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還有人在為武漢“封城”表達公知般的刻板認識，真心有必要以史為鑑讓大家認識一下“瘟疫”流行的可怕。他們不知道，這就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戰爭！更何況這是在交通發達的當代：飛機、高鐵、地鐵、其他交通方式、人員密集場所聚集等等構成的立體且複雜人員交互流動，產生的必然是幾何乘數的人員擴散！一個簡單的不盡科學的公式希望可以驚醒那些為了一己之利還心存僥倖的人們：571×100×14×100＝？ 目前571人疑似，每個人一般接觸人群不會少於100人，每個人可能潛伏14天，每天又再接觸不少於100人，最後會是多少疑似接觸人群？這些人如果再通過公共交通擴散，後果可想而知！
所謂防控，就是要避免這個公式真的變成現實！
以史為鑑，原文摘抄《進擊的智人》這一段，來看看當瘟疫發生時，李自成起義大軍產生的人員流動帶來的比戰爭更可怕的東西
美國芝加哥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威廉· H.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曾經在自己的著作《瘟疫與人》中提到一個觀點：某個地區之所以會有瘟疫肆虐，很可能是因為該地區之前的環境穩態被破壞了，病原體與人畜之間的關係失去了平衡，瘟疫就會爆發，感染並且殺死大量的宿主，直到環境形成新的穩態為止。
這個理論在明朝末年得到了充分的驗證。 17世紀中葉，交通水平低下，明朝百姓長期生活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範圍內，對局部地區的微生物環境已經產生了適應性，而當旱災和蝗災接連洗禮某個地區之後，人們便不得不逃到其他地區，人口的大量流動會攪動各地微生物環境的平衡，為傳染病的大規模擴散提供了絕佳的條件。除此之外，當糧食出現歉收或者絕收時，人們不得不拓寬自己的食譜以求活命，將一些平時不會食用的東西變成食物，比如一些齧齒類動物，其中染了病的動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撿食。原本已經因為飢餓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觸這些病菌的載體，便很容易被感染，其根本原因在於食物的匱乏，因此，相當大的一部分疫情是伴隨著旱災和蝗災出現的。
1640—1641年，常有災害與瘟疫伴生的現象出現。明末的山東、安徽等地，除了深陷饑荒，還有過半的民眾死於恐怖的瘟疫，如棗一般大的綠蒼蠅漫天飛舞，遮天蔽日。在各種文獻的記載中，人們總是把烈性傳染病籠統地稱為“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疫”應該不是特指某一種傳染病，而是多種傳染病的統稱。
從各種細節來推斷，其中最為嚴重的一種，很可能是鼠疫。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曾經對明末的疫情做了深入的分析。崇禎末年，旱災、蝗災接連襲來，極度的匱乏在明朝境內迅速蔓延，無數飢餓的流民成為李自成軍隊無窮無盡的兵源。這股被匱乏凝聚起來的武裝力量彷彿化作了一具巨型殭屍，哀嚎著爬過明朝的萬里河山，無論朝廷怎麼打擊和剿滅，它都能一次次起死回生、捲土重來。如果我們深入瞭解就會發現，李自成軍隊所到之處，帶去的並非只有兵災，還有一些更恐怖的東西。
崇禎十七年，即公元 1644年，那是明朝的最後一年，天津有一位名叫駱養性的官員，很不幸地成為一場浩劫的直接見證者。他在公文中寫道，崇禎十七年八月間，天津一場嚴重的疫情達到了頂峰，很多患者感染後迅速死亡。這種病不僅致死率很高，傳染性還極強，每天病死的有數百人之多，被傳染病滅門的家庭多到“排門逐戶”的地步，天津全城“棺蒿充途，哀號滿路”，街上擺滿了棺材和裹屍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親人者的哀號。這位姓駱的官員表示，這場恐怖的傳染病是由李自成的軍隊帶來的，同時另外一段史料側面證實了李自成軍隊和鼠疫之間的關係：“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闖賊入懷來，十六日移營東去，是年凡賊所經地方，皆大疫，不經者不疫。”出自《懷來縣誌》的這段記載表明，李自成的軍隊進入河北懷來以後，凡是他們經過的地方，全都爆發了嚴重的瘟疫，他們沒有經過的地方則沒有疫情發生，這說明李自成軍隊是瘟疫的主要傳播者。曹樹基教授表示，從之後的一些關於這場瘟疫的記載來看，這種瘟疫有三個特點：傳染性強、死亡率高、人畜共患，正是鼠疫的典型特徵。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早前在河北、北京一帶發生的異象，便能從中發現更多鼠疫的證據，比如崇禎十六年七月，通州一帶突然出現一種“疙瘩病”，迅速傳染，有的家庭全家無一倖免，以至於無人收屍。這種烈性傳染病之所以叫“疙瘩病是因為患者身上會長出疙瘩一樣的腫塊。在曹教授看來，所謂的疙瘩其實正是鼠疫患者典型的淋巴腫大症狀，同時，感染肺鼠疫的患者也會有朝染夕亡的致死速度。除了通州，在昌平、保定等地，這種疙瘩病也相繼出現，有的地方由於瘟疫太過恐怖，民間連憑弔死者的基本禮節都廢除了。疫情於北京、河北一帶四處蔓延之際，李自成的軍隊一頭扎進疫區，四處搶掠，不僅給病原體帶去了無數的宿主，不斷行進的軍隊更是將疫情擴散到四方，造成巨量的人口蒸發。據推測，明清更迭之際，華北三省死於鼠疫的人數不低於 500萬人。鼠疫是由鼠疫桿菌引發的，主要存在於自然界一些齧齒類動物的身體中，這些小動物身上往往會有諸如跳蚤一類的寄生蟲。跳蚤吸食了患病宿主的血後，鼠疫桿菌會在跳蚤的前胃棘增生，造成前胃阻塞，這一效應被稱為菌栓（ Blocking）。有菌栓的跳蚤由於前胃被堵住了，吸食的血液便很難進入胃裡被消化，這讓跳蚤始終處於飢餓之中，於是更加瘋狂地吸血。當這些跳蚤吸食家鼠或者人類的血液時，血液會在跳蚤體內與鼠疫桿菌混合，之後再回到宿主血管裡，造成新的宿主感染，這就是鼠疫傳播的基本原理。通常來說，各類齧齒動物和它們身上的寄生蟲往往距人類生活區域較遠，如中國北方一些荒漠草原地帶，在這些地方，鼠疫桿菌會侷限在特定範圍內傳播，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
然而，隨著農耕區人口壓力的增大，糧食越來越匱乏，為了填飽肚子，一些農業人口迫於匱乏的壓力而被擠壓到新的環境裡開荒，這種行為便無意中打破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平衡。鼠疫向人類社會擴散的途徑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關於家鼠的，家鼠和開荒的人類一起遷移到新地之後，會和當地齧齒類動物接觸，這些家鼠也就會因此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桿菌。家鼠和人類的關係一向密切，當它們回到自己的住所時，帶回的跳蚤便可能叮咬人類，人類聚居區內的廣泛傳播也就開始了。第二種傳播途徑是關於人類自身行為的，在一些“鼠疫自然疫源地”，會有一些齧齒類動物在巢穴裡貯藏一些諸如穀物和草籽之類的食物，如果當地發生了饑荒的話，糧食的匱乏會把一些災民逼入絕境，他們就會去挖掘齧齒類動物的貯糧以填飽肚子，在挖掘巢穴的過程中極有可能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桿菌。
此外，還有一些因病而死的齧齒類動物會被飢餓的災民撿食，這也是重要的傳染途徑。如果再有四處征戰的軍隊進入疫區，那橫掃全國多個省份的鼠疫疫情就會隨之而起，明朝末年正是這樣。
閱讀更多 壺說八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