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傾向於用一種簡單的方式來思考他們的所有戰爭，戰爭有明確的開始和結束，好人和壞人有明顯的區別。這種模式不適合長期混亂的阿富汗衝突。
看來，從2001年秋季開始的美國駐阿富汗軍事考察可能終於要結束了。還必須克服重大障礙，其中包括塔利班必須達到一個模糊的標準，即減少但不停止其軍事行動。但美國直接參與阿富汗戰爭的結論似乎比過去18年來任何時候都更為接近。
陷入恐怖歷史
2001年，奧薩馬·本·拉登的基地組織發動了9/11恐怖襲擊，當時該組織是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區的一個客人，美國軍隊被派往阿富汗是對這一襲擊的直接回應。911的悲慘事件造成了如此嚴重的國家創傷，以至於改變了美國人對恐怖主義和反恐的看法。它成為形成對恐怖主義和打擊恐怖主義的看法的模板，儘管這個模板並不總是符合更廣泛的現實。
這種看法的一個主要方面是，反恐鬥爭主要被視為軍事鬥爭，而阿富汗是“反恐戰爭”的最初戰場。因此，任何背離軍事鬥爭的支持都被錯誤地視為背離了反恐本身。
該模板還導致人們無法理解導致阿富汗與本拉登、基地組織有聯繫的特殊情況，包括早期聖戰者與蘇聯作戰的歷史，以及2001年對美國本土的恐怖威脅，未來對美國的恐怖威脅不可能複製。阿富汗逐漸被視為恐怖分子的避難所，儘管無論這種避難所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重要意義，但許多其他地方也可以發揮這種作用。儘管9/11行動本身的許多重要準備工作都在歐洲、美國和網絡空間進行，但人們仍認為阿富汗在發揮這一作用。
對不理想結果的政治恐懼
美國在911事件中留下的另一個創傷是對恐怖主義的零容忍態度。即使是一個美國人死於一次恐怖襲擊，也被認為是可以而且應該避免的，不管這樣做的代價如何。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例如，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國內發生了許多恐怖襲擊事件，這些襲擊是由各種外國和國內行為者實施的，沒有把反恐問題放在國家的首要任務上，也沒有任何必要發動“反恐戰爭”。這是新的零容忍標準的結果， 美國政治領導人不得不擔心，如果他們從阿富汗撤軍，而美國後來經歷了與阿富汗有任何聯繫的任何類型的恐怖襲擊，他們的政治對手就會對他們進行嘲笑。
長期存在的“任務爬行”一詞證明了這個詞的普遍性。任務爬行在阿富汗戰爭中是如何運作的，類似於它在其他問題上是如何產生的，其動力有兩個方面。首先，在一個遙遠的、半被遺忘的土地上發動戰爭等代價高昂的努力得到公眾支持的領導人，往往會不惜一切辭令。因此，據說，打敗塔利班所付出的代價和傷亡，不僅對打擊恐怖主義，而且對在阿富汗建立穩定的民主制度都是必要的。
其次，一旦干預行動發生，美國對問題的所有權意識隨之而來，並隨之改變了決定是去還是留的標準。原本不會成為阿富汗戰爭理由的問題，後來成為不離開阿富汗的理由。例如，對恢復塔利班統治下的婦女受壓迫狀況的關切成為這些問題之一，儘管發動干預不是隨便的事。
伊拉克戰爭的影響
試圖通過伊拉克政權更迭重塑中東政治和經濟的新保守主義大試驗，在兩屆不同政府的領導下，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對美國對阿富汗的政策產生了有害影響。對小布什政府來說，在9/11事件後不久就開始了向伊拉克開戰的征程，並在一場推銷戰爭的大規模宣傳運動之後，於2003年3月發動了這場戰爭，伊拉克對阿富汗是一個巨大的干擾。在這方面，最大的代價不是用軍隊和坦克來衡量的，而是決策者的關注和關注。在基地組織從基地被喚醒、塔利班在喀布爾被趕下臺後的幾周內，美國就開始干預阿富汗，由此造成的對阿富汗的關注喪失，是錯過本應是合適的撤離點的一個主要因素。
對於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繼任政府來說，阿富汗的“好戰爭”與伊拉克的“壞戰爭”形成了鮮明對比。奧巴馬一直站在反對伊拉克戰爭愚蠢行為的正確立場上，他覺得有一個額外的理由可以在阿富汗繼續堅持下去，甚至暫時提高美國的軍力水平，以表明他不是一個和平主義的懦夫。
誤解他人的戰爭與和平方式
美國人傾向於用一種簡單的方式來思考他們的所有戰爭，戰爭有明確的開始和結束，好人和壞人有明顯的區別。這種模式不適合長期混亂的阿富汗衝突。在美國的干預之前，阿富汗經歷了數十年的戰爭，形勢不斷變化。這段歷史包括1970年代的政變和叛亂，1980年代的蘇聯佔領和抵抗佔領，1990年代的軍閥鬥爭後來被塔利班掃地出門。聯盟的修改和徹底的換邊已經司空見慣。阿富汗複雜的民族地理使美國人的問題更加複雜。例如，塔吉克人是在美國干預後最嚴重參與將塔利班逐出其權力所在地的當地軍隊的主導者，他們是一個永遠不被允許在阿富汗取得統治地位的少數民族。
美國要想從這種混亂的局勢中抽身出來，就必須適應阿富汗人的戰爭與和平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勝利與失敗、好人與壞人的概念所起的作用，遠不如在當地酋長之間達成的一大堆討價還價所起的作用大。但美國似乎從未適應，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全國範圍內戰勝塔利班。十八年多過去了，它的軍隊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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