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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假若文章中對於睡眠呼吸暫停症患者的比例預估可靠，顯然絕大多數患者仍處在不自知的狀態中，本文譯者也是基於這次的翻譯工作，才串聯起自己從小時候到現在的一些細枝末節的記憶，進而開始懷疑自己也是“不自知者之一”。
睡眠呼吸暫停症患者會做窒息相關的噩夢，或是直接被憋醒，醒後心跳加速喘息劇烈，就像剛全速跑完了100米的狀態。譯者曾有去醫院檢查，懷疑是甲狀腺相關問題，檢查結果卻一切正常，最後也是疏於重視，不了了之。
在翻譯完本文後，譯者自言“慌得一逼”，開始琢磨著再去做下睡眠呼吸暫停的專項檢查……諸位或者您的家人呢如有類似經歷，還請多多重視。
我（原作者）還以為自己快要死了。
整個白天我都疲憊至極，我感覺自己的膝蓋都要崩潰了。在我開車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的腦袋都要融化成黏液滴落在身上了，我能感到自己的臉因為疲勞出現皺紋。
到了晚上，我的睡眠是斷斷續續的，雙腿抽動、突然驚醒，而且醒來後發現自己氣喘吁吁、心率飛快。
我的醫生對此很困惑。他讓我去做了驗血、驗尿還有心電圖——也許他懷疑我患有心臟疾病，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會在夜晚心悸。
但他的猜測並不正確，我的各項檢查都正常，驗血報告、心電圖報告都正常。
於是他讓我去做一個結腸鏡檢查（Colonoscopy），當時是2008年年底，我47歲，反正也差不多到了該做結腸鏡檢查的年紀了。於是我足足喝了4升清腸溶液來清潔我的腸道，這都是為了腸胃科醫生在檢查時能用結腸鏡拍到更清晰的畫面。
至於檢查結果，當我終於恢復意識之後，醫生說我的結腸很乾淨。沒有癌變腫瘤，甚至連令人擔憂的息肉都沒有。
但是，腸胃科醫生在我的腸道以外找到了病根。
他說：“當你在麻醉中處於無意識狀態時，你會在某一刻停止呼吸。也許你應該去檢查一下這個症狀。這也許是睡眠呼吸暫停。”
當時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詞。
睡眠的一大顯著特點就是全身都會發生明顯變化。睡眠由多個不同階段組成，當你在經歷這些階段時，你的呼吸頻率、血壓和體溫都會經歷上升或下降。在大多數睡眠中，你的肌肉緊張程度與清醒時保持一致——除了快速動眼階段，這一階段最多佔全部睡眠時間的四分之一。
在快速動眼階段，大多數肌肉群都會進入明顯的鬆弛狀態。但是如果你喉嚨處的肌肉過度鬆弛，這一區域的呼吸道就會塌陷並阻塞呼吸。這一變化的結果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最後一個單詞來源於希臘語“ápnoia”，意為“沒有呼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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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發生了睡眠呼吸暫停，你的空氣供給就處於長時間被切斷的狀態，導致血氧含量暴跌。於是你會抽搐，會用力吸氣，試著重新呼吸。這種情況甚至可以在一晚就發生幾百次，帶來大量嚴重的負面影響。
呼吸暫停會讓心臟勞損，因為它不得不急速跳動，加速供血，企圖藉此彌補血氧不足。血氧含量的急劇波動還會導致動脈斑塊的聚積，增高心血管疾病、高血壓、中風的風險。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國家睡眠障礙研究委員會頒佈了一個估算數字，當時的美國每年有38000人因為睡眠呼吸暫停加劇了心臟疾病並因此死亡。
另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該症狀會影響葡萄糖的代謝，加劇胰島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該現象有可能引發二型糖尿病——同時，還會造成肥胖。
再者，睡眠呼吸暫停讓人即使睡了覺也覺得精疲力竭，因為你的睡眠從未持續一整晚，這還導致與記憶力減退、焦慮、抑鬱相關的問題。而缺乏睡眠還會導致注意力不集中，並有可能因此引發交通事故。瑞典一項2015年的調查表明，那些患有睡眠呼吸暫停的司機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要比其他司機高2.5倍。不僅如此，該症狀還會導致員工的無故曠工，患有該症狀的人群也更容易被辭退。
（www.ncbi.nlm.nih.gov/pubmed/2532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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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項研究發現，在為期18年的調查中，患有嚴重睡眠呼吸暫停的人群的死亡概率比常人高出3倍之多。
（aasm.org/study-shows-that-people-with-sleep-apnea-have-a-high-risk-of-death）
在公眾傳播角度，“睡眠呼吸暫停危害性”正在經歷“吸菸危害性”曾經遇到的困境，儘管當年有研究已證明吸菸可致死，但是在隨後的幾十年之間裡公眾並沒有真的把吸菸視為一種可能帶來危害的行為。
美國睡眠醫學學會曾委託某研究團隊進行一項研究，據估算，美國有12%的成年人已經罹患這種疾病，但是有80%的成年人從未對該項疾病進行過診斷，該報告還指出，“公眾還無法將睡眠呼吸暫停與它引發的各種伴隨疾病真正聯繫到一起。”
（aasm.org/resources/pdf/sleep-apnea-economic-crisis.pdf）
在2019年的另一項研究中科學家也發現了類似的患病率：全球有近十億人罹患從輕度到重度的睡眠呼吸暫停。
（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res/PIIS2213-2600(19)30198-5.pdf）
研究者正在加緊探索的步伐，試圖彌補大眾認知的不足。今天醫學界正在加班加點尋找解決方案，研究方向既包括開展針對缺氧的深度研究（身體到底是如何對缺氧產生反應的），也包括如何通過全新的手術或醫療設備治療這種病症。但是最高水平的醫學研究團隊目前仍然缺乏對睡眠呼吸暫停的研究興趣。
2019年的諾貝爾醫學獎頒發給了一項關於細胞如何適應氧氣含量變化的研究，該研究涉及到了諸如癌症、貧血症等疾病，然而卻沒有提到睡眠呼吸暫停這種最常見、也是與缺氧最相關的疾病。
對於生活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的大約十億患者來說，他們雖然遭受著睡眠呼吸暫停帶來的痛苦，但大多數人也許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病痛，也從來不會操心如何治療。不過我可以為其他的患者提供一個絕佳的心理學洞察視角：就是我自己。當我意識到自己體內暗藏一種仍需大量研究的、可致命的健康問題時，我最大的疑慮很簡單：我該如何應對？
雖然這種病症的長期危害很多，比如肥胖、扁桃體腫大、下巴後縮、衰老加劇等等，這種病症只有在一個人睡覺時才會顯現其症狀。
因此唯一的診斷方法就是監控一個人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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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我終於被長期疲勞折磨得忍無可忍，另一方面我的醫生不斷敦促我去做這項檢查，於是我在伊利諾伊州諾斯布魯克一家名為“北岸睡眠醫學”（Northshore Sleep Medicine）的機構預約了一次檢查。
為我檢查的醫生名叫麗莎·希夫（Lisa Shives），一位睡眠醫學領域的專家，她仔細檢查過我的喉嚨之後建議我進行一次
多導睡眠圖檢查（Polysomnogram）。這是一種在睡眠中進行的研究，在此期間我的呼吸頻率、血氧含量水平、心率、大腦活動以及肌肉活動都會被監控並記錄。幾周後我重新回到這裡做這項奇怪的檢查，我記得是一個週二的晚上9點，這對於看醫生來說也真是一個奇怪的時間，診室外面黑漆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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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一位技術人員把我帶到了一間小臥室裡，房間裡有兩張床和一個衣櫃。床頭背面的牆上橫向鑲嵌著一塊長方形玻璃，我可以透過玻璃看到隔壁一個類似實驗室的房間堆滿了各種儀器。等換好了絨布睡褲之後，我打電話請那位技術人員回到我的房間。她在我的頭上、胸口粘上電極，還給了我一件像漁網一樣的襯衫要我穿上，這樣可以更好地固定我身上的電線。
我在衣櫥的鏡子裡瞥見自己的模樣，“一副鬼樣子，”我對著鏡子裡的自己嘟囔著。在我那張疲憊不堪的胖臉上，技術人員用方形的膠帶把電極貼在我的額頭、臉頰和下巴上面。我看起來就是個糟老頭子，而且疲憊至極。
大概晚上10點鐘，我關掉了燈，隨後很快入睡。
我在凌晨4點半醒來，接著模模糊糊地試著繼續睡覺，但是技術人員說他們已經獲得了6個小時的數據，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離開。當我換好衣服，技術人員說我的睡眠呼吸暫停“很嚴重”，另外，希夫醫生過一陣子會給做我更詳細的數據解讀。我本來想出去吃個豐盛的早飯獎勵一下自己，但我什麼也沒吃，直接回到家裡了。我完全不覺得餓，唯一的感覺是害怕。
幾周之後我又回到了“北岸”醫療機構，這次我是在白天來看醫生的。希夫醫生讓我坐在一塊大屏幕前面，顯示屏上密密麻麻的是各種顏色的數字、手稿。屏幕的角落裡，還有一個小窗口播放著我睡覺時的黑白錄像。那個畫面讓我很不安，好像我在觀看一段犯罪錄像，身為受害者的我就要死了。
說到死亡，希夫醫生告訴我，那一晚我的呼吸停止了112秒，將近2分鐘。
另外，正常人使用血氧儀測出來的血氧飽和度在95%至100%之間。那些患有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人群可能會測出85%或更高的數值。但是那一晚我的最低血氧飽和度只有69%，而且多次跌至這一數值。
這個數字到底有多糟糕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手術建議，在手術中，如果病患的血氧飽和度跌至94%或更低，醫生應該立即檢查病患的呼吸道是否被阻塞，否出現肺萎陷（Collapse of Lungs），或者是否出現了血液循環問題。
我的病情沒有給我留下多少選擇，希夫醫生建議我進行一種手術，懸雍垂顎咽成形術（Uvulopalatopharyngoplasty，簡稱UPPP）。這種手術和它的名字一樣陰森恐怖：從我的軟顎切除一部分組織，並以此拓寬我咽喉後部的呼吸道。手術中會經歷大量出血，而且術後恢復時間漫長、非常麻煩。希夫醫生說她只有在急需切除部分軟組織的情況下才會建議病患考慮這一手術，我後來猜想，之所以她建議我接受這個手術，是為了避免我面臨更麻煩的第二種選擇：
呼吸面罩療法。
懸雍垂顎咽成形術切除示意圖。A. 手術前。B. 原始UPPP手術。C. 改良UPPP手術。D. 最少範圍的UPPP手術。© Wikipedia
在科學家首次發現睡眠呼吸暫停後的15年裡，這種病症只有唯一的治療方法。病患可以接受氣管切開術（Tracheotomy）——這種外科手術的方式就是在你咽喉下方的氣管上開個洞，以此讓氣流繞開被阻塞的那部分上呼吸道。這種手術雖然可以有效地緩解呼吸道阻塞的問題，但是它本身會引發一系列嚴重的併發症。
剛剛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退休的醫學教授艾倫·施瓦茲（Alan Schwartz）多年致力於探索睡眠相關疾病，也是該領域的開拓者。他曾經說：“在早些年，醫生對這種病知之甚少，上世紀80年代，當我剛剛進入這個領域時，我們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罷了，我們只是在研究那些最嚴重的睡眠呼吸暫停患者。由於他們的身體組織沒有在睡眠中獲取足夠的氧氣，因此他們往往在起床時伴有頭痛。你可以想象到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多麼疲憊。他們會產生更多的抑鬱情緒，而且情緒多變，伴有突然的暴怒。”
儘管要面臨這些問題，但當時的病患仍然對氣管切開術望而生畏。他們的恐懼並不難理解，因為這種手術在今天被稱為“最後的手術選擇”，只有在非常緊急的醫療情況下才會考慮進行該項手術。
“我曾經鼾聲如雷，總在夜裡突然驚醒，氣喘吁吁。”來自阿肯色州溫泉村的安吉拉·凱克勒（Angela Cackler）如是說，她在2008年被確診為睡眠呼吸暫停患者，但她回憶稱自己從“幼年時期”就已經顯現該症狀了。
到了2012年，她的心臟已經開始嚴重衰竭。
安吉拉回憶說：“有一天，因為感到疲憊、極度不適，我走進了急診室。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心臟衰竭。第二天早上，醫生們告訴我說他們要進行氣管切開術。”
直到今日，術後的這7年裡她是怎麼適應氣管切開術的呢？
“這是一場持久戰，”她如是說，“我必須做大量清潔工作，而且這些工作很噁心、很繁重。你無法正常呼吸，你與生俱來的加溼器也徹底停止工作了，你必須想辦法彌補這些問題，與此同時，你還是一個極易受到各種感染的人。”對她來說，手術帶來的最大痛苦是她再也不能游泳了，而她原本把游泳當作一種娛樂活動。另外，她也討厭人們盯著她看的樣子。
不管怎麼說，這個手術至少消除了她的睡眠呼吸暫停症狀。“我再也不打鼾了，而且我也可以在睡覺時正常的呼吸。”
如果時光倒回，她會選擇接受手術嗎？
她說：“如果我再次面臨這個選擇，是的，我一定會接受手術的。這個手術救了我的命。”
© Bellingham Herald
雖然氣管切開術可以挽救生命，但是其弊端也很明顯，這啟發了今天的悉尼大學醫學教授科林·沙利文（Colin Sullivan），併發明瞭持續氣道正壓通氣呼吸機（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Machine，簡稱CPAP），當年它曾經是最前沿的一線醫療設備。
上世紀70年代晚期，沙利文曾經到多倫多大學協助另外一位睡眠科學研究者，艾略特·菲利普森（Eliot Phillipson），並一起研究狗在睡眠時的呼吸控制機制。該實驗包括通過氣管切開術向狗的肺部輸送實驗氣體。返回澳大利亞後，沙利文設計了一種面罩，可以不需要實施氣管切開手術，就通過面罩向狗的鼻腔輸送氣體。
當時，一位睡眠呼吸暫停患者正在計劃接受氣管切開術，但是“急於瞭解是否還有其他可能奏效的治療方式。”（沙利文回憶道。）這給了他一個靈感，並且嘗試著把給實驗狗使用的面罩改進為適合人類使用的面罩。蘇利文用石膏倒模的方法給患者的鼻子做了個倒模模型，接著用玻璃纖維製作了一種可以連接導管的面罩。最初的呼吸機非常簡陋，鼓風機是用吸塵器拆下來部件改裝的，蘇利文還把騎行頭盔上的綁帶拆下來系在面罩上用於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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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1981年發表的論文中，蘇利文和他的同事記述了這種呼吸面罩的功效，當他們為5位病患佩戴上呼吸面罩之後，呼吸機“徹底消除了上呼吸道的阻塞問題”。
蘇利文給該設備申請了專利，經過幾年的改進，他推出了一款可以讓睡眠呼吸暫停患者在實驗室以外使用的呼吸機。今天數以百萬計的人在使用CPAP呼吸機，雖然這種呼吸機的療效取決於患者是否能堅持佩戴使用。
一名來自芝加哥的心理學家史蒂夫·弗裡施（Steve Frisch）說：“這種設備需要患者經歷一個適應期。”他自從2002年開始使用呼吸面罩，而且，“在使用呼吸面罩的頭兩年裡，我仍然會在夜晚驚醒，醒來時發現呼吸面罩並沒有佩戴在我的面部，而我根本就不記得自己曾經把它摘掉。”
當他習慣了呼吸面罩之後，睡眠呼吸暫停症狀終於得到了極大緩解。
弗裡施說：“這個設備的益處是讓我得到了真正可以帶來休息的睡眠，我可以一次睡得更久，而不是在半夜驚醒，心臟狂跳不止。晚上，我再也不會驚醒後大口喘息，白天，我也不會再昏昏欲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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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患者接受CPAP設備的治療，隨著該設備不斷自我完善（如今這類設備可以把睡眠相關數據上傳到雲端，以供醫療人員分析），醫生們發現了一個並不太美好的事實：對於很多患者來說，這些設備並沒有真正發揮其主要療效。
“上世紀80年代，我們會和患者面對面座談，並詢問，‘呼吸面罩用起來怎麼樣？’”施瓦茲回憶道，患者往往不會直面這個問題，而是錯誤地報告呼吸面罩的功效如何。“直到90年代後期，我們開始在設備裡安裝芯片，那時候我們才第一次發現，原來患者使用這些設備的頻率竟然那麼低。”
當這些芯片記錄下呼吸面罩的使用情況，醫生們才發現原來患者經常會放棄使用它們。《紐約時報》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這種呼吸面罩就好像是一部糟糕的科幻片裡面的道具，體型巨大、笨重，而且看起來很突兀。”一些研究表明，25%到50%的患者在購買呼吸面罩的第一年就放棄使用它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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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其中之一。
當我第一次佩戴它，那臺CPAP呼吸機讓我一整晚都感到很舒適，當時的我又睡在“北岸”醫療機構的觀察室裡。而且我早晨起床時感到渾身清爽、感官靈敏，還感到自己多年都不曾感受到的一種活力。
但是自從第一晚之後，呼吸面罩那種美妙的恢復作用就越來越微弱了。而且如果不是在實驗室裡使用呼吸面罩，我就無法感受到任何功效。在CPAP這四個縮寫字母中，第一個字母C的意思是“連續的”，意思是在你吸氣時它會向面罩內輸送空氣，但是當你呼氣時，它仍然在持續不斷地輸送空氣。
也就是說，在你呼氣時其實是在和這臺機器的力量抗衡，有時我會因此驚醒，有一種憋悶的窒息感。而且面罩也會持續不斷地固定在我的皮膚上，緊緊地夾住我的臉。有時候呼出的氣體會從面罩邊緣噴出，雖然我閉著眼，但是仍然能感到這些漏出來的空氣把我的眼睛吹乾了。
不僅如此，每當我躺在床上，躺在我老婆身邊，把自己拴在一臺呼吸機上，而且我臉上的這玩意看起來像是一個長著肋骨、拖著軟管的吹風機——這一切讓我有一種說不清的羞恥感。我老婆曾試圖讓我看到積極的一面。
她曾經開玩笑地說：“你看起來好像一個飛行員！”當時我並沒意識到自己有多幸運：使用呼吸面罩的患者經常受到來自他們配偶的嘲笑。“大象鼻子！”一位波蘭患者回憶她丈夫經常給她起外號——比如“外星人”——不久後這位丈夫被趕到了客房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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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各種各樣的缺點，如今呼吸面罩是一種常見的家用醫療設備。但是對於我來說，我就是眾多無法適應這種器械的患者之一。
大多數時候，我會在睡眠中不自覺地扯掉呼吸面罩。每天早晨，我都會看到前一晚的數據，並看到原來我根本沒有讓呼吸機發揮作用。於是我再次回到“北岸”醫療機構，希夫醫生會幫我調節呼吸面罩的氣流壓力數值，並鼓勵我試用其他型號的面罩。那段時間我頻繁地重返醫療機構做調試，感覺自己已經是這裡的常客了。然而並沒有哪一款設備可以真正幫助到我。最後就連希夫醫生都被磨盡了耐心，她說：“你試試減肥吧，如果能減掉30磅（約13.6公斤），也許就不會再出現這個問題了。”
對我來說，這也許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
儘管仍然有可能出現一些苗條的睡眠呼吸暫停患者，但是肥胖讓患病幾率成倍增高。
在我大學畢業那年，我的身高是5英尺9英寸、體重150磅（約175釐米、68公斤）。到了2009年，我已經210磅重了（約95.3公斤）。
2010年的時候，我終於下定下決心減肥。我有了一個目標——就是希夫醫生建議的減掉30磅。當時我給自己制定了一個計劃，我稱之為“酗酒飲食法”。這來自我在2006年瞭解到的一些健康知識，當時我瞭解到戒斷成癮性物質的重要性，比如酒精和糖。從那一年開始我就戒酒了。
首先，你需要擺脫掉這些物質，不是減少攝入而是徹底戒斷。你不能期望只喝一點點酒，那樣這個節食方法就不會奏效了。你必須完全消除對此上癮的危險。同理，你還需要戒斷所有高卡路里食物。所以，你堅決不能再吃餅乾、蛋糕、糖果、冰激凌或者甜甜圈了。一口都不能吃。為了監督自己，我會計算每一餐的卡路里，並增加運動量。
第二個關鍵點在於堅持了多長時間。脂肪是成年累月積累到身上的，因此我需要長期堅持才能甩掉它們——我的計劃是用一整年時間減掉30磅。我做到了，從2010年1月1日的208磅（約94.3公斤），減到了12月31日的178磅（約80.7公斤）。在我開展這項減肥計劃之初，我在自己的報紙專欄上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誓詞，渴望自己能勝利，也逼自己達成目標——不得不說，這些誓言幫了我很大的忙。
文章開頭我寫道：“和大家一樣，我也在新年許願……”
“還有什麼能幫我實現目標呢？我得知自己患有一種慢性疾病——睡眠呼吸暫停——我的醫生建議我，如果我可以減掉30磅，這種病症也許就會消失。”
也許這是一種奇怪的轉折，困擾我的睡眠呼吸暫停變成了一種積極的啟發，讓我堅持健康飲食。而且減肥的確發揮了療效，我再也不需要呼吸面罩了。
我曾經在一份出版物上承認自己患有睡眠呼吸暫停，一開始這讓我自己很驚訝。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認為這件事很尷尬，但這並不是某種通常與恥辱相關的疾病，我並不是在承認自己患有淋病。
我猜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公開表達就好像一箇中年發福的男人在抱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每當我在早上的地鐵裡看到那些和我一樣奔波在通勤路上的中年人，每當我看到他們紅撲撲的胖臉上的那些褶皺，我都會替他們感到惋惜。這會讓我感到自己是屬於這個人群的一員，我很討厭這樣的念頭。
但我發現自己太天真了，打贏這一年的戰鬥並不能讓我贏得整場戰爭。
我甩掉的那些脂肪再次慢慢回到了我身上，在接下來的10年裡，當初甩掉的30磅體重已經悄悄反彈了20磅。隨著體重的反彈，睡眠呼吸暫停也再度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我直到2019年夏天才意識到這一點，當時我正要接受一項脊髓手術。芝加哥的西北紀念醫院發給我一份術前調查問卷，其中有一題詢問我是否有時會打鼾，我是否常常感到疲憊，我是否曾經被確診為睡眠呼吸暫停患者。
對這3道題我都給出了確認回答。
“對病人進行睡眠呼吸暫停篩查至關重要，因為這可能會成為手術的一大風險，”西北大學芬伯格醫學院晝夜節律及睡眠醫學中心主任菲利斯·澤（Phyllis Zee）如是說。不僅如此，睡眠呼吸暫停也可能在術後引發某些不良反應。
因為絕大多數的睡眠呼吸暫停患者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有這些症狀了，所以關於睡覺時打鼾以及日常疲憊感的調查問卷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一項2017年的德國研究發現，儘管德國總人口中大約有40%的人可能患有睡眠呼吸暫停，但是隻有1.8%的住院病人被確診為患者，對此，該研究論文的作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患者及醫院工作人員對這種病症缺乏足夠了解。
（www.valueinhealthjournal.com/article/S1098-3015(17)32249-0/fulltext）
“我們可能會基於患者的睡眠呼吸暫停病症而選擇不同的麻醉藥物或劑量，”西北紀念醫院麻醉後護理醫學部主任兼麻醉師，拉文德拉·古普塔（Ravindra Gupta）如是說。“因為有幾種麻醉藥物可能導致呼吸道塌陷，或者當你開始注射多種藥物時，類似的效果會累加，最終造成呼吸道風險。”
古普塔還指出，那些患有睡眠呼吸暫停的患者必須在手術後接受更長時間的留院觀察。
根據《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篇文章，美國外科手術病人中出現了一種類似於“傳染疫情”的睡眠呼吸暫停爆發現象。在擇期手術的患者中，四分之一的患者被發現患有這種病症，對於特定人群，患病比例甚至更高——比如在接受肥胖相關疾病治療的患者中，每10人就有8人患有睡眠呼吸暫停，這將導致患者面臨多種風險。
（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1302941）
該文章的作者指出，“如果接受骨外科或普外科手術的病人患有睡眠呼吸暫停，他們就可能面臨更大的肺部併發症風險，因此就需要重症監護服務，而這一點將極大地加重他們的醫療費用。”
我在那份術前調查問卷上誠實地回答說我曾經被確診為睡眠呼吸暫停患者，這起到了顯著效果。醫院很快就安排了我的脊椎手術——僅僅在醫生為了我做了磁共振掃描檢查之後的1周，我就接受了手術——但是在這短暫的一週時間裡，醫院堅持要求我在家中接受一項睡眠檢查，並以此評估我的睡眠呼吸暫停嚴重程度。
這次我沒有去任何醫療機構，而是從醫院帶回家一個工具箱，以及一份指南，指導我如何在胸前綁定一條傳感器綁帶，如何在手指上固定一個脈搏血氧儀，以及如何在鼻子下面固定一個夾子檢測我的呼吸狀況。但這其中不包括腦電圖監測，這就是這些居家醫療檢測的一個短板，所有儀器都無法分辨我到底是不是正在睡覺，但它們都在監測並記錄我的身體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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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麼說，這樣至少降低了這種醫療檢查的成本，也降低了執行的複雜程度，同時，它大大提高了患者診斷自己患有睡眠呼吸暫停的可能性——目前認為，在實驗室內進行多導睡眠圖檢查成本高、時間長，這就是為什麼睡眠呼吸暫停的診斷工作一直如此低效的一大原因。
這次檢查發現我患有中度睡眠呼吸暫停（也許是我最後減掉的那10磅體重讓我沒有患重度睡眠呼吸暫停），該檢查還為我的麻醉師提供了各種必要信息，幫助他們給我進行麻醉。
“減肥的確有治癒效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教授、肺部疾病以及睡眠呼吸暫停專家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如是說。“但唯一的問題是，大多數人做不到。”
除此以外，還要考慮到大量患者無法使用CPAP呼吸機這一事實，因此很明顯地，對於患者來說“最大的核心需求仍未被滿足”，正如施瓦茲所說。因此，在過去的20年裡，科學家們又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治療方法。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無法忍受面罩的患者開始使用一種牙科矯正器械。
大衛·圖洛克（David Turok）是一名牙醫，他有多年治療睡眠呼吸暫停患者的經驗，他指出：“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發生在病患的口腔後部。粗略地講，你的舌頭在口腔中得不到足夠的空間，於是向口腔後部移動，擠壓呼吸道。CPAP呼吸機的原理就是強制輸入空氣，強迫舌頭遠離呼吸道。其實，有一種口腔矯正器械可以讓下頜向前伸展，同時將舌頭向前移動。”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種支撐器械，利用上排牙齒作為支撐點，並向前推動下排牙齒，同時也讓下頜向前移動，最終拓寬呼吸道。
正如CPAP呼吸機，這種口腔矯正器械也並非完美的解決方案。由於它將下巴以一種非自然角度固定，因此它可能會讓患者感到不適，長時間佩戴還會改變牙齒的咬合情況，並迫使下頜過度向前，而且它產生的壓力還會輕微改變牙齒的位置。
但是，在他多年的治療經驗中，圖洛克的絕大多數睡眠呼吸暫停患者都通過這種口腔器械獲得了成功的治療效果。
“但這些都是輕度到中度的病患，”圖洛克說，“對於那些患有重度睡眠呼吸暫停的患者來說，我仍然推薦他們使用CPAP呼吸機。對於這些患者，我從來不會說你可以選擇其他療法，我會說你一定要先去嘗試使用CPAP呼吸機。”
他還指出，對於那些無法適應CPAP呼吸機的患者來說，最確定的治療方法就是頜骨前移手術（Jaw-advancement Surgery），該手術比加寬喉嚨軟組織的手術更好。
“相比之下，該手術的術後恢復更容易了，因為患者要面臨的是骨癒合，而非口腔組織癒合，”圖洛克如是說。但是這種手術也並非毫無風險，比如手術將會把你兩邊的下巴切開，術後還要將你的嘴巴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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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患有睡眠呼吸暫停，那麼具體採用哪種療法也就無從談起了。圖洛克觀察到，由於在這麼長時間中有如此多的患者仍然得不到確診，那麼牙醫應該在確診這一環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應該說，睡眠呼吸暫停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口腔病症，”圖洛克說，“並不是所有牙醫都應該去治療睡眠呼吸暫停，但是每一位牙醫都應該去幫助患者診斷。”
還有一種更進一步的療法，本質上就是剛剛提到的口腔矯正器械的電子版：舌下神經刺激（Hypoglossal Nerve Stimulation，簡稱HNS），也就是在睡眠中施加微電流刺激舌頭，迫使舌頭收縮並阻止它向下擠壓呼吸道。
“我們在20年之前就開始進行這種療法的初步研究，”史密斯說，“它使用到一種非常小巧的起搏器——與心臟起搏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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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起搏器裝置會被植入到鎖骨下方的軟組織中，並連接一根電線埋藏在皮下組織中，一直通到下巴附近，在該位置電線連接到舌下神經——就是這種神經在控制舌頭——並通過一個神經袖帶電極實現刺激。使用該設備的病患可以在睡前通過遙控器將該設備激活。
圖片中為聚酰亞胺三極袖狀電極（Polyimide Tripolar Cuff Electrode）。© ResearchGate
2014年，一家名為“啟發醫療系統”的公司出資進行了一項研究，並製作了HNS設備，在研究中發現，“無論是主觀感受還是可觀測量，實驗發現這種對上呼吸道的刺激顯著改善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的嚴重程度。”
施瓦茲為多家探索HNS設備的公司做顧問，他表示這種設備“的確非常容易被患者接受。”他還說：“如果你醒著，你只會感到自己的舌頭緊繃著向上或略微向前伸展著。對大多數病患來說，他們可以很好地適應該設備，並安然入眠。”
但是英國國家衛生與保健研究所卻提出反對意見併發出警告。報告稱：“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目前針對舌下神經刺激設備治療中度到重度睡眠呼吸暫停的療效的相關證據都存在不足。”
儘管治療方法千差萬別，但是目前對於如何應對睡眠呼吸暫停，多方意見已經達成共識——使用呼吸面罩，同時努力減肥。
如果這兩種療法不見效，你就需要尋找其他有效方法了。
勞倫斯·愛潑斯坦（Lawrence Epstein）是位於波士頓的布萊根婦女醫院睡眠障礙醫學服務中心的副主任，他還是美國睡眠醫學學會的前任主席，他表示CPAP呼吸機是該學會“推薦的一線療法”。但他也表示真正的療法應該是“在儘可能地瞭解所有醫療選擇之後，嘗試根據患者的具體病情量身定製他們可以接受的療法”。
他還指出，雖然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被視為一種病症，但它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引起的——面部及喉嚨構造、肌肉緊張、肥胖——因此，並不是每一種療法都能一視同仁地改善每一位患者的病情。
“我們已掌握大量有效的療法，但是所有療法都有其負面因素。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把正確的療法推薦給適合它的患者。”
正如他所說，唯一的標準就是“確定該療法是有效的。”他還指出，我們距離真正完美的療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很多人寄希望於未來也許某一種療法只需要吃藥就夠了。
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史密斯說：“該領域的未來在於神經化學。我們可以治療老鼠的睡眠呼吸暫停。也許在10年、甚至5年之後，你就可以吃藥來治療睡眠呼吸暫停，因為這是一種神經化學問題。這個問題並不單純只是脂肪而已，也並不單純是肥胖的組織向下擠壓呼吸道，而是脂肪產生了某種激素，並引發了呼吸道的塌陷。”對此，雖然施瓦茨的態度更謹慎——他認為“這種病症同時擁有這兩方面誘因”——但他也在持續研究脂肪細胞分泌的激素。
該領域還有一些頗有希望的臨床試驗。2017年，菲利斯·澤作為共同作者發表了一篇論文，研究發現四氫大麻酚（Dronabinol）——從大麻中分離出來的一種合成形式的分子——是“安全且可以被患者接受的”，而且在實驗中發現，該藥物比安慰劑更有效地減輕了睡眠呼吸暫停的嚴重程度。
（www.valueinhealthjournal.com/article/S1098-3015(17)32249-0/fulltext）
在發佈這篇論文時，澤指出：“CPAP呼吸機針對的是物理上有形的症狀，而非這種病症的誘因。而這種藥物針對的是專門調節上呼吸道肌肉的腦區以及神經，它改變了大腦與這部分肌肉之間起信號傳播作用的神經遞質。”
還有一些跡象帶來了更多希望。在一項小規模國際研究中，研究人員針對兩種藥物進行了雙盲實驗——阿託莫西汀（Atomoxetine）、奧昔布寧（Oxybutynin）——發現它們“極大地減輕了”睡眠呼吸暫停，幫助該研究的參與者至少減少了50%的呼吸道阻塞症狀。
（www.ncbi.nlm.nih.gov/pubmed/30395486）
但是，對於我這樣正在忍受睡眠呼吸暫停折磨的患者來說，等待藥物可能意味著要等很長時間。
施瓦茨說：“他們一直在預言，我們在20年後就可以通過某種藥物治療該病症。但唯一的問題是，這20年之中病患的治療需求仍然會不斷積累、增多。我們會迎來那一天的，對此我一點都不懷疑。目前已經可以看到多種相當有前途的藥理研究方向了。”
耐心總是醫療問題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無論是等待新療法面世的耐心，還是等待健康生活習慣最終奏效的耐心，或者甚至是找到那位適合自己的醫生的耐心。拿我來說，我現在又回到了長期的節食之中，還預約了一位西北紀念醫院的睡眠醫學專家。
也許最後這個小故事能說明此時此刻到底有多少病患和我同樣在面對睡眠呼吸暫停。當我做完了脊椎手術並瞭解到自己再次患有睡眠呼吸暫停，我在7月聯繫了西北紀念醫院並預約醫生。工作人員回覆說，他們將盡可能早地幫我預約醫生——但是要等到10月下旬才有可能就診。
譯/羅羅諾亞·索隆
校對/芥川慈郎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sleep-apnea-apnoea-snoring-heart-disease-brea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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