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糅雜”可謂魏晉南北朝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各種外來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進入中國,以“五胡”為代表的北方遊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進行了碰撞與交融,來自中亞、西亞、南亞,甚至歐洲的域外文化也為這一時期文化藝術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西漢漢武帝時張騫鑿空西域之後,中國與西方的人員交流日益頻繁,這些交流主要是通過陸路和海路上的宗教傳播和商業貿易實現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陸上通道主要是漢代形成的絲綢之路,起自中原腹地的漢朝首都(長安或洛陽),經由河西走廊,至吐魯番一帶分為南北兩支,再通往中亞、南亞、西亞歐洲等地。這條道路雖然隨著政治、地理環境的變化而時有變遷,但在整個漢唐時期都是中國與境外交流的主要通道,沿途大多發現了中原人的活動蹤跡,所經各地的商人和僧侶也為中原地區帶來了濃郁的異域風情。
通過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內容是十分廣泛、逐漸深入的,東漢時期已有大量中亞商人到達敦煌地區的河西走廊,“商胡販客,時見於塞下”,塞下即敦煌玉門關、陽關。中亞胡商帶來的異域文化首先成為漢末社會上層人土追慕的對象,東漢末年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西晉滅亡後的中原地區天下大亂,大量世家大族和士人遷往河西走廊避難,這些寓居河西的中原大族在很大程度上莫定了魏晉南北朝河西文化繁榮的基礎。五涼政權下的河西地區不但是中原傳統文化的保持和發展之地,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
經由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上最活躍的胡商群體當屬中亞粟特人,他們是中國史籍中被稱作“昭武九姓”的胡人,居住於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以撒馬爾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為中心。來到中國的粟特人大多以經商為業,其中許多人逐漸在經商之地留居下來絲綢之路沿線的於聞、樓蘭、龜茲(庫車)、高昌(吐魯番)、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和長安、洛陽等地都曾留下粟特人的足跡,他們的物質文化遺存已越來越多地見於考古發現。
1907年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漢代烽火臺遺址曾發現8封粟特文信札,書寫在淡黃色的麻紙上,是一位居住於敦煌的粟特婦女寫給故鄉康國(撒馬爾幹)的一封報平安的家書,信中寫到長安和洛陽一帶的大量粟特人、印度人在戰爭中的悲慘遭遇,但居住於敦煌的一百名粟特人還算平安。
這批信札的年代可能是四世紀初,正當西晉末年匈奴人肆虐中原之時,可見當時居住於中原地區,尤其是河西走廊的粟特人是很多的。前述華北各地發現的西晉至北朝玻璃器、金銀器等大量外來物品很可能就是由粟特商人傳入的,作為珍稀物品得到了中原上層社會的青睞,常出現在這一時期的高等級墓葬裡。
近年在西安等粟特人聚居地發現的一批身份明確的粟特人墓葬,更是中亞文化與中國文化交融的明確實證。
2000年發現於西安北郊大明宮鄉的安伽墓是一座由長斜坡墓道和五個天井構成的大型單室磚墓,形制、結構與當時西安地區高等級墓葬無異。墓葬未被盜,但出土遺物並不像其他同時期高等級墓葬那麼豐富,不見陶俑、明器、玉器、銅器等物,不過墓內發現了浮雕精緻的石門和石棺床,其中石棺床呈一座帶有七條腿和三面圍屏的石榻結構,榻面可能曾鋪陳毯子,榻的邊緣和側面浮雕貼金裝飾著精美的圖案,圍屏上也浮雕出屏風式構圖的畫面,表現西域胡人的生活場景,包括出行、狩獵、歌舞、宴飲、家居、商旅、庖廚等,共計一百多個胡人形象。
墓內出土一件青石墓誌,可知墓主為葬於周靜帝大象元年(579年)的“大周同州薩寶”安伽,是出生於姑藏(甘肅武威)的中亞安國人後裔,其父曾在河西任職,其母可能是漢人,而安伽所任“薩寶”是北朝至隋唐時期管理波斯商人和主持祆教事務的職位,此墓的發現充分表明了當時胡人在中國內地的活動及民族文化融合情況,也為我們探討粟特宗教與文化藝術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2003年又在離安伽墓不遠處發現了“涼州薩寶”史君夫婦合葬墓,在墓內石槨橫枋上發現粟特文和漢文題記,可知墓主史君是中亞史國人,卒於大象元年(579年),他來到中國內地的年代要比安伽晚,是由西域遷居長安的,其妻康氏可能是中亞康國人。
仿木構的石楟上同樣浮雕著精美的粟特人喪葬、祭祀場面,畫面內容與在中亞粟特遺址一一片治肯特( Panjikent)發現的壁畫相似,反映了粟特人特有的喪葬和宗教文化。2004年在同地發現的中亞康國人後裔一一卒於北周天和六年(571年)的康業的墓,也是一座採用中國式墓葬形制,兼具粟特文化圖像的墓葬。
西安以外地區也發現了一些粟特人的遺蹟,如1999年在太原市晉源區發現的隋開皇十二年(592年)虞弘墓,墓主為西域魚國人,曾任職於北周專掌外國人事務的“薩寶府”,墓內石槨圖像上也有舞蹈、狩獵、祆教祭祀等內容,人物均為深目高鼻、鬚髯濃密的胡人形象。
除了上述身份和時代明確的粟特人墓葬外,還有一批重要的粟特畫像被確認或重新認識,如甘肅天水石馬坪發現的石棺床、山東青州傅家線刻畫等。這些粟特人墓中的石質葬具與墓葬形制一樣,是中原地區常見的做法,但上面的石刻圖像都是描繪的胡人生活場景,構圖形式也比較接近,可能遵循著一些共同的母題,從圖像內容和藝術風格看,虞弘墓圖像更側重波斯風,而安伽墓、史君墓圖像的粟特風格更為明顯。
這些粟特聚落首領的墓葬展現的是一種多元文化特徵,既保留了濃厚的祆教信仰和粟特生活氣息,也受到所在地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影響,如安伽墓圖像從狩獵主題到突厥形象都深深打上了北方遊牧民族的烙印,文化多元化展現的正是是粟特人“四海為家”的商業民族特徵。
粟特人將極富異域風情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宗教等帶到了中國,對北朝隋唐的政治與社會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北齊官廷裡就有很多來自中亞地區的胡商或伶人因得皇寵而得勢,北齊統治者十分愛好西域樂舞,“雜樂有西涼鼓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
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甚。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
在胡風盛行的北齊社會,一些中原士大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胡風的影響,“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日:“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
胡旋舞或胡騰舞是極富中亞特色的舞蹈,在北朝隋唐社會里曾十分盛行,在安陽發現的北齊武平六年(575年)涼州刺史範粹墓裡出土了一件黃釉扁壺,扁壺的造型帶有遊牧或胡商人群的風格,壺身上飾以五人一組的樂舞場面,一位男性舞者在中央翩翩起舞,周圍四位伴奏者手持琵琶、鈸饒、笛子,皆頭戴胡帽,身穿翻領窄袖長衫,腳穿半筒靴,表現的可能就是胡旋舞或胡騰舞場景。
前述安伽墓石榻上刻有三幅類似的樂舞場景,皆由男性舞者和樂隊組成;虞弘墓石槨圖像中描繪了墓主夫婦宴飲場面,也有一名舞者和六位樂師。以琵琶、箜篌等為代表的外來樂器大量出現在北朝隋唐圖像中,表明西域中亞一帶的音樂文化已經滲透到了這一時期的社會生活裡,隋初煬帝制九部樂,“至大業中,場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除清樂、禮畢為中原傳統音樂外,絕大部分居然都是來自西域、中亞、南亞一帶,由此可見北朝以來胡人樂舞之盛。
在唐代的一些大都市裡都留下了胡風盛行的印記,如岑參詩“琵琶長笛齊相和,羌兒胡維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為我們展示了一場胡風胡韻極濃的宴會,不但有極富西域風格的樂器、歌舞,也有來自西域的美食、美酒與金銀器皿。
李白詩中有云：“胡姫貌如花,當壚笑春風”
描繪的則是京城長安酒肆裡風情萬種的胡人女子。白居易詩“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描述的是盛唐宮廷裡胡旋舞的盛行,安祿山即粟特安國人後裔,他與楊貴妃一樣是胡旋舞的高手。胡風在北朝隋唐的盛行,表明胡人已成為中原社會一個影響巨大的群體,他們不但促進了中西商業貿易的繁榮,也加強了中外文化交流與融合。
在南北朝對峙時期,南方六朝與外界同樣存在著活躍的文化交流,只不過交流的途徑與內容與北朝有所差異,南方主要通過海路與域外進行文化交流,前述佛經的南傳之路即為六朝對外文化交流之重要內容,在武昌、南京一帶高等級墓葬裡發現的珍稀玻璃製品可能就是經由海路傳入的,其傳播路線是由波斯經由東南亞諸國,到達交州、廣州等港口,然後經長江等內河傳入南京、武昌等地。
雖然南方胡人的活動不如北方活躍,也未發現如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康業墓等直接的胡人遺存,但帶有濃郁胡風的玻璃器、金銀器等珍稀舶來品仍為我們展現出生動的海上文化交流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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