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封城，天门关闭，还是有孩子任意穿梭期间参加朋友聚会，感情一看就是过命的交情。
父亲及时联系顺风车，把孩子接了回来，当地在哪里隔离怎么隔离，此时说清楚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父子感情，血浓于水，突破各种封锁，把儿子接回家。
古人云“子不教，父之过”。这句话源于《三字经》。
意思是：“生养孩子不严加教育，是父母的过错。”
中国文字很奥秒，“教”字很形象，“孝”字加个“文”，学文为教，不教就不孝。但是“父之过”并非只指父亲，而是父母，父辈。天下父母无不“望子成龙”，谁也不想养个“坑爹”的孩子。
荆州父子情，在疫情防控期间有些离谱，其实我们可以学学梁启超的教子之道。梁氏一门出三个院士，其他几个子女也都是各自领域里杰出人才。
疫情期间，父子在家相处时间多了。梁氏家教在这种情形之下进入视野。小编开个文字直播。
梁氏一门九朵奇葩，满门俊秀。看看梁启超是如何教育子女并获得成功，他的教育方式和理念，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和借鉴。
梁启超是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他在中日甲午战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呼吁变法维新，就以教育为突破口。他总结中国维新变法的历史教训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见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梁氏家教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把家教视为国民教育之基础。他以为，儿女都应该是人格健全，能为国家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的新式国民，而不止是梁家的孝子贤孙，只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梁启超始终认为，“教育之事，为国家前途所托命”，学校教育如是，家庭教育亦如是，没有例外。
这样，我们就能了解，从梁启超到梁思成辈，再到梁从诫辈，何以梁氏几代人都能把家国情怀作为君子以道自任的情感归宿。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氏，1873年2月，梁启超出生时，梁氏一族迁居此地已245年，一直都以农耕为业，是最常见的普通农民。
这是梁氏家风与家教的起点。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中多次提到他们是“寒士家风”，有其“家门本色”，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梁家所在的新会，地处岭南，以乾嘉汉学为主流，把“宋明义理名节之教”看得很重，主张“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
梁家教育子孙，固然离不开“学而优则仕”，离不开科举仕进，但其重点并不在于知识的灌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强调道德的内省和修养，强调淑身与济物、立志与做人，将“义理”和“名节”视为一个人立身的根本。
现在青少年从幼教读到大学、硕士、博士，获得了很高学位，拥有了很多知识，也不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或批判挑战精神，为什么内心却变成了一片荒原，或者说荒漠化，从而丧失了做人的能力呢？有那么多青年人先后成为侧目的衙内，又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人们或归结为教育意义丧失，或归结为生存压力造成的心理失衡。其实，追根溯源，最重要的还在我们教育不当，身不立而心不正，只讲出人头地，只讲功成名就，只讲实现自我，只讲社会竞争。
荆州的例子是可以稍微归纳一下。只讲狼性，不讲人性；只讲做事，不讲做人；只讲眼前，不讲长远，看上去是帮助孩子走向成功之路，实际上，是引导他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梁启超怎么做的？他以其对新民的思考以及对子女的教育，回应来自现实的挑战。
梁启超对九个儿女的教育，首先也是父爱的教育。这和荆州的科长是一样的。
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一再表示，他对他们的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这种爱不仅惠及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
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在写给二人的信中按捺不住他的喜悦之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他也要求孩子经常写信给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写信成为他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
他一生写家信超过百万字。很多信都是午夜之后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慈父爱子的拳拳之心。
应该说，父母爱其子女是天经地义的，是人的天性使然，所谓舐犊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接送孩子没有错，但分时候啊，这个时候，性质就变了。
这种荆州之爱容易异化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溺爱，孩子想怎样就怎样，要星星不能给月亮，培养出来的孩子多是逆子或废物；另一种是棍棒之下出孝子，恨铁不成钢，但棍棒通过皮肉传达给孩子的东西很复杂，很多时候和父母的初衷相反。
所以，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我爸是李刚，故宫奔驰女，都是炫富，炫父等鸡犬心理，高攀富贵扭曲性格的流行，就容易变成子女的放任和纵容。
如果说世俗溺爱是在物质方面，不加限制地满足孩子所有要求，那么，普通老百姓可能还没有太大失衡。一些有社会地位的科长精英，则因溺爱容易把孩子变成自私的人，不负责任的人，缺少家国情怀、人文情怀的人。
梁启超是个慈父，也是个严父。
他对待子女，既有关爱、呵护，也为他们安排未来，提供建议和帮助，对人生指导和要求。1920年代，女婿周希哲在加拿大任外交官，1926年，国共发动北伐，随着时局变迁，北洋政府陷于困顿之中，作为妻子的梁思顺很为生计前途担忧。
这时，梁启超既没有放弃为希哲寻找新出路，又一再写信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这点困难就着急发愁，他说：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捧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这一番话让思顺颇受教，终于安下心来。思成是梁家长子，梁启超对其期待和关心自然更多一些。他一度对思成非常担忧，身体是一方面，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思成的精神气象和性情。
他在一封信中说道：“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人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为此他劝告思成，做学问不要专于某一门，“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什么叫苦口婆心？我以为，这总算是苦口婆心了。
不知道荆州科长接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苦口婆心发个长长的微信。家里都好，勿念。
再看梁启超是如何对待儿子梁思忠的。这些子女中，思忠的政治热情最高，他留学美国，甚至选择了学习政治。
梁启超得知后写信表示：“思忠来信叙述入学后情形，我和你娘娘都极高兴。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
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既尊重子女的选择，又不放弃引导、教育的责任，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事实上，这时的梁启超是很为思忠感到担忧和不安的。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思忠在海外也热血沸腾，竟提出中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
就像我们荆州这位儿子要闯天门是一样的。
天下父亲都一样。梁启超也是在“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他说，“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毕竟，这是关系到儿子终身的一件大事。
对于儿子要“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他首先给予充分的肯定，然后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
基于这个理由，梁启超最初同意儿子回国的。梁启超倾向于去白崇禧或李济深那里，而且已派人去联系。但仅过去三个礼拜，梁启超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
他坦诚地向儿子说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李济琛在粤，一天内杀左派二千人，两湖那边杀右派也是一样的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
梁启超对思忠仍放心不下，几天后又在给思顺信中谈到思忠：“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虽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如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让他走错路。所以我对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看看人家这父亲，是怎么把儿子稳住的。
既尊重子女意愿，又不失时机循循善诱，在女儿思庄求学这件事上，也体现着梁氏家教的这一特点。
1925年，思庄和大姐思顺一起赴加拿大，当时她只有十六七岁，却一心想进大学。由于不够资格，只能先读中学，一年后再考大学。
年轻人满怀理想、心高气盛，最不能受到挫折，梁启超便写信告诫她：“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上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
对于思庄的学业，梁启超也曾有所考虑，他一直希望思庄能做他的助手，为此，他曾建议思庄：“我想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今日，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你来做一个‘先登者’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好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罢。”
梁思庄最终没有接受父亲建议，她坚持学习文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此后她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的教学和研究。
可见，梁启超对待儿女，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
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几个孩子，从报考专业到在校学习，再到毕业后的职业选择，甚至成家以后的生计问题，他都亲力亲为，尽量为他们做出妥善安排，绝不敢掉以轻心。
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
他希望思庄学生物，思庄不喜欢，他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他主张做学问要讲一点“趣味主义”。
在梁启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积极探求的精神和勇气。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不要总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梁启超最怕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一次写给思顺的信中，他谈到对思成的担忧：“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即如目前因学费艰难，也足以磨人。但这是一时现象，还不要紧，怕将来为日方长。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他有时也现身说法：“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有极通达、极坚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梁启超是个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他写给孩子们的每一封信，都传递着他的体温，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和、真挚和暖意，种种人生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
从微信发布看，荆州父亲也常常开家庭会议，但儿子除了在朋友圈晒晒家风，实际效果好像不大。孩子的人生哪里有那么多顺风车，好好培养吧，路靠他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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