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內閣制的開始，而內閣又是黨爭的開端。明代自永樂一朝創設內閣到正德時期的發展壯大已成為國家行政的權力中樞。
但隨著內閣權力的增大，內閣首輔的位置便成為了人臣垂涎之位，權力之爭便引發朝局多變，政爭不擇手段。昨日袍澤黨權的，明天可能變為階下之囚；嘉謀黨議，轉瞬之間便被斥為邪言謬論。到嘉靖一朝，朝廷內閣連續出現集中各種陰謀和殘忍的鬥爭。內閣儼然成為施用陰謀詭計以互相吞噬的戰場，再加上嘉靖皇帝操縱於上，使得鬥爭更加熱鬧。
內閣是內訌的中心，而明代黨爭的標誌便是嘉靖一朝舉國震動的處死原內閣首席大學士夏言的大事。將內閣首輔斬於西市，這是明代自設立內閣以來未有的鉅變。夏言之死，是他和嚴嵩長期反覆鬥爭的結果。嚴嵩以外寬內狠戰勝了驕傲剛愎的夏言，為其躍登皇帝之下最高掌權執政地位拔除了一個大釘子，但明代的黨爭也因此而開始。
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進士，旋任兵科給事中。他“性機敏，善屬文”。嘉靖登基後，他疏言前此“雍弊已極”，籲請新人內閣大臣，保持施政渠道暢通，禁止奸人借獻田王府的名義以兼併農民的土地。他非常支持當時的首輔楊廷和和廢黜正德時期的弊政，誅逐小人，平反冤假錯案。
夏言為人鋒芒畢露，雖以年輕新進，但奮勉以盡職責。當時正是正德嘉靖的交替之際，人心亟思變革，他的言論風采和實幹作風，在朝野獲得了良好的聲譽，被普遍認為是幹才，並曾受到年輕嘉靖的賞識。由此，便給予其依其政績擠上中樞政治舞臺的機會。登第未二十年，即被擢升為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尚書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授武英殿大學士，參機務。
當時內閣首輔為李時，他的為人拘謹有餘而才幹不足，因此內閣政務多由夏言策劃。不久因李時的去世，夏言便為內閣首輔。嘉靖十八年（1539），又加少師、上柱國。明朝人臣加上柱國的，僅有夏言一人。由此可見，夏言早年仕途通順，在當時武人能出其右。
他也頗善窺測嘉靖的意圖，任禮部尚書時曾大力協助嘉靖定大禮議之禮，也在嘉靖喜愛的青詞方面下足了工夫很得嘉靖的歡心，所以能鞏固寵幸。當也因此，更助長了夏言的“危福自由，無所忌憚”。他不但對群臣頤指氣使，表現專橫，後期對嘉靖的某些詔書也敢怠慢，流露出對嘉靖一些過分作為的不滿，在執行上做變通或打折扣，因而被嚴嵩等人利用為可攻之隙。
夏、嚴矛盾種種原因不止一端。夏言的功名科第晚於嚴嵩十二年，而受擢升入閣則在於嚴嵩六年，並且在內閣中又居於嚴嵩之上，常常以部屬視嚴嵩，因此歷來為嚴嵩所深嫉痛惡。嚴嵩將他作為自己謀取進一步提高權位的主要障礙，一心要排擠夏言下位，奪其首輔之位。
嚴嵩深知以夏言的功績，特別是受到皇帝的信任，要將之一蹴而就擠倒並非易事，因此他採取了外示懷柔，暗中處心積慮，詆譭讒害以中傷的手段。尤其他全身注視著嘉靖與夏言君臣關係的微妙變動，著意影射離間。
長期以來，嚴嵩“偽為謙讓”，對夏言“如子之事君”。同時他在嘉靖面前又處處顯出善於體會意圖，柔順阿附，除君主意旨外別無個人見解，企圖反襯出夏言的怠慢。他深知嘉靖此人“惡下專權”，多疑而專斷，雖然幽居在深宮但從不放棄權柄，非常重視君主的權威，於是針對夏言進奏隨意不按照規章制度，奉詔修撰青詞以舊作搪塞招致嘉靖不滿而乘機離間，唆使同黨奏疏揭夏言陰私，自己則加倍勤勉謹慎以示對嘉靖的敬畏。
夏言逐漸察覺到嚴嵩的暗算，對其廣納賄賂和值黨樹勢等非常不滿，經常以冷語相視之。嚴嵩卻能強顏忍受，從未以年齡大受凌辱而不堪，反而表現出對夏言更加畏懼，甚至不惜親自到夏言官邸跪呈請柬，賦詩頌揚夏言“親佐唐堯致太平”、“有千年社稷之功”等等。
嚴嵩善於在小節上下慢功夫，以達到預期的達目的。凡是遇到皇帝派來的小宦官，他必親自接待，殷切問好。臨行又給予金錢與其袖中以買好。於是這些宦官便伺機在嘉靖面前給他說好話。而夏言對於此輩總是不屑接待，因而招致這些御前親信宦官們的反感而屢進惡言。
特別是對於皇帝將修玄供仙置於國事之上，夏言逐漸不加掩飾地流露出不滿，更使得他與嘉靖之間的隔閡加深。嚴嵩看準火候，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便直接在嘉靖面前發動對夏言的攻擊。最後又借夏言支持山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之議忤逆帝意，力言復套失誤的責任在夏言“強軍脅眾”，激成嘉靖下詔將夏言、曾銑入獄。
“頓首雨泣，憨言見凌壯，振暴其短，力言夏言之失，帝大怒，獄之。”《明史·嚴嵩傳》
所謂復套之議，乃是建議將自正統年間被蒙古俺答部侵佔的河套地方收復過來，因為河套地方是連結塞內外的軍事重地。蒙古佔有河套，既便於入掠陝西、甘肅，更利於直搗宣府大同，進犯北京，形成對明方長期的威脅。
弘治和正德君臣都曾做過軍事力量收復河套的努力，但均以失敗告終。曾銑善於用兵，屢立戰功，委任又富有韜略，矢志首輔河套以解除來自西北邊陲的壓力，故奏請率兵復奏。夏言認為可行，即力請准奏。
當時嚴嵩附和夏言之見，嘉靖亦曾下詔嘉勉，但不久嘉靖又聽納反對復套諸臣之議而態度鉅變。嚴嵩更是一反前見，無限夏言揹著嘉靖私擬支持曾銑復套的詔書，這直接戳中了嘉靖最為忌諱的權臣結交痛點，因此將夏言以忤逆帝意，私結武將斬首。
夏言是明代唯一被公開斬首的首輔，這不僅是夏、嚴兩黨鬥爭的殘酷結果，更說明了嘉靖此人的反覆無常和狹隘寡恩，也只有在這樣特定的政治氣候下，嚴嵩以懷柔取寵，借刀殺人的陰謀才有得逞的可能，同時伴隨著嚴嵩黨派的勝利，標誌著朝廷黨派鬥爭的開始。
夏、嚴的複雜個人恩怨以嘉靖的最終決斷而導致的悲劇，其帶來的嚴重政治餘波就是內閣到朝堂自上而下的黨爭站隊。夏言的被害不是明代內閣內訌的終結，而僅僅是一個呵呵的結束，同時又是另一個新回合的開始。
自嘉靖朝夏言被害以來，內閣制內的烽煙從未停息，曾任內閣主要輔臣的大臣，少有能保存始終，保持榮譽而退位的。這種險惡的內閣格局也使得嚴嵩獨掌朝綱的基礎略顯薄弱，因其利用陰險手腕以達上位的目的畢竟有違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清流思想。
但隨著嘉靖長期不朝而怠政的推進，嚴嵩獨攬朝綱犬馬帝意的專行，以內閣徐階、高拱、張居正為代表的“倒嚴派”很快便達成了相同的利益訴求。而在嚴嵩倒臺後，次輔倒首輔，輔臣倒閣臣的黨爭鬧劇便不斷上演，直至崇禎明代覆亡。夏、嚴兩人的鬥爭標誌著黨爭的開端，內閣從此成為了明代中央的內訌中心，黨爭從此以更為微妙的形式在有明一代不斷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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