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韵珂（1792—1864）,字玉坡，号荷樵，又号廉访，山东汶上人，鸦片战争时任浙江巡抚。与林则徐关系密切，是在战争初期与林则徐等一样坚决主战的高级官员之一，后曾仕至闽浙总督。
聪明之一：出身寒门、跻身高位
刘韵珂出生于汶上县刘楼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儿时虽家境贫寒，但却非常喜欢读书习字。少年时为生活所迫，给村中一大户人家做小工。因其聪明机敏，被这家的老爷看中，成了小少爷的伴读。又因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村人多以“刘三”呼之。仕至高官后，复在“刘三”后加“大人”二字。时至今日，汶上人提起刘韵珂时，辄亲切地以“刘三大人”称之。
嘉庆十三年（1808年），刘韵珂16岁时得主人家资助应乡试，一举中得秀才，同年入京城国子监学习。在这里，刘韵珂得到了许多名宿大儒的指点，再加自己的勤奋与刻苦，书法和文章很为时人推重。可惜在随后的省试中未能取得举人功名。这令他十分懊悔，更引为奇耻大辱，从此益发刻苦，励志成才。
嘉庆十八年（1813年），京城科考拔贡，刘韵珂以朝考第一，被任为刑部七品小京官。此后，在京候补，连续七年未被录用。没奈何，刘韵珂只得在京城赁屋苦读。
聪明之二：为人乖巧、皇帝重用
刘韵珂写一手好字，在京城和汶上小有名气。道光初年，刘韵珂脑筋一动，撰写了一幅对联，经皇帝身边的红人送给道光皇帝。此联甚得道光赏识，从此仕途一帆风顺。未多久，刘韵珂即被录为额外主事。道光六年（1826年）升员外郎，京察一等记名，授道府级爵位。道光八年（1828年）授安徽徽州知府，旋调任安庆知府。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云南盐法道，次年升浙江按察使。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四川布政使。同年二月，其父病逝，刘韵珂按例丁忧三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丁忧期满，刘韵珂先后被朝廷起用为广西按察使和四川布政使。道光二十年（1840年）升浙江巡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擢至闽浙总督之高位。
刘韵珂既非满人，也非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他既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他的官却升得很快。原因在哪里呢？亦忱《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历史罪人》中的结论是，刘韵珂“一办事老实，二为人乖巧。” “办事老实”为皇帝欣赏，“为人乖巧”讨同僚喜欢。亦忱先生的考证或许是正确的。但我以为，主要还是刘韵珂具有非凡的才能。假如刘没什么本领的话，他办事再老实，为人再乖巧，也不会屡屡升官的。何况在当时的社会上比他“办事老实”、“为人乖巧”的官吏多的是。刘韵珂的乖巧聪明反映在做人上很值得世人学习。
聪明之三：知己知彼、顺应战事
不少人（包括某些学者）认为刘韵珂在鸦片战争中是主和派人物，其实不是。至少在战争初期，刘韵珂是个彻头彻尾，与林则徐立场完全一致的主战派。是刘韵珂举荐林则徐到广东禁烟，而且，战争一开始，刘韵珂积极做林则徐的后方，安抚难民，并在沿海巡防，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是战争的军事参谋和后勤保障。
道光二十年也即公元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于是年6月发动了著名的鸦片战争。在林则徐等率广东兵民的积极合力防御下，英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便按原定侵略步骤，北上进犯。7月初，英军攻厦门不下，遂乘浙江防务空虚，攻占了定海。时任浙江巡抚的乌尔慕额因“事前既无准备，临事不合机宜”被革职，刘韵珂被朝廷调任。到任后，刘韵珂于宁波安抚难民，并在沿海巡防，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农历正月，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赴任杭州后，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的主战言论。作为颜伯焘的密友，刘韵珂亦极力主张“必应寓剿于防，歼此丑类”。他俩联名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祯等主战派人士。同时，刘韵珂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襄筹收复定海攻剿事宜，并“请添铸位，以资分布”，配合两江总督裕谦积极筹办浙江防务。
招宝、金鸡两山隔港对峙，形势甚为险要，而港口只宽三百余丈，为防止英舰联结闯入口门，刘韵珂与由粤到浙的四品卿衔林则徐再三商筹，“拟购长大木桩，又从港口偏旁，层层扦钉，填塞石块，或明或暗，疏密相间，将江门束窄，则逆船势难直闯，而炮台均可会攻，于防剿似俱有益。”
聪明之四：重点防御、不搞消耗
对镇海和定海的防务，刘韵珂亦多次征询林则徐的意见。对于民众自发抗击侵略军的行为，他大力支持，并上书朝廷，赞赏定海各地乡民“慕敌忾同仇之义，相形踊跃”。
同年六月，道光下令各省撤兵时，刘韵珂竟抗旨不撤，并奏称“臣自上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壖，切齿痛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厦门失守，复在各要隘设堑掘壕，杜其登越，并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
同年八月十七日，英军再攻定海，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军五千血战六昼夜，力竭战死，定海再陷，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兵败后投水而死。宁波守城兵勇望风溃散，宁波失陷。在此情况下，刘韵珂不象其他官吏似的慌张失措，而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命令“在籍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曹娥江，总兵李廷扬，按察使蒋文庆、道员鹿泽良驻守绍兴，募兵二万人守省城”，并“厄守具，清内奸，抚河匪十麻子投降效用”,保住了省城杭州和绍兴等地。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幅对联，道是“扬威威不扬靖逆逆不靖两将军难兄难弟；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一中丞忧国忧民”。其中“扬威”指“扬威将军”奕经，“靖逆”乃奕经之弟“靖逆将军”奕山。兄弟二人寡谋少断，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中丞”即指当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由此可见，民间对刘韵珂是持赞赏态度的。
聪明之五：以柔克刚、争取主动
边局平稳以后，刘韵珂积极主持了修建营房，疏浚水陆要道等活动，并负责赈济抚恤了流利失所的15万难民。对朝廷要求增加的捐税，他坚持“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余不可捐”的观点，竭力为治下的百姓减损失，谋福趾。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刘韵珂升任闽浙总督。为防国家与英人做生意时受损失，他采取“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做下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43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后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对此，刘韵珂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处此。”当然，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刘韵珂的措施是不妥当的，可站在历史的角度，却未免不是一计良策。
同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无限制地扩大事端，寻衅滋事，他根据道光的意旨，制订了《沿海口岸防条二十四则》。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他针对外国商船来我国做生意，不经政府检查货物和按律纳税直接与商民谈生意的做法，便上书道光皇帝，要求政府制订一部完整的对外贸易条款。这两项举措，对于保卫中国领海，保护关税权，维护我国的司法、海关等主权，防止列强侵入内地和白银外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惜垂暮的道光皇帝和其后昏庸的咸丰皇帝未纳忠言，致使以后的中国日渐凋蔽，并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入侵者所凌夷掠夺。
刘韵珂是鸦片战争中唯一一个没被追究责任而且继续升迁的官僚，这更反映了刘韵珂的聪明。
开明之一：放眼世界、开发台湾
刘韵珂对祖国宝岛台湾，亦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不惜涉险过海，亲赴宝岛，看望慰问高山族同胞，与同胞们密切接触，频繁交往，“同行同饮同乐”。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接到台湾淡水同知史年伯禀报，台南高山族同胞埔里等6社“求官经理”，要求朝廷开发台湾。朝廷命闽浙总督刘韵珂派员赴台调查。为了组织好这次活动，以便把台湾人民的真实情况反映到朝廷上去，刘韵珂便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曹士桂前往。
曹士桂通过调查，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台湾和祖国血浓于水，人民心向祖国，台湾与祖国不可分裂。这是历史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台湾人民请求政府开发的态度是真诚的。
听了曹士桂的汇报后，刘韵珂除了行成文字上报朝廷外，并在曹士桂的陪同下亲赴台湾。
当高山族同胞按当地风俗杀鸡款待他们，并邀请他们与民同乐时，刘韵珂认为“此情不可拂，此境不易得也”，便“慨然应允”。为了更好地表示对高山族同胞的尊重，刘韵珂除根据朝廷旨令将曹士桂由江西南昌县令调任台湾淡水同知外，还安排专人协助高山族同胞搞好开发。临行时，他专门设官宴宴请高山族同胞的头面人物，对其他高山族同胞“命以大坛酒给从人与群番畅饮”，“以此御寒，且以同欢”。刘韵珂、曹士桂等官员真诚的关怀高山族同胞，为他们的生计所焦虑，“慨然者久之”，“恻恻然欲泪”，令台湾同胞也深受感动。正是因为刘韵珂等从维护祖国统一，保护台湾人民的利益出发，所以高山族等台湾同胞始终心系祖国，即便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开明之二：直言不讳、忠君报国
鸦片战争战火烧到浙江，刘韵珂分析敌情，考虑当时国内外局势，直言上疏《十可虑奏》，说中了统治者的心病。建议清政府认清形势，寻求战略转移，养精蓄锐，不可硬拼。
战事屡次失利后，道光帝便不再对前线增调新兵，认为军事抵抗无用，只能另寻他路。刘韵珂领会了皇帝求和的意图，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也由于他看透了形势，即由主战派转为主和派，向道光上了著名的“十可虑”奏折。一至七可虑为，英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军心、民心不二用。第八可虑，因为战争，糟粮难收，大军失利，军心不稳；第十可虑，因战乱频繁，当地军民相背，官军顾此失彼。而尤能打动道光的应是第九可虑，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个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敢于讲真话，敢于与当时的阿谀奉迎，大拍马屁的官场风气唱反调，这既表现了刘韵珂对国家的忠心，更体现了他的胆量。这应是他在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原因之一吧！
《南京条约》签订后，刘韵珂又逐条分析条约存在的漏洞，提出“十不可不虑”，上书道光皇帝、提醒南京谈判当事人耆英，体现了其封建忠君和忧国忧民思想。
韵珂贻书耆英、伊里布等曰：“抚局既定，后患颇多，有不能不鳃鳃过虑者。英船散处粤、闽、浙、苏较多，其中有他国纠约前来者，粤东又有新到。倘退兵之后，或有他出效尤，或即英人讬名复出，别肆要求，变幻莫测。此不可不虑者一也。洋人在粤，曾经就抚，迨给银后，滋扰不休，反覆性成，前车可鉴。或复称国主之言，谓马、郭办理不善，撤回本国，别生枝节。此不可不虑者二也。上所获之郭逆义子陈禄，皆云虽给银割地，决不肯不往天津，而现索马头不及天津，殊为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后之悔。此不可不虑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省关口应输税课，万一洋人仍向商船拦阻，势不能听其病商攘课，一经阻止，又启衅端。此不可不虑者四也。民人与洋人狱讼，应听有司讯断，万一抗不交犯，又如粤东林如美之案，何以戢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虑者五也。罢兵之后，各处海口仍须设防，修造战船炮台，添设兵伍营卡，倘洋人猜疑阻扰，以致海防不能整顿。此不可不虑者六也。今日汉奸尽为彼用，一经通商，须治奸民。内地民人投往者，应令全数交出，听候安插。否则介夫洋汉之间，势必恃洋犯法，不逞之徒，又将投入，官法难施，必寻衅隙。此不可不虑者七也。既定马头，除通商地面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闯入，取掠牲畜妇女，民人不平，纠合抗拒，彼必归咎於官，而兴问罪之师。此不可不虑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定海拆毁城垣，建造洋楼，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此，恐非通商体制，腹内之地，举以畀人，转瞬即非我有。此不可不虑者九也。中国凋敝，由於漏银出洋。今各省有洋船，漏银更甚，大利之源，势将立竭。会子、交子之弊政将行，国用、民用之生计已绝。此不可不虑者十也。至於议给之款，各省分拨。浙省自军兴以来，商民捐饷赈灾，宁波菁华为洋人搜括，岁事歉收，责以赂敌之款，势必不应。若如四川之议增粮赋，江、浙万不能行。故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馀不可捐。惟亮虓之！”所言并切利害。
开明之三：研究西方、放眼世界
刘韵珂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认为“有备无患，唯在先事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主持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强险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在林则徐挑起的神光寺事件中，他基于对英国情况的详细了解，也基于对福州民情了解，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酿成大的外交冲突的做法，体现了其大智慧。
徐继畲的著述《瀛环志略》，是刘韵珂思想的集中体现。刘韵珂和徐继畲关系很好，而且政治军事中相互配合、意见一致，交流的思想、战略战术均由徐继畲记录在《瀛环志略》中。
《瀛环志略》初名《舆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稿完成，改名为《瀛环考略》，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刻于福建抚署。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
《瀛环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到福建巡抚的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员鹿泽长说该书“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
《瀛环志略》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评论说：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又说：“华盛顿，异人也……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乎天下为公，侵侵乎三代之遗意”。总之《瀛环志略》介绍并推崇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在当时来说，确系首创，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在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在读了《瀛环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并认为中国研究外国地理是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才“开始端绪”。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环志略》中汲取了营养，促进了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实践。
《瀛环志略》集中了刘韵珂的政治军事和治国安民思想，徐继畲是刘韵珂思想的整理者和传播者。
开明之四：泛舟三湖、低调为民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刘韵珂一直是地方军区司令，受制于“中央军委”的钦差，因此难以实现其政治抱负和军事思想。刘韵珂知己知彼，认识到这种状况在清政府统治时期无经无力改变，因此在仕途后期表现的更加聪明和开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军即将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很快就成燎原之势。再加福建、浙江一带连年灾荒，官府依旧向农民催粮逼税，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流离失所，穷困不堪，对政府的仇恨与日俱增。闽浙乃边疆要塞，少数民族颇多，民风犷悍，常有聚众与官府作对的事件发生，官府亦镇压缉捕不及。刘韵珂精于世故，在探知洪、杨等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后，密奏道光。谁想垂暮之年的道光皇帝早为英夷等外国入侵者的事缠得焦头烂额，对刘韵珂的密报未予理会。面对如此局势，刘韵珂认识到，一旦有人首起举事，百姓便会云集响应，其势必不可收拾。而对丧失疆土的败军之将，清政府定然严惩不贷。思前虑后，他觉得不如趁现在局势平稳之际脱身。同年11月，刘韵珂以年老多病为由，向道光皇帝请假回籍调理。道光旨谕：“闽浙海疆紧要，刘韵珂既系久病俱增，毋庸赏假，著即开缺，回籍调理······”显然，道光皇帝对在多事之秋临阵脱逃的刘韵珂已露不满之意。第二年秋天，刘韵珂卸职退居家乡。
事实恰如刘韵珂所料，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广西金田村就暴发了后来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刘韵珂非常庆幸自己的及时抽身而退。
居家十余年间，刘韵珂除有时泛舟游于南旺湖、蜀山湖和马踏湖外，尤致力于书法临摹和研究。他的书法作品刚健雄强，颇得力于柳公权和欧阳询，再加曾任边疆大吏，一时书名远播，甚至高丽、琉球商人也不远万里，亲来求其墨宝，以得之为幸。而刘韵珂也全然不像某些故作矜持的官僚一般，乡里亲友，无论谁来求书，他无不应允。至今在闽浙地区及鲁西南民间，其存世墨迹仍被百姓视为珍宝而世代相传。他的代表作品是《汶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等。
同治初年（1862年），皇帝诏刘韵珂进京，委以四品京官。刘韵珂以耳聋目昏，年老体衰为由，力辞不就。同治三年（1864年），刘韵珂以七十三岁高龄，寿终于汶上老家。
结束语：没有刘韵珂的举荐，就没有林则徐禁烟，没有林则徐的鲁莽行事和清政府的高傲，英军就不会发动大规模的鸦片战争。刘韵珂从坚持主战、到战略防御、到主张停战，体现了其国家（清政府）利益至上的思想，作为战争前线的一名地方官吏，刘韵珂为中央尽忠、为边民尽孝、为治国尽言、以智慧御敌，不失一名好官。其“稳定压倒一切”思想，深受道光皇帝推崇，也被咸丰皇帝认可。
刘韵珂是汶上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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