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矛盾的時代：一方面，人們縱情享受著科技高速發展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又暗自抱怨科學的“無意義”，對逐漸逝去的“思與詩”偶有鄉愁。實際上100年前的德國社會也面對著同樣的問題。
韋伯
韋伯1919年的慕尼黑演講
1919年年初，韋伯在慕尼黑髮表了著名的《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的演講。在演講中，韋伯對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行一番深刻的診斷。
科學可以根據預期的目標對自身的手段進行檢驗、調整，可以自己為自己做出規定，但無法告訴人應該如何去生活。但在理想狀況中，既然科學無力回答，人就無需追問科學，自由而獨立地決定自己該如何成就自身。
但韋伯尖銳地指出，科學與價值互不干擾、各自獨立的理想狀況根本就不存在！人們早已陷入科學的理性之中無法自拔，以至於放棄了自由決斷的信念，在生活中也作繭自縛地追求客觀的確定性，期待著安全、可信賴的生活世界。在科技化的世界裡，乘客無需知道電車如何運行，無需知道電影放映機如何旋轉，因為一切都已經被嚴格、精確的“計算”所保證；面對獨屬於自己的生活，人們也訴諸嚴格的謀劃才能求得心安。因此韋伯說道：“科學通過它在技術上的影響，從根本上改變了日常生活。”面對科學與價值的分離，韋伯認為，我們本就應該承認“科學無意義”，理論上堅持中立、客觀化的科學態度；另一方面，雖然我們無法拒絕科學理性對生活的透視、干涉和整治，但也要敬重私人個性的奧秘。當然韋伯也難以超越時代的限制，終其一生在二者之間搖擺不定，次年因病與世長辭。
將信仰理性化的書齋先知們
面對信仰、自由與理性的張力，一些知識分子敗下陣來，尋求一個可信賴的理性世界，將本屬於意義與價值領域的宗教進行理性化，這些知識分子被韋伯稱為“書齋先知”。在演講中，韋伯警告他們，宗教信仰只有和科學嚴格區分開來，才能在“神秘生活的陰間王國或者在個人之間直接的關係的友愛中具有尊嚴和真理”，否則就是危險的欺詐。
然而韋伯的警告激怒了這群書齋先知們。恩斯特·克里克作為書齋先知的代表，將韋伯批判為無根基、無靈魂的墮落知識分子。並主張在“普遍的民族宗教”中進行科學化革命，幻想著這家宗教機能讓民眾“成為一個道德的統一體”，將國家提高到新的高度。
卡爾·李卜克內西在柏林發表演講
我們發現，主張將一切理性化的書齋先知結果陷入到政治的狂熱之中。這是由當時動盪的政治環境所造成的。1918年德國工人階級發動了十一月革命，在德意志帝國政權的破滅中建立了魏瑪共和國，但政權最後落入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手中。1919年2月，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庫爾特·艾斯納被暗殺後，各大城市正處於革命暴動之中。慕尼黑甚至爆發了公開的內戰，4月7日主張蘇維埃政權的極左派獲得勝利，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動盪的政治更迭自然激起了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搗鼓出各種解放德國的救世方案，當然這些方案都拙劣不堪，並無任何實施的可能性。
1919年德國革命
形而上學的狂熱
在自由和理性的張力中，更多的知識分子選擇逃避理性，向看似崇高深邃、思辨的形而上學求助，製造出各種讓人哭笑不得的“世界觀”。這些世界觀的發明者遍佈在德國每一個大城市，並自詡為救世主。卡爾斯魯厄城的救世主把自己稱為“原始漩渦”，向信徒們宣稱自己能釋放某種宇宙能量。斯圖加特的救世主自稱為“人類之子”，堅信只有素食才能解放世界。杜塞爾多夫城的一位“新基督”宣佈世界將再次遭遇災難性的大洪水，唯有艾弗爾的田野才能提供安全的避難所。柏林的“精神君主”自封為無政府主義和原始共產主義的領袖，聲稱這是“民眾、帝國和人類發展的唯一可能性”。事實上這些荒謬的“世界觀”，不過是根據自身的經歷體驗，用花裡胡哨的詞語羅織而成的、粗製濫造的妄言。
為什麼要回顧這段歷史？
在今日，科學理性與意義價值仍然保留著一定的張力，在二者的互搏中，總有些知識分子招架不住，或投靠在理性的庇護所之下，主張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都必須“科學客觀地量化”，將一切“虛無縹緲”的內在性換成符號和數字才心滿意足；要麼直接陷入形而上學的惶惑和迷狂中無法自拔，拒斥理性和科學，結果創造了一個極端私人、毫無結果的世界。因此，我們要回顧並反思這段烏煙瘴氣的思想史，在理性與自由的永恆張力中為自身指迷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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