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幹部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十二)
民生鉅變與中國製度及治理體系的事實邏輯
本文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科學的制度體系，這一制度體系及與之相應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決定》顯示出的制度自信，來自新中國成立70年來實現長治久安和綜合國力顯著提升的客觀事實，更來自70年來所創造的中國人民從飢寒交迫走向美好生活的人類發展奇蹟。本文在考察國家制度及其治理體系與民生髮展內在關係的基礎上，通過對新中國成立70年來民生髮展的卓越成就與中國經驗的總結，驗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治理體系的優越性，並展望未來民生髮展。
一、民生髮展與國家制度及治理體系的歷史邏輯
一種社會制度的優劣，取決於人民贊成不贊成、擁護不擁護，而人民贊成不贊成、擁護不擁護又取決於民生髮展的狀況。民生髮展是衡量社會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優劣最核心的指標，也是最能夠達成共識、最能夠產生共鳴的評價指標。民生好壞決定民心向背，民心向背決定國運昌衰，這是人類發展進程的歷史邏輯。
縱觀世界，近一百多年來，德國、美國、蘇聯的歷史證明了制度與民生、民生與國運之間的緊密關係。其中，1871年形成的德意志帝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相對落後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缺陷和資本家的貪婪決定了廣大勞工備受欺壓，遭遇工傷、疾病或年老等事件時更是陷入無力擺脫的悽慘困境。因此，勞資矛盾異常尖銳，工人階級為改變自己悲慘的命運而激烈抗爭，工人運動此起彼伏，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殘酷鎮壓並未壓制住工人階級的強烈反抗。在鎮壓無效的情形下，俾斯麥政府不得不選擇另一種國家治理工具，即在19世紀80年代通過建立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的現代社會保險制度來強制資方承擔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同時賦予勞動者相應的工傷、疾病醫療與養老保險等法定權益，這些制度因增進了勞工的福利而收到了奇效，勞資矛盾從尖銳對抗走向妥協合作，德國也迅速成了強盛大國，社會保險制度因之風靡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創立，無疑是對傳統資本主義國家治理體系的重大調整。德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踐證明，只有引入具有社會主義元素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後，才緩解了異常激烈的階級矛盾，避免了資本主義制度走向滅亡。
1776年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曾在1929—1933年爆發嚴重經濟危機，大危機從股票市場狂跌開始，緊接著銀行倒閉、生產下降、企業破產、工人失業、民不聊生，並迅速蔓延到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被稱為人類社會遭遇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影響最深刻的經濟危機，當時的胡佛總統曾哀嘆資本主義制度要滅亡了，所揭示的是市場失靈的災難性後果。1933年羅斯福出任總統後，全面推行以政府干預市場為主要手段的“羅斯福新政”，他從整頓金融、限制壟斷入手，同時督促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緊急救濟署，將各種救濟款物迅速撥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單純救濟改為“以工代賑”，給失業者提供從事公共事業的機會，維護了失業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1935年通過制定社會保險法、勞工關係法、公用事業法等法律，以立法的形式鞏固新政成果。羅斯福新政開創了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干預經濟與國家宏觀調控的機制，結束了自由主義政府的不作為狀態，確實起到了挽救行將就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作用。
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1922年到1991年存續69年，其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治理模式曾創造過經濟奇蹟，使蘇聯成為可與美國相抗衡的世界超級大國，但因蘇聯共產黨在執政中忘記初心，形成了官僚特權階層，經濟上的高度集中計劃體制亦未能產生持續的效率，國家強大而民生卻未得到應有改善，導致人民不滿情緒持續積累，到戈爾巴喬夫時代按照自由主義和西方期望推進政治經濟改革時，已經蛻變的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機器事實上已走上了被人民拋棄的絕路。
在上述三個國家中，德國、美國因開創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先河而避免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覆滅，而蘇聯在社會主義實踐一度取得成功後卻因執政黨背離初心並採取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取向而走向崩潰，由此可窺見國家制度及治理體系與民生的內在邏輯關係。
在中國歷史上，“國計”與“民生”向來相提並論，然而，翻開我們的歷史典籍，卻發現民生問題在歷史長河中很少受到過真正重視，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國歷史的一種常態。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均開創了盛世王朝，而其前朝即秦、隋二朝雖國力強大到不可一世卻均只歷二世而亡，皆因前者重視民生而後者罔顧民生終至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在近代中國一百餘年間，晚清
政府的腐朽使中國人民陷入異常深重的災難之中，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結束千年封建帝制，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國民黨領導的民國政府登上政治舞臺，國民黨政府雖開創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作為資本家及新的官僚勢力代言人，同樣將人民利益擱置一邊，短短30多年便失盡民心，最終被人民拋棄；與之相反，中國共產黨將星星之火燎原全國，並在廣大人民的擁護下建立了新中國，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是為工農大眾謀幸福的政黨，並在其實際控制區域具體化為保障與改善民生的行動，進而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新希望。中國歷史的事實，同樣證明了民生與民心的內在關係及其對政權選擇與國家發展的重要性。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1945年，在黨的七大黨章中毛澤東就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立為黨的宗旨，併為社會主義中國定下了追求共同富裕的主基調。人民
政府通過土地改革給億萬農民以實惠，通過建立公有制下集體勞動、集體分配方式和勞動保險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給城鎮居民以穩定預期，民國時代民不聊生的沉痾痼疾被迅速根治。儘管因西方國家的長期封鎖和社會主義探索中的曲折，前30年民生改善不太理想，但在人口劇增的條件下仍然一路向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果敢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抉擇，並通過採取漸進改革、持續擴大對外開放的策略，讓更有效率的市場經濟手段取代了傳統的計劃經濟手段，使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釋放，有效地調動了全體人民的勞動創造積極性，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中上收入國家行列，其最深刻的變化就是近14億人口從溫飽不足跨入物質豐裕的小康社會。新中國70年的發展歷程之所以能夠避免蘇聯的厄運，完全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並帶領全國人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時俱進地不斷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結果。二、新中國70年民生髮展的鉅變
新中國70年，全國人民從最初的普遍性生存危機狀態經過解決溫飽後同步進入全面小康社會，並向更加美好的新時代闊步邁進。中國民生70年的鉅變，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有效驗證。
收入增長和貧困發生率的變化。收入增長是民生改善的基本條件。70年來，得益於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可供分配的社會財富日益豐厚，以及社會主義制度下追求全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的收入分配製度安排，勞動報酬不斷增長，社會保障再分配力度不斷增強，經營性、財產性收入等來源在增加，中國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49年的49.7元增長到2018年的28228元，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59.2倍，年均實際增長6.1%，（“70年，財產性收入在中國人‘錢袋子’中越佔越多”，新華網，2019年9月20日）10多億人口的生活水平普遍持續提高，貧困發生率更是快速下降。按現行農村貧困線標準（2010年價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測算，從1978年到2018年，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7.7億人減少到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97.5%下降到1.7%。（金文：“人類減貧史上最偉大的篇章”，《經濟日報》2019年9月26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針對中西部深度貧困地區所採取的脫貧攻堅行動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些地區在短短几年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年減少的絕對貧困人口達
1300多萬。到2020年，中國將全面消除絕對貧困與區域性貧困現象，這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蹟，也為全球反貧困作出了卓越貢獻。恩格爾係數與消費結構的變化。從民生視角出發，消費結構是最能夠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生活水平與質量的綜合性指標。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鄉居民的恩格爾係數分別高達80%、90%，1981年分別下降到56.7%、59.9%，2017年分別下降到28.6%、31.2%，整體上達到了國際上“富裕”生活水平，2018年全國恩格爾係數進一步下降到28.4%。（國家統計局：《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消費結構也隨之發生了異常深刻的變化。新中國成立時，人們的消費結構幾乎只有最低的食物消費，後來發展到增加簡單的家庭用品和自行車、手錶等，進而到私人住宅、小轎車等耐用消費品。時至今日，擁有家電等耐用消費品只是普通居民最一般的生活狀態，汽車消費、信息消費、旅遊消費等已成為城鄉居民的消費熱點。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末，全國移動電話普及率達到112.2部/百人，移動寬帶用戶達130565萬戶；全國私人汽車保有量20
730萬輛，其中私人轎車達12589萬輛；同年國內遊客達55.4億人次，居民因私出境達15502萬人次，赴港澳臺出境9919萬人次。在住房方面，1949年人民流離失所，此後從蝸居走向居者有其屋，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達37平方米，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33平方米），（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19年3月1日）中國人的居住條件已進入日益舒適的時代。上述數據充分反映了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巨大飛躍。健康與教育素質的發展變化。沒有健康，收入再高、生活再富裕也會痛苦；沒有知識，很難有發展空間與穩定收入。因此，健康素質與受教育年限構成了衡量一個國家民生髮展狀況的重要的指標。民國時代的中國被西方列強稱為“東亞病夫”，是名副其實的文盲大國，這種屈辱的歷史在新中國成立後迅速被徹底改寫。在健康方面，1949年時人口出生率為36‰，死亡率為20‰，平均壽命僅為35歲。（陳煜：“新中國60年民生往事”，《黨政論壇（幹部文摘）》2009年第11期）新中國成立後，迅速建立起了覆蓋全國總人口90%左右的勞保醫療、公費醫療與農村合作醫療三大醫療保障制度，迅速改變了廣大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現象，全體人民獲得了初級醫療衛生服務保障；改革開放後，國家大力促進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和推進新型全民醫保制度建設，這使中國人民的身體素質與健康水平持續快速提升，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2018年的77歲，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18.3/10萬，嬰兒死亡率下降到6.1‰。（新華社：《國家衛健委發佈統計公報：2018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77歲》，新華網，2019年5月27日）這些指標表明中國居民主要健康指標總體上已優於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在教育方面，1949年小學入學率僅20%，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只有11.7萬人（本報評論員：“從‘廣覆蓋’邁向‘有質量’”，《光明日報》，2019年9月12日），受教育只是極少數人的專利；20世紀50年代掀起的全國性掃盲運動和此後快速發展的城鄉基礎教育發展，使文盲率迅速下降，2018年全國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之比為5%左右，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78年的2.7%到2012年的30%、2015年的40%，提高到2018年的48.1%，超過了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教育部發展規劃司：《數說70年教育事業發展成就（1949—2019），中國教育在線》，中國教育網，2019年9月30日），中國全面進入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統計資料還顯示，中國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口比從
1982年的7.2%提高到2018年的29.3%，其中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從0.6%提高到13%（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人口總量平穩增長人口素質顯著提升—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係列報告之二十》，中央政府網，2019年8月22日），這表明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出行交通與精神文化的發展變化。“衣食住行”被稱為四大基本民生訴求，可見“行”的重要性；而精神文化生活狀態既是人民群眾生活品位與民生品質的客觀標誌，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在交通方面，新中國成立時“交通基本靠走”，隨後國家開始推進鐵路、公路建設，進入“自行車王國”時期；20世紀90年代後，人們的出行條件與方式產生質的飛躍，轎車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進入21世紀後漸呈普及之勢，與之相關的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民航等的飛躍式發展。截至2018年底，全國高速公路通車運營里程突破14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一（中國鐵建：《編織大國高速公路網》，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2019年9月23日）；高鐵營業里程從2013年的1.1萬公里增長到2.9萬公里，超過世界高鐵總里程的三分之二（前瞻產業研究院：《2019—2024年中國高鐵行業市場前景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前瞻網）；國內航線總數達3420條，旅客運輸量達6.1億人次，乘坐飛機成了普通百姓選擇的普通出行方式之一（劉志強陸婭楠趙展慧：“路網通達，提速發展步伐”，《人民日報》，2019年1月30日）。同時，城鄉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家用汽車擁有量分別達41、22.3輛（國家統計局：《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
政府網2019年2月28日）。正是這種巨大飛躍，極大提升了人們的出行便捷度，旅遊休閒成為越來越多城鄉居民的生活常態。在精神文化方面，新中國成立時，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異常貧乏，封建迷信盛行城鄉，伴隨教育事業大發展和城鎮化、信息化、網絡化的快速推進，精神文化生活也從異常單調走向豐富多彩。以閱讀為例，新中國成立時只是少數人的專利，此後一路發展，到20世紀末紙質書成為主體，閱讀品種日益豐富；進入21世紀後，人們的閱讀趨向多元化，數字閱讀成為新時尚，閱讀的目的從娛樂休閒昇華為自我價值提升；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計劃經濟時期公共文化設施有限且都在城市；改革開放後公共文化設施不斷髮展，已形成了比較健全、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設施網絡，城鄉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差距明顯縮小。目前，中國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全面升級，不僅要求同步共享當代世界文明的成果，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創造著日益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出行交通與精神文化方面的鉅變，使中國民生髮展水平與質量踏上了一個高臺階。三、民生飛躍發展靠的是國家制度與治理體系的有力保障
70年來中國民生鉅變證明了中國發展道路和重大政策選擇的正確性，所蘊含的是中國特有的經驗。今日中國之民生髮展成就，取決於共產主義信仰堅定、為人民謀幸福初心未改的中國共產黨的有力領導，取決於能夠造福全體人民並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制度，取決於人民政府促進國家發展與民生改善的治理能力，取決於這一制度與治理體系能夠充分調動億萬人民的內生動力。因此，中國70年來的成功絕非偶然，而是自主選擇適合國情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必然結果。
政治保障穩固：中國共產黨初心不改且領導有力。縱觀古今中外，未曾見過政治不穩、政局動盪的國家或地區能夠切實保障和不斷改善民生的。中國近代史留下的慘痛教訓，是國家必須有統一且強有力的領導與政治保障，這是國家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先決條件。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並將其落實到具體的制度安排與政策體系中，在一個有著10多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並未出現其他國家不乏罕見的“貧民窟”現象，人民普遍過上小康乃至富裕的生活。同時，
中國共產黨以其自身的高度組織化和團結各族人民的巨大凝聚力使全國人民有了主心骨，民國時期各自為政、各逐其利的一盤散沙局面迅速轉化成為上下同心、全國一盤棋的嶄新局面，在面臨各種國際危機與重大災難時，國家都能夠妥善應對並化危為機。即使在70年艱辛探索過程中曾出現過失誤，中國共產黨也能夠自我覺醒修正錯誤，通過自我革命刮骨療毒、祛除弊端，始終保障對國家發展進程的有力掌控。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開創了改革開放的嶄新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鐵腕反腐，使國家發展呈現出全新氣象。新中國成立70年來長治久安和民生髮展不斷飛躍，關鍵是中國共產黨初心未改和有力領導提供了穩固的政治保障。制度優勢明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共同富裕。新中國選擇的是造福全體人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是追求共同富裕，這決定了中國必須按照共同富裕的目標來籌謀發展、設計制度與政策體系，進而在促進民生不斷髮展的同時從根本上解決平等與共富問題。1955年10月，
毛澤東就明確指出：“現在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頁）可見，毛澤東確立的國家發展之路是共同富裕之路。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上，第111頁）習近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進而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共享發展的新理念。因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既是新時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踐的政治性規定，也是對中國民生髮展實踐的根本性規定。在這一規定下，中國堅持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全國一盤棋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確保了國家發展成果普惠全體人民。如10多年間，就全面取消了農業稅，由財政撥款支持全面建立起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全面推進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切實減輕了城鄉居民生活的後顧之憂，使人民生活質量持續快速提升。人民 政府直接為保障與改善民生“付費”是中國民生髮展整體得以飛躍的重要原因，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治國理政特色：從確立目標與規劃到持之以恆地付諸行動。70年來中國能夠實現國家持續發展和民生髮展不斷飛躍，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明確的戰略目標為國家發展與政策實踐提供了行動指南。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確立了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不久後明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兩步走”的發展戰略，並擬定了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進度表。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在總結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戰略構想。1982年10月，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翻兩番”的奮鬥目標：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198 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正式確定了分“三步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戰略部署：第一步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當時認為這個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又明確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即“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快速發展，原定的國家發展目標加速實現，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轉化。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清晰地擘畫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根據報告的戰略安排，新的兩個階段、“兩步走”戰略目標，即從現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現階段的目標任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第二階段將用兩個15年時間分兩步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一步是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是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和民生髮展的最新戰略部署。上述戰略目標與規劃通過持續不斷的“五年規劃”（2005年前稱“五年計劃”）得以逐步具體落實。“
一五”計劃取得圓滿成功，為新中國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文化教育取得較大發展，城鄉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狀況有了改善；後來有關計劃出現過一些偏差，但促使國家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取向並未改變，同時也在工農業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生活則從有所提高發展到比較明顯改善。改革開放後，1982年底制定的“六五”計劃使國民經濟走上穩步發展軌道，城鎮安排就業的勞動力達3500多萬人，城鄉居民消費水平迅速提高，供應短缺的局面迅速改觀，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七五”期間，全國絕大多數地區解決了溫飽問題，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明顯提高，消費結構也日趨多樣化，開始向小康社會邁進；“八五”期間，糧食和食用油票證退出歷史舞臺，實現了敞開供應，這既反映了生產供應的發達程度，也是基本民生得到保障的標誌；“九五”期間，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十五”“十一五”期間，伴隨農業稅全面取消，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健全，人民生活明顯得到進一步改善；“十 二五”期間，城鎮化率超過50%，公共服務體系基本建立，新增就業持續增長，貧困人口大幅減少，人民生活水平與質量加快提高。（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政策研究室官方微博：從五年規劃（計劃）看新中國鉅變，2019年9月29日）2016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更是充分體現了共享發展的理念，人民生活質量全面提升。可見，新中國的百年宏偉藍圖是最初在毛澤東時代確立、經過鄧小平時代的極大豐富，再到習近平新時代進一步調整而日益清晰且具體化的，儘管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不斷調整，但朝著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並讓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是一脈相承的。不僅如此，中國的五年規劃還通常跨越五年一屆的政府任期，這種施政方略確保了國家發展進程不因領導人更替和政府換屆而中斷或出現大的波折，可以一屆接著一屆幹，從而能夠實現大政方針的連貫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持續性，進而實現民生的持續發展進步，這是一條寶貴的中國經驗。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用勤勞奉獻換來嶄新生活。沒有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和奉獻，不可能有國家的發展，也不可能有民生的普遍改善與全面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就掀起了廣泛發動人民群眾參與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潮，“一五”時期取得的輝煌成就即是全國人民發奮圖強的豐碩成果。此後，“大慶精神”“大寨精神”“紅旗渠精神”“雷鋒精神”等為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而不計個人利益的奉獻精神成為計劃體制下的時代特徵，為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寫下了濃墨重彩的光輝篇章。改革開放後，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從鼓勵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取向，到按生產要素分配社會財富並通過稅制改革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措施加以調節，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發奮圖強的內生動力。40多年來，“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狀態幾乎是絕大多數人的常態，正是這種辛勤勞動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所湧現出來的中國智慧，構成了中國走向民富國強的真正奧秘。不僅如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奉獻精神也成就了國家的發展。在計劃經濟時期，以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工人“寧願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以陳永貴等為代表的農民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改變窮山惡水的面貌，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推動落後的農村發展教育與醫療衛生事業，以億萬農民的義務勞動建成數以萬計的水利設施、基礎設施等，都為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改革開放後，數以千萬計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經濟改革的成功付出了巨大代價，億萬農民工的血汗成就了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數以千萬計的留守兒童亦為國家建設與發展犧牲了與父母相伴的機會。因此，中國的成功是在
中國共產黨帶領全體人民奮鬥出來的，不瞭解這一點就無法全面瞭解新中國70年來的發展，也很難理解民生髮展的全面升級以及真正做到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四、結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全面小康社會的藍圖即將變成現實，國家發展站在了快步建設現代化強國的軌道上，但民生改善無止境，民生髮展無止境，“保障與改善民生沒有終點，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頁）。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了清晰的戰略規劃與行動部署。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不斷鞏固與完善國家制度與治理體系，必定引領全體人民闊步走向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同富裕社會。
一方面，民生領域存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需要加快解決，如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仍然偏大，社會保障與基本公共服務發展仍然不足，各項民生保障制度亟待優化。另一方面，人民群眾還希望生活水平更高、質量更高，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品質、生活品位的提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
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這些論述充分反映了新時代民生髮展追求的是全方位、高層次的需要。有鑑於此，堅持與鞏固、發展與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並使之全面現代化，成為新時代的戰略目標任務。它至少包括：一是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二是必須不斷強化和優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中國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三是必須不斷完善直接關乎民生的各項民生保障制度，特別是要增強各項民生保障制度的統籌性與協同推進力度，在縮小差距、糾正失衡和加快補齊短板上下大功夫；四是必須進一步調動各方各界和億萬人民的積極性，將共建共享落實到民生髮展的全方位、全過程。
總之，全面現代化的國家藍圖已經繪就，戰略目標與行動方案已經清晰，只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十九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全面推進，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會不斷變成現實，中國民生髮展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進而必定會更加證實中國的國家制度與治理體系的強大生命力與巨大優勢，中國將為人類發展形態的升級貢獻一系列的制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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