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配图选自毕淑敏老师微博、新闻图片，以及电影《攀登者》，电视剧《外科风云》剧照。
筱懿对你说：
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的事，但我相信有人能够根据深厚的专业功底、广博的智识见闻发出警醒，别忽视这样的“预言”。
眼看着国内状况一天天好转，病毒却又在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地迅速蔓延（点此回顾）。西班牙、奥地利、克罗地亚、瑞士、法国、德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新病例。
最严重的韩国，已确诊1595例，死亡12例，总统身边也出现过感染者。
太揪心了。
8年前，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虚构小说《花冠病毒》，就“神预言”过今年经历的这一切。
她早就说过：“我相信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必将多次交锋。”
果然。
2003年非典爆发时，毕淑敏老师临危受命，加入中国作协特别采访组，赶赴抗击非典一线。
接到电话时，母亲已经身患肝癌晚期，她担心这一走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就在电话里说：让我考虑一下。没想到母亲听见立刻劝她：“国家有难，召唤你，那你去，我活着等你回来！”
毕淑敏去了。昼夜奔忙走访一线医生护士，采访外交部、国家气象局、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部门，也包括熬过来的患者。
毕淑敏梳理海量的所见所闻，酝酿沉淀了8年，融入科幻式想象，终于在2012年形成长篇小说《花冠病毒》。
故事讲述一种极其罕见的嗜血病毒，从千万年的长眠中苏醒过来，袭击了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疫情迅速失控，紧接着城市封锁、民众出逃、抢购成风……真实与谎言原形毕露，更多的是人们与病毒殊死相搏的勇敢。
知乎一个叫“寒时”的网友描述：“这本书让我有种临近死亡的感觉，过去了好几年，那种内心深处的恐惧还是会偶尔跳出来警醒我。”
连读者都能产生濒死感的文字，可想而知对作者是何等入骨入髓的精神碾轧。
毕淑敏老师曾发微博回忆写这本书的煎熬：
“不知多少次在梦中看到病毒，那么真切那么鲜艳，仿佛可以触摸到它们卷曲的边缘和瑰丽的颗粒（又是我的想象）。”
“写这部小说时，我的手指集体造反，多个腱鞘发炎。电脑键盘上的每一格，都变成了某种尖锐的野草种子，敲下去的时候，十指关节和双腕一起持续痛楚。我对自己小声说——你要坚持。”
“《花冠病毒》里渗透了我人生的结晶：我青年时代在西藏饮下的每一口冰雪，我当医生抢救垂危病人时对心脏的每一次按压，我对鲜血从恐惧到习以为常的每一分钟目不转睛……”
这部虚构小说里，病毒源头是冰川水（是虚构，可别吓得不敢喝矿泉水了）。
冰川、鲜血、抢救病人。这些灵感，都脱胎于毕淑敏的亲身经历。
1969年，毕淑敏还不到17岁。从北京出发，先乘火车再坐大卡车，连续12天的长途跋涉，成为当时进驻西藏阿里高原的第一批5位女兵之一。
随着大卡车的颠簸，原本平坦的世界仿佛变得竖立起来，从3000米、4000米，再到5000米、6000米，让毕淑敏恍惚觉得这已经不再是地球了，它荒凉的程度就像火星或月球的背面。
毕淑敏在阿里高原当了11年兵，当过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
▲青年时的毕淑敏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这些地理课本上险峻、寒冷、蛮荒的名字，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姑娘眼前次第铺开。
广袤的旷野和雪山，巨大的时空感，对毕淑敏影响很大。置身这样的环境，人并不会去关注那些斤斤计较、细枝末节的东西。
“倘若要说在西藏当军医的经历给我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亲身见证了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生命的渺小与脆弱，这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很难体悟到的。”
毕淑敏说过，在那里“你有一千种可能性会死，比如雪崩，比如坠崖，比如高原肺水肿，比如急性心力衰竭，比如战死疆场，比如车祸枪伤……”
▲70年代，毕淑敏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商业频道
那时学习解剖，是四个女生硬扛着一具遗体爬上高山之巅。
或许昨天，医护人员们还在帮这人检查身体状况，甚至跟他说话，但转眼人就没了。
当地有天葬习俗，然而又缺乏天葬师，卫生所的老医生会尽量满足逝者家人的要求，把遗体抬到高山之巅，解剖后让苍鹰秃鹫分食。
家人嘱托完毕，还得回家干活维持生计。
在空旷的山巅，老军医拿着手术刀，教女军医们认识人体每一个器官，每一条神经走向……这一幕庄严肃穆，也深深烙印在毕淑敏和同伴们脑海里，让她们明白生命的珍贵与短暂。
在那里她曾经唯一一次想过自杀。
19岁的时候，寒冬腊月，高原气温-40℃。部队凌晨3点起床拉练，穿越无人区，翻过6000米高山。女兵们身背干粮、弹药武器、红十字包，重达70斤，每天徒步60公里。而且不能停，太阳落山之前必须赶到，否则会被冻死在雪地里。
走到下午，毕淑敏觉得十字背包带都嵌进了锁骨，感觉肺里已经吸不到一点氧气，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喉头又咸又苦，像要吐出血来。
她想，这样的苦难何时才能结束啊？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活了。
终于找到一个“好机会”，往上看峭壁高耸，往下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只要一松手，什么都结束了。
但最后一刹那，她发觉后面的战友离自己太近，如果自己坠下悬崖，一定会把他也带下去。
她不能害战友，只能拼命咬牙往前走，但地势逐渐平坦起来，再想找这么一个“最佳自杀地”就不容易了。走着走着夜色浓重起来，目的地也到了。
毕淑敏在《开讲啦》讲到过这段往事，时隔四十多年依然感慨：“当我们以为自己顶不住的时候，那并不是最后的时刻，而是我们的精神崩溃了。只要坚持精神的重整，就算暂时感觉万劫不复也可以找到出口。”
与死亡近距离交锋过，会让一个人变得不一样。
那些顾虑、忧惧，别人眼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樊笼，统统不再重要，包括恋爱婚姻，也一切顺其自然。
23岁，毕淑敏和丈夫芦书坤相识，恋爱5年结婚。
芦书坤说，第一眼被这女孩吸引的，既不是她的容貌也不是她的才气，而是神情，有不属于年轻姑娘的镇定平静。
芦书坤问毕淑敏为什么如此波澜不惊，她说可能在西藏太寂寞枯燥了，天天看着单调的雪山和一动不动的云，人就呆若木鸡了。
毕淑敏的“老实”是真的。
在高原，好几个女生偷偷谈恋爱，忙着给喜欢的男生织毛衣。她却安安静静遵守着部队不准谈恋爱的规矩，一有空就反反复复读鲁迅，因为当地实在太偏远，书籍运不过去，能读到的文学书只有全军下发的《鲁迅全集》。
她的“叛逆”也是真的。
毕淑敏转业回北京后，一个念头日益清晰：要把在藏区那些年的经历写成小说。
当时她34岁，已经是一家工厂卫生所的所长，也是一个众人眼里拖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早就不是女文青的年龄，既没空闲也没写作经验，所有人都认为她是自讨苦吃，包括丈夫芦书坤。
她无所谓：“我喜欢写作才拿起笔，我又不是想出名趁早的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当一叠叠稿纸出来后，丈夫彻底信服了。
等妻子完稿，芦书坤反而比她还急，忙着找出版社，生怕邮寄弄丢了，自己骑着自行车跑大老远把书稿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据说编辑看完大为吃惊，不相信一个新人居然可以写这么好，怀疑是不是有人代笔。
终于这篇《昆仑殇》成为毕淑敏的处女作，也让她走上另一条路。
藏区的磨难让她直面生死，医生的职业让她阅尽悲欢，写作让她把这两部分合二为一。“我不是为了当什么作家才写作的，我是心里有话要说。一个人真有话要说的时候，别的就都是次要的了。”
总觉得，循规蹈矩和标新立异，奇异共存在毕淑敏的气质里。
婚姻美满，孩子优秀，人到中年，名利双全，一切都异常完美。但毕淑敏却在46岁“高龄”做了件另类的事：去北师大读心理学硕士。这时，她儿子已经上大四了。
人到中年读书必然吃力，从著名作家沦为学渣，换了别人谁受得了？她却能不沮丧不妥协，客观地自我分析，找到长处和短板，终于取得硕士学位，如愿成为心理咨询师。
事实上她从来没受过年龄的束缚，也没停止过开疆拓土的脚步。
56岁，花掉一半积蓄，和儿子一起环球旅行，只为不留下遗憾。
62岁，签了生死状，注射完各种预防恶性传染病的疫苗，坐上穿越非洲的“非洲之傲”列车去奔赴“一次史诗般的旅行”，看狮子血淋淋分食羚羊和角马，看非洲象在河边喝水奔跑，看贫民窟里当地人的生活，把这些见闻都写进《非洲三万里》。
▲毕淑敏微博里记录的埃塞俄比亚岩石教堂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黑人居住区索维托做客
65岁，登上北极，在破冰船上蹿下跳的颠簸中，在狭窄的船舱里写作，带读者“同游世界洪荒尽头”。
许多人问她为什么去那么危险的地方，毕淑敏答，在世界上最可怕的险境，恰恰是凡事万分小心。
看似凶险的地方可因为谨慎而安全；觉得安全的日常可能埋藏无数风险。
就像这17年来，毕淑敏在洒脱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忘记过病毒这个暗黑记忆。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毕淑敏不掩饰这种紧张。
“它又来了。”每次听到哪里有病毒感染，包括国外的疫情，她也和我们身边的邻居阿姨一样会感到紧张。但她的紧张不来源于盲目，反而恰恰是来源于极致的清醒。
“我们至今从未真正摸清病毒的规律，不能把病毒的某一次‘消失’当成永远的胜利。只要滋生它的土壤还在，它就很有可能卷土重来。”女医生的凛冽理性，一直在她温和的气质里藏着，像一柄闪着寒光的小刀露出尖来，遇强则强。
▲在人迹罕至的南极
非典的时候，毕淑敏见过一位年轻护士，因为处理病人的排泄物被感染。她最焦虑的是每天都要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但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被感染。
那位护士连气都喘不上来，只好拼命吸氧，积蓄一点点可以不用氧气说话的力量，然后迅速拨通电话，飞快说一句“我现在特别忙，正在抢救病人”，就赶紧挂断，因为她再也没有气力再说一句完整的话了。
女护士的父母，老两口分班，24小时看电视，只希望采访到一线医务人员的时候，能看见女儿的身影，哪怕是从旁边经过一秒呢。结果一次次失望。
最后，那位女护士终于康复了，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自己血液里有强力抗病毒血清，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她用血清救治病人。
从这个女孩身上，毕淑敏受到强烈震撼，“我相信这种精神就是支持她走出绝境的力量”。
说回到开头。我认为与其说《花冠病毒》是预言，不如说是寓言。
不必对号入座，也不能丢弃谨慎。就像在数千米的悬崖之上负重前行，只要不松手，总有抵达目的地的一天。
正视子夜的深渊，也相信天一定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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