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華》照進現實,《難以置信》在日本上演,女記者被性侵勝訴

導語:“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Sex is about power.”-Oscar Wilde意思是”世界上的一切都和性有關,除了性本身。因為性關乎權力。”100多年前王爾德道破的真相在今天這個時代仍然被處處掩蓋。


《嘉年華》照進現實,《難以置信》在日本上演,女記者被性侵勝訴

事件介紹:2019年12月18日,日本獨立記者、《黑箱:日本之恥》作者伊藤詩織在遭遇原TBS記者山口的性侵案中勝訴。這是日本首次有女性公開具名的指控權勢性侵,伊藤詩織也因此成為了日本“Me too”史上的代表人物。

2015年,伊藤詩織與當時TBS電視臺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在東京壽司店碰面,商談工作簽證以及工作事宜。結果平常酒量很不錯的伊藤,在喝了幾杯酒後就感到身體不適暈了過去,醒來發現自己在酒店房間裡被山口性侵了。

伊藤詩織隨即報警,警方的第一反應竟是這種事情太常見了,立案調查有難度,面對這種“黑箱”,建議她放棄報案,以免日後難以在新聞界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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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禁讓人想起網飛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美劇《難以置信》。在性侵案中,人們經常會看到受害者在描述事情的經過時會出現偏差,跟警方調查的實際情況不一致。

因此很多時候警方認定受害者說謊。伊藤詩織也提到警方說她沒有哭,描述時沒有那麼痛心。他們自然得出一個結論:你撒謊,你是為了出名或沒有得到相應的好處來報復。

其實,報警後受害者一般都會被迫當眾講述受害的痛苦經歷,而且很多時候是被質詢。當受害者內心創傷最大的時候,卻被要求把令她恐懼,絕望的記憶一再敘述。這樣會造成受害者產生PTSD(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出於大腦的保護機制,記憶會選擇性迴避這段痛苦的經歷,個別受害者甚至會突然失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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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劇《難以置信》描述警察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而詩織在案發五天後報了警,受理的就是三名男性警察,他們把詩織帶到一個房間裡面,用一個人偶去重現侵犯的經過。

“我需要躺在一塊軟綿綿的藍墊子上,隨後他們拿來一具與真人體積相當的人偶,他們把人偶放到我身上開始擺弄它,邊照相邊問我,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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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東京地方檢察廳針對此案作出證據不充分、不予刑事起訴的裁決,但是伊藤詩織並未因此而放棄。

2017年5月,伊藤詩織以真名露面召開記者會,提出抗訴,這在日本歷史上非常罕見,《紐約時報》稱其“打破了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同年9月,上訴被駁回,山口認為伊藤侵犯了他的名譽權,要求她賠償1.3億日元。

伊藤詩織依據自身遭遇性侵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響複雜。無論如何,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 Too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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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正是“MeToo”運動星星之火、初始燎原的一年。從娛樂圈到體育界、文化界與傳媒出版界,從美國到中國,全球的女性被鼓勵站出來指控性侵。從世界的尺度來看,這波聲浪高低不一,“MeToo”在日本的沉寂,使得伊藤詩織的發聲格外孤獨而響亮。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事件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經西方主流媒體的傳播,這位亞洲女性的呼聲終於讓全世界的以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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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所有的運動一樣,“Me Too”不是一場完美的運動,但它普及了一些此前沒有公開表述的性觀念:

第一、沒有同意,就是性侵:“only Yes means Yes”;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常常聽見這樣的歪論“女人說不要的時候,就是要”,“嘴上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很多男人以此為藉口或YY的依據。伊藤詩織談到在日本,關於性侵的定罪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受害者證明自己卻是反抗過,而根據斯德哥爾摩救助中心的調查顯示:70%的受害者在遭遇性侵時,身體無法動彈,無法表示拒絕,陷入“假死的狀態”。

第二、不要期待“完美受害者”,停止譴責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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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講述兩個少女被會長性侵後被周圍人的異樣對待

2017年的電影《嘉年華》中女孩小文,小新被會長性侵,小文的媽媽不但沒有安慰小文受傷的心靈,反而剪掉了小文的頭髮。媽媽不想辦法讓壞人伏法,反而罵小文說:“叫你穿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另一個受害者小新的父親選擇私了,理由是:“就算判了又怎樣?他關幾年再出來可以繼續呼風喚雨。但我們的孩子呢?就要被人們說三道四。”

“Me Too”運動中有些女演員出來發聲,指控一些男性導演,製片人時,也常常被指責想出風頭,蹭熱度,或者矯情。發生了性侵案,我們可能的確幫不上忙,但請停止譴責受害者,她們不是被八卦的對象,也不是我們宣洩苦悶的工具。我們總是對壞人太寬容,對受害者太苛刻。

第三、大部分性侵案不關乎性企圖,而關乎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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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只有百分之四的性侵受害者會選擇報警,百分之九十六的人甚至都不能去尋求公道。伊藤詩織說,“這意味著什麼呢?你周圍有很多人承受了這樣的痛苦,而且會持續很長時間。”

對於“黑箱”的揭示,也因此呼應著更多層面。不只是針對性侵案發現場的不可見,以及調查機構與司法體系中更為巨大的“黑箱”。還包括一種難以直面的結構性力量,這個結構包含著權力,也包含最日常的、無意識的東西。這些都是無法被幾句呼籲就能消除的。

《嘉年華》中,小米的同事莉莉說“下輩子再也不做女人了”,隨後離開了這裡。小米也騎著摩托車踏上了征途,駛向未來,駛向自由。

此次伊藤詩織案件的勝訴希望是我們正視問題,討論問題的起點,而不是一次情緒的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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