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16世紀後期的中國是以變革為時代主題的。這時的明朝外有蒙古、倭寇的連年侵擾，內有國家體制的腐朽，整個政權處於岌岌可危之態。雖然期間有楊廷和、歐陽鋒、潘季訓、龐尚鵬和海瑞等中央和地方官員的努力挽救，可依然阻止不了這座大廈的傾覆。直到張居正主持國政，明朝的統治危機才算稍有緩和。
1.張居正的上位
說起明朝，可能聯想到的要麼是《明朝那些事》，要麼是萬曆年間和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隨即便又會想到著名權臣張居正，其爭議歷來是人們的談資。隆慶六年（1572），年僅10歲的小皇帝朱翊鈞即位，次年即改為萬曆元年。此後的十年裡，內閣首輔張居正站在權力中心，開啟了屬於他自己的張居正年。
（圖一：萬曆皇帝朱翊鈞）
張居正，湖廣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此後便開始了在官場上的摸爬。張居正曾出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學士，在隆慶皇帝還是裕王時擔任過他的講讀官，即位之後便以吏部左侍郎的身份為東閣大學士，後官升至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若官運就此止步，想來張居正還不至於招惹來之後的重重爭議，甚至還可能博得個身後美名，惹人稱羨。
到年幼的萬曆皇帝即位之後，張居正聯合太監馮保和萬曆皇帝的嫡母、生母兩宮太后，逐去高拱，成為內閣首輔，至此鐵三角——李太后、馮保、張居正——正式形成。張居正也開始了自己權傾朝野的傳奇一生。
（圖二：張居正畫像）
2.明朝管理制度的現狀
萬曆皇帝繼位的時候，明朝早已是不堪重負，內憂外患動搖著這個國家的政權。明朝剛建立的時候，洪武皇帝廢除丞相制度，改為內閣。
廢丞相後最大的弊端是官僚系統內缺乏了一個強有力的管理機構，具體表現在國家機關的效率極其依賴於皇帝的勤政和明斷，而官僚系統內部的相互掣肘容易演變成一股推諉與傾軋之風。
（圖三：宰相與內閣職權的對比）
在這樣一種體制之下，如果遇到一位昏庸、怠懶的皇帝，國家大事的決斷要麼緩慢進行，要麼大權就會落入他人之手。即使是後來建立起來的內閣，處於皇帝與百官之間，也只是負責草擬、預備顧問之事，對於行政系統內部的管理並無職權。
隨著明朝社會問題的增多與統治集團內部不斷加劇的複雜程度，到了嘉靖以後，內閣權力有所增加，但內閣官員在權力的鬥爭中還難以大展抱負。
3.張居正的改革
到萬曆初年，明朝正是危機四伏的時候，張居正任內閣首輔，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推行了一系列的整頓與改革，《明史》記載："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
便可知他的努力是以提高國家行政機關的效能為中心的。但他的處事卻是持正務實、權謀委曲、獨斷專行兼而有之，這也是他後來的爭議不斷的源頭。
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開始了他的行政整頓，首先以吏治為中心。在官員的考核方面他推行考成法，具體是以六科督查六部，以內閣督查六科，其法包括逐級考成與隨事考成。逐級考成主要針對各級行政官員，上級官員定期對屬官加以評定，直至吏部。
隨事考成主要針對中央因事派出撫按地方的御史。並且對外派官員的言論施行建言立案的策略，這樣一來無論是遣使外出者還是被派出者都需謹言慎行，務求首尾清楚。這些做法使得明朝的官僚系統得到振作。
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官僚系統的運作之後，便將其整頓的核心放在了財政方面。在嘉靖中期以後，明朝的財政便陷入了嚴重困境，嘉靖後期僅需要發給北部邊疆軍隊的餉銀——"京運年例銀"每年大約支出400餘萬兩，僅此一項即相當於中央國庫太倉每年收入白銀數量的總額。
張居正柄政時期，東南倭寇肆虐的情況幾乎都已肅清，北面與蒙古也達成議和協議，這為整頓財政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對於財政上的整頓依然是從開源節流上來著手，具體是從節、賦、糧、馬四個方面來進行。首先是節省皇室和政府的開支，倡導能省則省的策略；其次便是利用考成法清收田賦，能免除的便免除，該交納的及時交納。
官員徵收賦稅不及額者予以處分；再次便是行漕糧冬收春運之法，以減少水患造成的漕糧損失；最後是改為民間為太僕寺養馬的力役為交銀免役，太僕寺因此便能積累馬價銀400餘萬兩。數年之間，國家財政得以大大好轉，國庫銀糧有了一定的儲備。
在這樣可喜的情況下，為了繼續穩定社會與財政，於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在全國推行了著名的一條鞭法政策。一條鞭法主要是以州縣為單位，以經過重新清丈的田土的等級和數量與人丁為基礎，將該州縣原額田賦、力役等應承擔的各項賦役一概摺合為白銀徵收，當然除去蘇、松、常、嘉、湖地區供應京師食用的白糧以外。
這樣便一改明初賦稅不均的問題，使賦稅負擔重新和田產與丁口相應，多佔田者多交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賦稅的公平合理性，摺合為白銀徵收減輕了民間徵收和運送的壓力，推動了農民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根本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所以即便是張居正死後這項政策也依然在推行，足以見得其合理性。
（圖四：明朝一條鞭法施行圖）
4.對張居正改革的評價
張居正是歷史上備受爭議的官員之一，主要是針對其獨斷專權。其實縱觀整個中國歷史，但凡是改革的發起者，其倡導的政策得以施行的情況下，大多會陷入輿論的漩渦。輕者改革破產，個人失志，重者招來殺身之禍。但像張居正這樣備受爭議的改革家卻是少有。
（圖五：張居正故居）
綜觀張居正一生，其為人勇敢任事，深沉莫測，行事多獨斷專權。實施改革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於站在權力巔峰的張居正來說，要使自己的改革政策在全國實行，獨斷是最有效方式，做法著實過於激進，以致活著時眾人不敢發話，死後才惹得皇帝、官員的攻擊討伐。
張居正的改革是私心更多還是公心更多如今已無法證實，但他的改革所取得的結果卻是可以考證的，他的通識大體與知人善任也是可以考證的。
自15世紀中葉以來，張居正執政的10年是明朝國家行政系統最有效率、國家最為穩定的時期。雖然他的系列改革對於明朝來說是治標不治本，但是其具體的內容，尤其是一條鞭法的推行，適應了商品貨幣關係普遍發展的歷史趨勢和人民對於社會穩定的要求，對促進社會繁榮和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結語：
張居正於萬曆十年（1582）病死，此時萬曆開始親理朝政。對於張居正的專權皇帝已經漸漸不滿，而受到壓制的官員與利益損害者更是乘機群起而攻之，加劇了萬曆皇帝的猜忌之心，隨後便是一系列對張居正家小和他的相關人員的狂風驟雨般的打壓、迫害。
但還是那句話，他為追求效率而運用嚴苛手段，專權而不恤人怨，雖非貪瀆但也不能兩袖清風。但是身死之後的打擊多是基於政治權利的角逐，其罪名多是誇大乃至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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