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關於中國古代建築中所保留的文字資料，大部分都來自於一本叫《營造法式》的書。這本書為宋朝的李誡所著——他是北宋著名建築學家，曾主持修建了開封府廨、太廟及欽慈太后佛寺等大規模建築——全書共計34卷。
《營造法式》中記錄了大量建築樣式制度以及各種材質的雕刻拼接方法。比如介紹了建立城牆、營寨的方法，各種石頭的結構和雕刻方法，大型木製材料的構架方法，立柱、橫樑、枋、額、斗拱、椽等，小型木質材料的構架方法，包括有門、窗、隔扇、天井，還有佛龕等，瓦片的選擇；介紹了瓦片種類的選擇以及瓦片裝飾的方法，以及房屋建築內裝飾畫的製作方法，不同顏色種類畫法的選擇等。
而《營造法式》之所以在今天還有著如此地位，和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二人有著莫大的關係。梁思成對《營造法式》的作者李誡欽佩不已，甚至給自己的兒子起名梁從誡。但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之前，其實還有一人，對中國近現代建築史有著極大的影響和作用，他就是我國第一個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和保護古代建築遺產為宗旨的民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的創立者朱啟鈐。當時的營造學社設文獻組和法式組，朱啟鈐自任社長，兼任文獻組主任，梁思成擔任法式組主任。可以說，營造學社是最早研究中國傳統建築式樣、設計的學術團體，奠定了中國古代建築學的基礎。
以下內容節選自陳新華所著的《風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時代》第八章《絕學大昌》，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風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時代》，陳新華著，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1月版。
作者丨陳新華
梁思成林徽因“放棄了他們蓋洋房的好機會”
1931年秋，梁思成所在的東北陷入日軍的圍城當中。東北之外，對於剛剛擺脫了軍閥混戰，和共產黨的內戰還只侷限於內陸一隅的南京國民政府，卻是一段難得的安穩時光。亂象裡的間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步入了快速發展的“黃金十年”。一邊是此起彼伏的槍炮和硝煙，一邊是正在展開的建設藍圖。
中國的建築業由此獲得大發展的空間，建築師也成為鍍著金的閃閃發光、最令人羨慕的職業。林徽因、梁思成的同學這時紛紛轉戰建築事務所。中國南北兩個著名的建築事務所—基泰和華蓋皆由留美生創辦。林徽因、梁思成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同學陳植、童寯、趙深在上海創辦了華蓋建築事務所，楊廷寶、朱彬和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的關頌聲在天津成立了基泰工程司。他們的建築作品遍及天津、北京、上海、瀋陽、南京、重慶、成都等城市，一時間炙手可熱，聲名遠播。
同是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卻做了另外一個選擇，“放棄了他們蓋洋房的好機會”（林徽因語），加入一個鮮為人知的私人研究機構—中國營造學社，從頭開始研究中國建築史，創建中國建築學體系。這是中國學者此前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他們之所以一意要研究中國建築史，起因是1925年梁啟超寄往美國的重版古籍—陶本《營造法式》。梁思成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一陣驚喜之後，又帶來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惱，因為這部精美的鉅著竟如天書一般，無法看懂。苦惱過後，他暗下了決心：我想既然在北宋（960—1127年）就有這樣系統完整的建築技術方面的鉅著，可見我國建築發展到宋代已經很成熟了，因此也就更加強了研究中國建築史，研究這本鉅著的決心。
雕木作制度圖樣 《營造法式》卷三十二。
同樣為這本書興奮、著迷、苦惱、困惑，遍歷各種情緒的，還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的中國營造學社的創始人—朱啟鈐。除了眾所周知的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的身份，朱啟鈐本身還是《營造法式》的發現者、再版人。
1931年，《營造法式》像一根命運的紅線，連起了兩頭原本或許不會有交集的人。
朱啟鈐，譜名啟綸，字桂莘，晚年別署蠖公，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1872年11月12日）生於信陽州（今河南信陽）。朱氏一族，為南宋朱熹後裔，是不折不扣的名門之後。他的曾祖朱世熙歷任永定、衡陽、桂陽等縣知縣，後主講貴陽正本書院。外祖傅壽彤為咸豐三年（1853年）進士，晚年辭官，定居長沙，築止園自娛，與郭昆燾、郭嵩燾、王闓運觴詠往還。
此外，朱啟鈐的兩位姨丈黃國瑾、瞿鴻禨以及岳丈陳遠濟也都是出身名門，官勢煊赫。朱啟鈐幼時寄養在外祖父傅壽彤家，親見外祖父以寸刻寸金的緙絲、宋錦裱帙書畫，“愛其雅麗工緻”，母親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的斷片綴輯成香囊荷包，或碎裁花樣，做針黹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他成年以後對傳統技藝和藝術的感情，就牽連在家族的這些舊夢當中。
朱啟鈐是使北京具有現代城市雛形的第一人
光緒十七年（1891年），朱啟鈐的姨丈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命朱啟鈐隨侍歷練。19歲的朱啟鈐從此開始了宦途生涯。他最初做的是負責工程的小官，因為瞿鴻禨以為科舉不易，不如從實事入手。朱啟鈐自己少年時“得外舅陳松生（名遠濟）先生隨使英法時之遺書，粗聞以製造致富強之說”，志願也是實業救國，由此和工程技術結下了不解之緣。朱啟鈐本人機敏好學，又有遠超尋常人的幹練俊邁，踏實勤奮。所以民國知名記者曹聚仁說他能當官，也會當官。
朱啟鈐（1872－1964），字桂辛，號蠖公，人稱“桂老”。他是我國20世紀最早的一位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卓越組織者及開路先驅，是古物陳列所的發起人之一。
1922年8月，正在北京大學教書的胡適初見朱啟鈐，在日記裡也說：“此人自是一個能幹的人；聽他的話，竟不覺得他是一個不讀書的人。他是近十年內的第一個能吏，勤於所事……交通系的重要分子，以天資的聰明論，自然要推葉恭綽；以辦事的真才論，沒有可以比朱啟鈐的。”勤於所事務的又是實學的朱啟鈐碰上了經世致用的時代，一路如魚得水，硬是從地方的工程小吏穩打穩紮，做到了京城要員，且這要員是經歷了晚清、洪憲、北洋、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5個歷史時期的。
單在北洋政府，朱啟鈐就先後做了5任交通總長、3任內務總長以及一任代理國務總理。宦海沉浮，難免譭譽交織。1915年，43歲的朱啟鈐作為袁世凱的內務總長、國務總理，助其籌備登基大典，此事成為他人生中飽受詬病的汙點。坊間至今流傳著一張朱啟鈐在袁世凱祭天大典上的照片，冠冕堂皇，儼然一個朝中重臣。他本人後來因此被通緝，遭萬人唾罵。
徐世章（右一）、徐世昌（右五）、朱啟鈐（右四）等。
梁思成、林徽因和他合作前，為了這樁舊事，也曾躊躇再三，差一點失之交臂。及至後來一起共事，朱啟鈐不嫌繁難，心甘情願為中國建築史鋪路作石的精神，令梁思成、林徽因心折口服，自此終其一生，夫妻二人對朱啟鈐都敬重有加，再無微詞。
說起來，朱啟鈐和梁思成、林徽因之間，還真是有著解不開的緣分。很多人都知道 1949 年後梁思成出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林徽因任委員，共同規劃北京城的建設，卻少有人知，在他們之前，改造北京舊城，使其具有現代城市雛形的第一人，正是朱啟鈐。
中國傳統社會里從來沒有過市政的概念。清末西風東漸，清政府設立了巡警部。當時中國警察的職責範圍要比西方警察廣泛得多，人口普查、公共工程、消防、救濟貧困、公眾健康、公共衛生、社會治安都包括在內。1905年，督修天津勸業場返京的朱啟鈐就做了管這雜七雜八一攬子事的內外城巡警廳廳丞。曹聚仁說：“我們如今看來，警察算得什麼? 在當時，卻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輕有膽識敢作敢為的敢去推行。”
那時，北京的晚上到處烏漆墨黑，朱啟鈐想在北京街上裝路燈，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他。裝上了路燈，他們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單行道制，而敢違犯這規矩的乃是肅王善譽的福晉，他們竟也有勇氣冒犯權威，判罰那福晉銀圓十元。更難得的是，他們居然有辦法使肅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
打通長安街，“御街”成了民眾出行的通衢大道
民國成立以後，朱啟鈐當了交通部部長和內務總長，北京的市政建設正是他的分內之事。
京劇《游龍戲鳳》裡，正德皇帝對李鳳姐說：“在那北京城內，大圈圈裡頭有個小圈圈，小圈圈裡頭有個黃圈圈。我就住在那黃圈圈裡面。”這戲詞成了人們對北京舊城最直觀的印象。“大圈圈”指內城，“小圈圈”是皇城，“黃圈圈”則是紫禁城。北京建城之際，出於安全考慮，紫禁城被包裹在重重城牆之內。隨著人口的增加和交通的繁忙，皇城已經成為堵在城市中央的一個巨大的障礙。然而皇室不在，皇權餘威還在。改動皇城？幾乎沒有人敢想象。朱啟鈐以當年判罰肅王福晉的勇氣，決定在太歲頭上動動土。
他先拆了天安門到中華門之間廢棄日久的千步廊，把拆下的磚瓦木料運到社稷壇，再把社稷壇規劃建設成北京市的第一座公園—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隨後，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也被拆除，長安街整體打通，以前的“御街”成了民眾出行的通衢大道。
新華門改建工程。
北京城城區改造最重大的工程，是正陽門，俗稱“前門”。正陽門是明清兩代京師內城的正門，規模宏大，至高無上，取“聖主當陽，日至中天，萬國瞻仰”的意思，換句話說，就是“國門”。正陽門正門終年不開，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壇、先農壇祭祀時才開啟。平時車馬行人只能從甕城兩側的閘門進出，而閘門是“向夕即閉”，門禁十分森嚴。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前門的箭樓、城樓和甕城被燒燬。1902年，兩宮剛剛回鑾，第一件事就是修復被燒燬的前門樓子，可見這城門的意義重大。然而在當時，正陽門四周店鋪林立，街道狹窄，人口稠密。清朝末年，京漢、京奉兩條鐵路相繼修到了正陽門外，冷兵器時代用來防禦的城門怎麼能適應火車、汽車這些現代化交通工具帶來的改變？北京城自然就出現了擁堵。
朱啟鈐上任後提出，在正陽門城牆兩側各開兩個門洞，以疏導交通，並請來了德國建築師羅克格主持正陽門改造。朱啟鈐要在國人精神寄託的國門動土，一時舉城譁然，反對聲不絕於耳，指責他是拆祖宗基業，傷害龍脈，大逆不道。但朱啟鈐力排眾議，逆輿論而行。
1915年6月16日，朱啟鈐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他手持大總統袁世凱頒發的特質銀鎬，刨下了城牆上的第一塊城磚。這銀鎬重三斤多，上面鏨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藉助大總統的權威，正陽門的改造工程得以全力推動。規劃中的14條通衢穿越了往日不可逾越的皇牆，為現代北京城市空間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朱啟鈐在正陽門箭樓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打了城門，接下來就是整理北京的街市溝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墊、闤闠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闢城門，開馳道，濬陂阪池，治積潦，塵壤壅戶者除之，敗垣侵路者削之，經界既正，百堵皆興”。
接著又在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楊柳。北京城再也不是晴天一身土，雨天兩腳泥。
1922年，外國遊客朱莉特·佈雷登遊覽北京後感嘆：淪陷前（即義和團運動前），崎嶇不平、未加鋪設的街道上擠滿了驢子、騾車和駱駝隊，而今日，平坦的通衢大道代替了往昔的一切。一個帝國的艱難轉型，帶動著城市的轉型。
改造北京城，對古建築該如何取捨？
變動中，朱啟鈐毫無藩籬地吸收著西方先進思想，成為推動轉型的力量，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城完成了從封建都城到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轉身。這是在20世紀最初的10年。差不多40年後，1950年，跨入新時代的梁思成連同從英國回來的規劃師陳佔祥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他要做的，正是和朱啟鈐當年一樣的事—改造北京城。
只是，朱啟鈐的理想照進了現實，梁思成卻在現實中鎩羽而歸。改造北京城，有一個大問題—對古建築的取捨。時人見朱啟鈐大刀闊斧在城牆上打洞，拆掉千步廊，改寶月樓為新華門，把祭祖的社稷壇變公園，都以為他是“打倒孔家店”一樣的大破大立，卻不知道他拆除了正陽門的甕城，但保留了正面箭樓，還讓德國工程師加以改良，不知道他主張和主持北京舊城改造，但先提出“修舊如舊”，先頒佈“勝蹟保護條例”。直到今天，“修舊如舊”仍是文物保護修繕的經典原則。
朱啟鈐的改造，始終建立在對過往、對傳統深厚的情感上。供職京師巡警廳的時候，他天天騎馬外出，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對京城的宮殿、苑囿、城闕、衙署，“周覽而謹識之”，走馬觀花中，對古建築產生了濃厚的感情。這感情裡，也伴著深深的擔憂。日本建築史學家伊東忠太說：“建築之學術，中國與日本，自古皆不甚尊重。”
中國的舊傳統一直是“道器分塗”“重士輕工”，極少有士大夫願意從事被稱為“匠學”的建築學，而“匠人每暗於文字，故賴口授實習，傳其衣缽，而不重書籍”，大量的技術和經驗只靠底層工匠的口耳相傳。晚近以來，西力東侵，“兵戈不戢，遺物摧毀，匠師篤老，薪火不傳”，這種傳承，幾有中斷的風險。
朱啟鈐說：“夫以數千年之專門絕學，乃至不能為外人道，不惟匠氏之羞，抑亦士夫之責也。”一開始是興趣，後來是責任，強烈的文化自尊心促使朱啟鈐開始了中國建築史的拓荒工作。他蓄志旁搜，對於能蒐集到的古代工書，如工程則例之類，無不視若至寶，細心研讀。所與往還者，“頗有坊巷編氓，匠師耆宿”，各種街頭巷尾的老工匠、老師傅，聆其所說，即便是“零聞片語，殘鱗斷爪”，也都“寶若拱壁”。然而，大多時候，“口耳相傳”的匠師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時耳目所觸，愈有欲舉吾國營造之環寶，公之世界之意。然興一工舉一事，輒感載籍之間缺，諮訪之無從。”
1919年春，朱啟鈐代表總統徐世昌赴上海出席南北議和會議，途經南京，在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瀏覽舊籍，竟然夙願得償，發現了若存若佚，將及千年的、由宋代建築學家李誡創作的《營造法式》丁丙鈔本（後稱丁本）。這本官修建築書敘述完備，“舉凡木、石、土作，以及彩繪各制至織至悉，無不詳具，並附圖樣，顏色，尺寸尤極明晰”，“綱舉目張，條理井然”，有著古籍中罕見的科學性，也就是後來梁思成所說的，具有中國建築“文法課本”的功能。
寫書的李誡，字明仲，生在北宋，“去有唐之遺風未遠。其所甄錄，固粗可代表唐代之藝術”。由此上溯秦漢，下視近代，可以清楚地看到什麼是進化，什麼是退步，什麼是固有，什麼是輸入。除此之外，對於朱啟鈐，這書還有一層意義：李誡編著此書時極為嚴謹，先是考證研究經史群書，然後找來匠人“逐一解說”，“以淹雅之材，身任將作，乃於造作之匠，詳悉講究，勒為法式”，最後一洗道器分途、重士輕工的錮習。這一點，和朱啟鈐何其相似。
朱啟鈐正式發起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朱啟鈐為了這發現欣喜若狂，他視900年前的李誡為跨越時空的知音，視《營造法式》為平生心願所繫，他說：“恃此鍵鑰，可以啟無數之寶庫。”
只是，這把鑰匙用起來並不容易。《營造法式》經宋、元、明、清四代，大小鈔本眾多，明代除《永樂大典》中收入版本外，還有鈔本三種、鏤本一種（梁溪故家鏤本），清代也有若干傳抄本。千年之間，輾轉傳抄，錯訛難免。且古人的術語、名詞、句讀，隨著世代口授相傳的演變，日久失用，充斥其中的專門名詞無定義、無解釋，如“鋪作”“卷殺”“襻間”“雀替”“釆步金”，字典辭書中都無法查到，上層學理總結和民間技術傳授嚴重脫節。
《營造法式》，（宋）李誡編，商務印書館1954年12月版。
朱啟鈐細讀之下，發現他找到的，是一本天書。他的研究，一時行到山窮水盡。1921年，朱啟鈐代表徐世昌去巴黎大學接受博士學位，見人家“一藝一技皆備圖案，而新舊營建悉有專書”，深受刺激，“深懼文物淪胥，傳述漸替”。他說，願意將身做識途老馬，作先驅之役，等候當世賢達聞風興起。
回到國內，朱啟鈐“再求故書，博徵名匠”，委託陶湘、傅增湘、羅振玉、祝書元、郭葆昌、吳昌綬、呂鑄元、童鈺、陶珙、陶祖毅等版本名家蒐集各家公私傳本譯註並校對。緊接著，中國營造學會成立，學會經費由他個人承擔。1930年，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基會”）的資助，朱啟鈐正式發起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地址最初設在北平寶珠子衚衕7號的朱宅。
為這個從無到有、當時還籍籍無名的私人的研究機構，他請來了當時他所能請到的幾乎全部的學術精英：光在建築學界，大名鼎鼎的建築四傑就有三個之多—東北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學建築系教授劉敦楨以及建築師楊廷寶，建築學界之外，還有故宮博物院陶瓷專家郭葆昌、故宮博物院玉器專家馬世傑、輔仁大學歷史學家陳垣、國立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北京大學美術史教授葉瀚、北京大學歷史教授胡玉縉、故宮博物院考古學家馬衡、藏書家陶湘、商務印書館北平分館經理孫壯等前來加盟，美籍學者有瞿孟生、溫德、費慰梅，德籍有艾克、鮑希曼，日本學者有大連圖書館漢學家松崎鶴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漢學家橋川時雄、建築學者荒木清三。
除了令人歎為觀止的最頂尖的學術陣容，他還以從政多年深厚的人脈，動員大批財界和政界知名人士加入學社，從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周詒春到交通系成員關冕鈞、孟錫珏、徐世章、任鳳苞、葉恭綽，還有銀行家吳延清、實業家張文孚、司法界人士林行規、軍事界人士李慶芳和政治界人士江紹傑，這堪稱豪華的後援團為營造學社提供了經費上的支撐。這樣的籌備稱不上絕後，也算得上空前。多少年後，有人評價朱啟鈐：“人力、物力、財力，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條件，能把這方方面面的人事統籌起來，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啟鈐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個研究所行政部門做的事。”
為什麼是“營造”，而不是建築？
這樣的籌備，志向自不在小。朱啟鈐說：“中國之營造學，在歷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歷劫不磨的價值，方今世界大同，物質演進，茲事體大，非依科學之眼光，做有系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亟欲喚起並世賢哲共同研究。啟鈐無似，年事日增，深懼文物淪胥，傳世漸替……”他是憋足了勁兒，要通過營造學社“糾合同志”，溝通匠人與學者，改變“道器分塗”“重士輕工”的舊傳統，“庶幾絕學大昌，群材致用”。
為什麼是“營造”，而不是建築？一則致敬李誡，二則，“建築本身，雖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專限於建築本身，則其於全部文化之關係仍不能彰顯。故打破此範圍，而名以營造學社”。大體來說，“凡彩繪、雕塑、染織、髹漆、鑄冶、摶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傳說儀文樂歌，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於民俗學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旁搜遠紹者”。總而言之：“研求營造學。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實質之營造不可。”
端的是氣象萬千。
而且，這種思想和梁思成、林徽因不謀而合。1932年，梁思成在給“九一八”事變後流亡至上海的東北大學建築系第一班畢業生的信裡強調：“你們的業是什麼，你們的業就是建築師的業，建築師的業是什麼，直接地說是建築物之創造，為社會解決衣食住三者中住的問題。間接地說，是文化的記錄者，是歷史之反照鏡……你們創造力產生的結果是什麼，當然是‘建築’，不只是建築，我們換一句話，可以說是‘文化的記錄’ —是歷史。”
梁思成和林徽因（左）。
為了“文化的記錄”，為了歷史，1931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經過慎重考慮，正式加盟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任校理。法式部，顧名思義，最大的任務就是研究《營造法式》。從1919年春的江南圖書館，朱啟鈐心潮澎湃地發現《營造法式》，到 1925 年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梁思成收到父親寄書，巨大驚喜後發現無法破解的失落，再到 1931 年北平寶珠子衚衕 7號，為這本《營造法式》而成立的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林徽因和朱啟鈐經過10年的各自摸索，殊途同歸，站在了一起。
1934年，梁思成在《清式營造則例》的序言中說：“我在這裡要向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桂莘先生表示我誠懇的謝意，若沒有先生給我研究的機會和便利，並將他多年收集的許多材料供我採用，這書的完成即使幸能實現，恐也要推延到許多年月以後。”
1962年，朱啟鈐九旬壽辰之日，周恩來送去花籃，安排並出席在政協小禮堂舉行小型壽宴。梁思成送給朱啟鈐一本精裝的《建築十年》，扉頁上寫道：“桂師治我國古代營造之學，悠忽卅載……欣逢師九秩大慶，謹奉此冊，祝杖履康健，松柏長壽，諄諄不倦，教我後學。”
身在南京的劉敦楨因病不能前來，特意寫去一封長信，信中說：“桂師尊鑑，……座右回憶民國初季，先生髮現營造法式抄本，究心宋法式與清做法，進而組織營造學社以完成中國建築史，勉勵後進，培養人才。今日建築學術界在黨的領導下，蓬蓬勃勃，一日千里。然當年，先生篳路藍縷之功固亦垂諸不朽。敦楨親聆教益三十餘年於茲，受惠之深，楮墨難罄……”
如果沒有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的中國古建築研究會是怎樣的開始？中國人自己的《中國建築史》的完成，又會在什麼時候？絕學大昌，原是靠著這樣的傳承，才有了它能夠成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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