布等曰：“撫局既定，後患頗多，有不能不鰓鰓過慮者。英船散處粵、閩、浙、蘇較多，其中有他國糾約前來者，粵東又有新到。倘退兵之後，或有他出效尤，或即英人託名復出，別肆要求，變幻莫測。此不可不慮者一也。洋人在粵，曾經就撫，迨給銀後，滋擾不休，反覆性成，前車可鑑。或複稱國主之言，謂馬、郭辦理不善，撤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上所獲之郭逆義子陳祿，皆雲雖給銀割地，決不肯不往天津，而現索馬頭不及天津，殊為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省關口應輸稅課，萬一洋人仍向商船攔阻，勢不能聽其病商攘課，一經阻止，又啟釁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民人與洋人獄訟，應聽有司訊斷，萬一抗不交犯，又如粵東林如美之案，何以戢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處海口仍須設防，修造戰船炮臺，添設兵伍營卡，倘洋人猜疑阻擾，以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今日漢奸盡為彼用，一經通商，須治奸民。內地民人投往者，應令全數交出，聽候安插。否則介夫洋漢之間，勢必恃洋犯法，不逞之徒，又將投入，官法難施，必尋釁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既定馬頭，除通商地面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闖入，取掠牲畜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彼必歸咎於官，而興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定海拆毀城垣，建造洋樓，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此，恐非通商體制，腹內之地，舉以畀人，轉瞬即非我有。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凋敝，由於漏銀出洋。今各省有洋船，漏銀更甚，大利之源，勢將立竭。會子、交子之弊政將行，國用、民用之生計已絕。此不可不慮者十也。至於議給之款，各省分撥。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餉賑災，寧波菁華為洋人蒐括，歲事歉收，責以賂敵之款，勢必不應。若如四川之議增糧賦，江、浙萬不能行。故剿敵之款可捐，賂敵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殘破之餘不可捐。惟亮虓之！”所言並切利害。
開明之三：研究西方、放眼世界
劉韻珂看出“英酋心懷叵測”，“往往聲東擊西，言此意彼”，“仍難保無妄念挑釁，沿海滋擾”。認為“有備無患，唯在先事預防”，“防之於後，不若制之於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靜，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主持修建了各地炮臺，加強險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隨時準備迎擊入侵之敵。在林則徐挑起的神光寺事件中，他基於對英國情況的詳細瞭解，也基於對福州民情瞭解，採取不以微小事端釀成大的外交衝突的做法，體現了其大智慧。
徐繼畲的著述《瀛環志略》，是劉韻珂思想的集中體現。劉韻珂和徐繼畲關係很好，而且政治軍事中相互配合、意見一致，交流的思想、戰略戰術均由徐繼畲記錄在《瀛環志略》中。
《瀛環志略》初名《輿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稿完成，改名為《瀛環考略》，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刻於福建撫署。同治四年（1865年）經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準，由總理衙門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該書分10卷，分裝6冊，總分圖共44幅。書中先為總說，後為分敘，圖文並茂，互為印證，於各洲之疆域、種族、人口，沿革、建置、物產、生活、風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國比較，皆言之頗詳，亦間有議論。
《瀛環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國內外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曾任到福建巡撫的劉鴻翔讚譽此書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員鹿澤長說該書“於國家撫馭之策，控制之方，實有裨益”。
《瀛環志略》中不僅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技術，還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敘述華盛頓領導美國人民取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同時，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與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大同社會”的精神是一致的，並且評論說：美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又說：“華盛頓，異人也……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乎天下為公，侵侵乎三代之遺意”。總之《瀛環志略》介紹並推崇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人物，這在當時來說，確係首創，給予中國當時的思想界以及後來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以重大影響。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康有為在讀了《瀛環志略》之後才“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並把此書列為他講授西學的教材之一。梁啟超在讀了《瀛環志略》後“始知五大洲各國”，並認為中國研究外國地理是從《瀛環志略》和《海國圖志》才“開始端緒”。這些維新思想家都從《瀛環志略》中汲取了營養，促進了他們進行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實踐。
《瀛環志略》集中了劉韻珂的政治軍事和治國安民思想，徐繼畲是劉韻珂思想的整理者和傳播者。
開明之四：泛舟三湖、低調為民
在整個鴉片戰爭中，劉韻珂一直是地方軍區司令，受制於“中央軍委”的欽差，因此難以實現其政治抱負和軍事思想。劉韻珂知己知彼，認識到這種狀況在清政府統治時期無經無力改變，因此在仕途後期表現的更加聰明和開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洪秀全、楊秀清等領導的太平軍即將在廣西金田村起義。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暴動很快就成燎原之勢。再加福建、浙江一帶連年災荒，官府依舊向農民催糧逼稅，造成了越來越多的農民流離失所，窮困不堪，對政府的仇恨與日俱增。閩浙乃邊疆要塞，少數民族頗多，民風獷悍，常有聚眾與官府作對的事件發生，官府亦鎮壓緝捕不及。劉韻珂精於世故，在探知洪、楊等將舉行起義的消息後，密奏道光。誰想垂暮之年的道光皇帝早為英夷等外國入侵者的事纏得焦頭爛額，對劉韻珂的密報未予理會。面對如此局勢，劉韻珂認識到，一旦有人首起舉事，百姓便會雲集響應，其勢必不可收拾。而對喪失疆土的敗軍之將，清政府定然嚴懲不貸。思前慮後，他覺得不如趁現在局勢平穩之際脫身。同年11月，劉韻珂以年老多病為由，向道光皇帝請假回籍調理。道光旨諭：“閩浙海疆緊要，劉韻珂既系久病俱增，毋庸賞假，著即開缺，回籍調理······”顯然，道光皇帝對在多事之秋臨陣脫逃的劉韻珂已露不滿之意。第二年秋天，劉韻珂卸職退居家鄉。
事實恰如劉韻珂所料，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廣西金田村就暴發了後來席捲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劉韻珂非常慶幸自己的及時抽身而退。
居家十餘年間，劉韻珂除有時泛舟遊於南旺湖、蜀山湖和馬踏湖外，尤致力於書法臨摹和研究。他的書法作品剛健雄強，頗得力於柳公權和歐陽詢，再加曾任邊疆大吏，一時書名遠播，甚至高麗、琉球商人也不遠萬里，親來求其墨寶，以得之為幸。而劉韻珂也全然不像某些故作矜持的官僚一般，鄉里親友，無論誰來求書，他無不應允。至今在閩浙地區及魯西南民間，其存世墨跡仍被百姓視為珍寶而世代相傳。他的代表作品是《汶上小壩口重建文昌閣記》等。
同治初年（1862年），皇帝詔劉韻珂進京，委以四品京官。劉韻珂以耳聾目昏，年老體衰為由，力辭不就。同治三年（1864年），劉韻珂以七十三歲高齡，壽終於汶上老家。
結束語：沒有劉韻珂的舉薦，就沒有林則徐禁菸，沒有林則徐的魯莽行事和清政府的高傲，英軍就不會發動大規模的鴉片戰爭。劉韻珂從堅持主戰、到戰略防禦、到主張停戰，體現了其國家（清政府）利益至上的思想，作為戰爭前線的一名地方官吏，劉韻珂為中央盡忠、為邊民盡孝、為治國盡言、以智慧禦敵，不失一名好官。其“穩定壓倒一切”思想，深受道光皇帝推崇，也被咸豐皇帝認可。
劉韻珂是汶上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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