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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為兩次入獄的王洛賓平反的？
被國人譽為“西部歌王”的王洛賓，是名揚世界樂壇的殿堂級人物。 如今流傳於世的我國西部民歌中，除了黎英海編配的《送我一支玫瑰花》和丁善德的《瑪依拉》等少數幾首歌曲外，其餘基本出自王洛賓之手。但對於這些作品的歸屬，學界是有過爭論的，問題的焦點就是作品署名，究竟算是作曲呢，還是改編，抑或編配？對此，王洛賓始終坦然處之，他嬉稱自己：只是一個西部民歌的傳歌者而已。王洛賓的一生悲喜交織。他史詩般輝煌的作品，有過無數的光環和榮耀。但其命運卻多舛，三次身陷囹圄，歷經過常人難以想象、忍受的遭遇和罹難。淡泊明志、榮辱不驚的王洛賓，為了心中神聖的音樂，信念執著。他窮盡一生、百折不撓、勇往直前。
王洛賓本名王榮庭，字洛賓。1913年12月28日，出生在北平東城牛角灣藝華衚衕的一座四合院。兄妹六人，他排行老四。祖父王昭先是個民間藝人，曾在京城畫樑雕棟，空閒時喜好吹拉彈唱。父親王德禎則酷愛京昆雅韻，興起時總會有板有眼地唱上幾段。王洛賓從小就是在笛聲陣陣、嗩吶聲聲、崑曲柔美、京劇多韻的藝術氛圍中成長起來的。15歲那年的盛夏，父親病故了。受家人委託，王洛賓去給遠嫁哈爾濱的二姐處報喪。在那裡，他無意中結識了一批進步有為的文藝青年，其中有蕭軍（著名作家）、塞克（詩人、劇作家、音樂家）、沙蒙（後來電影《上甘嶺》的導演）等。 1941年，王洛賓去蘭州，回青海的路上，以共黨嫌疑犯的身份被抓進蘭州的沙溝監獄。王洛賓雖與他們走得很近，也積極宣傳抗日，但他並不是共產黨員。在監獄裡，王洛賓將牙膏皮捲起來做筆，寫了第一首囚歌《炊煙》，草原上黃昏的炊煙是自由的。放風的時候，樂觀開朗的他就給難友們唱歌，甚至跳新疆舞。一個八個月大時就被帶進監獄的小姑娘，一天神奇地把手伸到他面前：“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原來是監獄看守給她的一顆蠶豆。王洛賓的眼睛溼潤了，他用牙膏皮為小女孩寫了一首《蠶豆謠》。1944年5月，在馬步芳的營救下，王洛賓出獄了。被提攜為國民黨第四十集團軍軍官訓練團音樂教官，後來又擔任國民黨西北行政長官公署政工處上校文化高參。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馬步芳曾要王洛賓與他一同逃亡臺灣，但熱愛西北音樂的王洛賓婉拒了。1949年9月，彭德懷司令率領的西北野戰軍，解放了甘肅、青海全境。王洛賓所在的國民黨八十二軍起義投誠。時任一兵團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的馬寒冰，是個文化人，他也是《我騎著馬兒過草原》《新疆好》等歌曲的詞作者。馬寒冰在起義軍官名單中發現了王洛賓的名字，於是就向兵團司令王震彙報，請示如何處置。王震將軍當即表示：國民黨、馬步芳尚且能讓王洛賓為他們的軍隊服務，為什麼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到呢？其實，我們人民的軍隊更需要音樂。就這樣，王震將軍力排眾議，決定留用王洛賓帶他一同進軍新疆。當馬寒冰找到王洛賓，並傳達王震司令員的意見後，王洛賓是激動不已，他多少年的心願終將能實現了。
在進疆前，王震司令員還專門接見王洛賓，並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的歌曲名揚天下，我早就知道。現在歡迎你參加我們的隊伍，希望你能用最美的歌曲來讚美我們的祖國、人民和共產黨、人民軍隊。音樂的真正源頭，就在生活中和民間，望你能不斷深入生活，與人民打成一片……”從此，王震將軍的話語，一直是王洛賓創作的座右銘。
王洛賓在牢房時的留影
1960年4月，王洛賓第二次被判入獄，刑期15年。他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他曾在馬步芳屬下任過職，被指“歷史反動”；寫過一首《薩拉姆毛主席》，被指諧音“殺了毛主席”；他導演排練的《大比武》舞劇，演員的槍口曾對著臺下的軍區首長，被指“用心險惡”。王洛賓對自己的罪名是百思不得其解。他無數次寫申述材料，一遍又一遍地強調：我一直是為黨和人民寫歌，怎麼會是反革命呢？但他的申述石沉大海，沒人理會；他期盼的貴人相救，也沒出現。一次又一次希望的破滅，使他無奈地不得不低下倔犟的頭，在監獄的磚瓦廠裡，他和其他年輕的囚犯一樣，頂著灼人的熾熱，揹著幾十公斤重的紅磚、磚坯，出窯裝窯，煎熬地度過5475個日日夜夜。期間，他也有過輕生的念頭，但理智最終使他避免了悲劇。因為王洛賓心中的音樂夢還未完成，他堅信光明和正義是一定會來到的，即使是在最困苦的日子裡，他還創作過許多優美的歌曲。那是他這段牢獄生涯中，最幸福的時光。王洛賓的服刑地位於距離烏魯木齊市20多公里的八家戶村。據說當年左宗棠的湘軍到新疆，有8個老弱軍人退役後無家可歸在這裡開墾種地，後來形成有8戶農家的小村莊。
平反後的王洛賓重新穿上軍裝
1975年出獄時的王洛賓，已是62歲的白髮老人。但他這時在烏魯木齊生活，又成了一個沒有戶口、沒有糧票、沒有工作，居無定所的無業遊民。為了生存和音樂，王洛賓先後幹過挑沙子、搬磚塊、運石頭、拉板車等重體力活動。苦難的煉獄和盲流生涯，並沒摧毀王洛賓的肉體，更不能擊垮他的精神支柱。這樣的經歷，反而成了他創作中的一種財富。他能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作品也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晚年的譚友林將軍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譚友林改任新疆軍區副政治委員，主管全區部隊的組織、幹部工作。他一面協助軍區政治委員搞好部隊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揭批查工作，一面抓緊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
整個新疆軍區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錯案，以及“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的錯案，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的錯案，積案如山。譚友林召開各種座談會，找人談話，瞭解情況；審查案卷，派人外調，對每一件案子都仔細審查甄別，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時飯都不能及時吃。他依靠黨委，依靠群眾，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使這項工作進展順利。尤其是西北歌王王洛賓一案的平反，影響很大。王洛賓在國民黨的監獄蹲了3年，在共產黨的監獄又蹲了15年，戴了幾十年的“反革命”帽子，這次以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文為其徹底平反，使其非常感動。後來，王洛賓在北京舉辦音樂會，專請譚友林題詞。譚友林欣然題寫：坎坷人生，輝煌事業。
1981年，新疆軍區召開平反大會，為他恢復名譽和軍籍，王洛賓終於重新穿上了軍裝，任新疆軍區文工團藝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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