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聞世界》，作者：勝勇 華夫 立新。
從“苦孩子”到副廳長
1952年，李友燦出生在河南省淮陽縣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3歲的時候，他父母就相繼去世。李友燦是跟姐姐長大的，姐弟倆相依為命，艱難度日。因為太窮，他們常常不能維持基本的溫飽。十幾歲的李友燦甚至穿不上鞋子，貧窮使他飽受別人的嘲笑和欺負。
李友燦伏法
艱難的童年生活在李友燦的記憶裡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養成了自尊而又敏感的性格。出人頭地，發家致富，成了他苦苦追尋的人生目標。
青年時代的李友燦做事認真刻苦，為人嚴格自律，而生活也給了他公平的回報。1970年，他中學沒畢業就入伍參軍，並很快入黨提幹。1979年，他隨部隊參加了對越自衛反擊戰，因作戰勇敢曾榮立軍功。打完仗後，他又作為戰鬥功臣被保送到軍校學習，畢業後，勤勉而紮實的工作屢屢得到上級領導肯定，不到30歲的時候，他已經走上了正團職領導崗位。
1987年年底，35歲的李友燦轉業到河北省計劃經濟委員會工作，從一名軍人成為一個政府官員。他依然保持著踏實肯幹的人生姿態，角色轉換完成得相當順利，一年多後，他就被提拔為計委辦公室副主任。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商品經濟的大潮已經撲面而來。脫離軍營生活的李友燦很快就對聚斂財富發生了興趣。不過這時候，他沒有打手中權力的念頭，而是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商業天賦”。
他到河北省外貿廳工作後，有一次單位組織去南韓考察。上街購物時同行的人買這買那，每人手裡都是一堆雜貨。惟獨他把省下的錢提了一包領帶回來。當時這種領帶在韓國摺合人民幣每條7元，在石家莊的批發市場則可以賣到28元錢。李友燦買的這3000條領帶回國後轉手就淨賺了6萬元；另外，他還通過關係讓自己的妻子為中國航空公司代賣機票，收入也是頗豐。人們說，李友燦有機會就能掙幾筆。
“不過總體說來，還沒有擔任要職前的李友燦看起來是很平常的一個人。”據李友燦一個同在石家莊工作的老鄉講，那時候的李友燦誠懇厚道，不大愛說話，待人也實在。
1992年，李友燦擔任河北省機電辦的常務副主任，開始主持機電辦的全面工作。
作為省機電辦常務副主任，掌握著全省進口汽車配額的審批大權，也就掌握著那些經營汽車業務的企業的命脈，李友燦很清楚手中權力的分量。但是在省機電辦工作的前幾年，他對自己的要求仍然比較嚴格。他行事低調，很少跟企業界的人來往，包括在外面請朋友吃飯，拿回來讓公家報銷之類的“小事”，也基本上是空白。他也多次拒賄，退賄。原外貿廳的人回憶說，在大家印象裡，李友燦是個老實人，工作很認真負責。
1996年9月李友燦再次升職，被“扶正”為河北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成為副廳級的領導幹部。2000年3月，他又被任命為河北省外貿廳副廳長，仍然兼任省機電辦主任一職。
開始伸出貪婪之手
李友燦當了機電辦的一把手後，人們慢慢發現，過去那個為人憨厚、不善言語的李友燦漸漸變了，說話多了，接觸人也多了。
手中不斷增大的權力，開始消解李友燦的自律和謹慎，這個苦孩子出身的高官似乎覺得終於可以享受生活了。原來做人低調的他開始周旋於汽貿界的大老闆之間，而且對高爾夫球這些時髦前衛高消費活動越來越有興趣。最初，他還對別人講，他身體不好，有糖尿病，需要鍛鍊，但人們知道，隨便玩一場高爾夫球就得上千元，哪是一個掙工資的人玩得起的？
一位原機電辦的工作人員回憶說，李友燦後來打高爾夫球都“打瘋了”，基本上每星期都去玩，單位裡有時兩三天看不見他。他的車後備箱隨時放著球鞋、球帽、球杆，還時不時拿出來向別人炫耀。
李友燦整天出入於石家莊、涿州、北京的高爾夫球場，而為這些高額消費買單的則是那些汽車貿易行業的老闆們，這時的李友燦已不再象過去那樣“清廉”了，對老闆們的“供奉”他理所當然的笑納了。
燈紅酒綠的生活越發刺激了李友燦對財富的渴望，後來他自己供稱“就是想有一筆錢，一大筆錢。”此時他手中的權力已經可以讓他輕易地實現這多年來的夢想了。
另外，這時李友燦腦子中的兩個想法，也成了促使他在腐敗之路上加速前進的“動力”，據被捕後李友燦在獄中供述：一是認為政治仕途基本走到盡頭，不會再晉升。二是當時中國正申請加入世貿組織，一旦加入，汽車配額制將很快取消，他就不能夠再利用這份權力來為自己撈取好處了。
和很多貪官們一樣，在剛走上腐敗之路時，李友燦也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受賄數額也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一點點開始的。
當時，社會上有很多倒賣汽車配額的掮客，他們利用各種關係和手段拿到配額，再轉手倒賣給有關公司。正是從這些配額販子手上，李友燦收受了第一筆賄賂：一個大信封裡的4萬塊錢。
在一次次“安全”的受賄後，李友燦從最初的緊張惶恐慢慢變得心安理得，他漸漸不滿足於這種小打小鬧了，他開始尋覓大魚。
貪慾的閘門一旦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但象李友燦後來那樣無限放縱自己，瘋狂斂財的案例，也確實十分罕見。對他來說，最後的瘋狂開始了。
用汽車往家拉錢
2000年8月份，一次在涿州打高爾夫球時，李友燦認識了北京森華創業汽車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丁某。初次相識，丁某熱情有加，打完球后，主動邀請李友燦到北京的一家高級涉外飯店就餐。
丁某的熱情、好客、精明給李友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心裡十分清楚丁某為什麼和他套近乎，在他眼裡，這個人正是他要尋找的那條大魚。
心有默契的兩人一拍即合，關係迅速火熱起來，不久丁某向李友燦提出能不能從河北為他的公司搞一些配額，至於報酬可以兩人商定。這正中李友燦下懷，他爽快地答應了。
因為丁某的森華公司是在北京註冊，不屬於河北省的管轄範圍，因此要將河北省的進口汽車配額轉到丁某名下，還需要在河北境內找一個企業做“二傳手”。
經過仔細謀劃，李友燦把目光投向了河北汽車貿易總公司，把這家公司作為自己權力尋租道路上的橋樑。他幾次找來該公司負責辦理配額的總調度室負責人朱某，把自己的思路或明或暗地向她授意。在他眼裡，朱某是個“老實，聽話，好操作”的人。
朱某雖然不知道李友燦和丁某間的秘密約定，但她還是清楚轉讓進口汽車配額不僅違反規定，而且鬧不好還是違法犯罪的。
一時間，她有些猶豫。但河北汽貿公司是河北省獲得汽車配額最多的企業之一，面對掌握自己生殺大權的李友燦主任，朱某哪敢冒犯，再加上李友燦“有錢大家賺”的暗示，朱某很快也就同意了。從此她成為李友燦瘋狂斂財的工具。
2001年8月，朱某在李友燦的指點下以河北汽貿公司及下屬企業的名義向省機電辦申請進口汽車配額69個。李友燦立馬批准了自己導演出來的這張汽車配額申請單。不久，他便命令朱某把這69個汽車配額轉給了森華公司。
至此，李友燦完成了他權力尋租的黑幕鏈條。
第一批配額到手後，丁某也很守信用，很快，就按兩人之間的秘密協定，拿出了高達300萬元的酬金！
2001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李友燦自己開車去北京“提錢”。車就停在森華公司辦公樓前，丁某將事先準備好的300萬現金分別裝入3個尼龍提包，放進李友燦車的後備箱裡。
合作如此順利，李友燦覺得自己真的找到了理想的合作伙伴，從此，他開始了與丁某肆無忌憚的權錢交易。第一次拿到300萬元後，不斷膨脹的貪慾促使李友燦展開同丁某的一次又一次合作。
經辦案人員查明，李友燦最多的一次從丁某那裡拿了1640萬元！這麼多現金他的車一次拉不了，他就拉了三趟！“1640萬元是個什麼概念，堆起來有多高，恐怕一般人一輩子想都想不到。”事後許多人對此震驚不已。
有好奇者曾經計算過，1640萬元鈔票堆在一起，有不小的體積和重量：“這也是個力氣活”。每次運鈔都是李友燦一個人搬運，事實上那次他從車上往存錢的房子裡運了四次才運完。
一位辦案人員感慨地說，這實在是瘋狂的一幕：一個五十多歲的人，還有嚴重的糖尿病，獨自一人把40公斤重的現金往回搬，而從停車的地方到家門口要走很長的一段路，這種貪婪簡直就是瘋狂。
經辦案人員查明，從2001年8月至2003年4月，李友燦先後將1249個汽車進口配額提供給丁某使用，從中先後5次收受丁某給予的現金合計4723萬元！
太多的現金運輸、存放都成了問題，於是李友燦在北京某花園小區花50萬購買了一套不太顯眼的房子。房子很小，只有49平方米，李友燦很少在那裡住，他的親戚朋友也沒人知道這棟房子，這房子只有一個用處，那就是放錢，成為李友燦的個人“金庫”。
李友燦曾長期開著一輛銀灰色的高爾夫轎車，這輛車也是他的“運鈔車”。令人諷刺的是，這輛“運鈔車”也是他索賄得來的。李友燦感到，到丁某這裡來取錢，用單位的車或借別人的車都不“方便”，於是2002年4月，李友燦向唐山某公司索要了一輛價值21萬多元的高爾夫轎車。
從此每次從北京的丁某手裡拿錢，他就悄悄地一個人開著這輛車進京。
對金錢的瘋狂攫取，對貪慾的肆意放縱，使李友燦在很短的時間內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在金錢改變著他的同時，他對金錢的態度也在發生著改變。
“覺得錢越來越不是錢了！”李友燦自己這樣說。“每次就像拉幾箱蘋果那樣”；“要弄一提包紙我不知道怎麼弄，要弄一提包錢非常容易！”
一次，他拿了800多萬元後，把8個提包放到車上，後箱裝不下，又裝到後座上。裝完錢，然後他就若無其事地上樓參加一個應酬去了，很晚才回來把放著鉅額現金的車開走。辦案人員曾問他“你就不擔心錢被盜？”李友燦的回答是，那些錢對於他來說都已經不是錢了……
這些錢他很少揮霍，只不過偶爾到藏錢的房子，把那些現金一摞摞鋪在地上，靜靜地“欣賞”。有時候，李友燦也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荒謬荒唐的事：拿這麼多錢幹啥用啊，真是有病！
李友燦說，他自己也無法說清當時是怎樣的一個心理狀態，只是覺得“我滿足了，我現在終於有錢了！”
我們現在無法給李友燦當時的心態一個準確的定位，但讓經辦李友燦案件的檢察官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李友燦心態的嬗變：在李友燦決定交代所有犯罪事實之前，曾動情地講述過他少年時的夢想，他說他一直很想過過有錢人的生活，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眼眶溼潤了……
精心設計的法律“防火牆”
李友燦斂財的心態就像大堤決口一樣，一發而不可收。但這並不意味著此時的李友燦已經失去理智，特別是在如何掩蓋犯罪真相，保護自身安全上，他表現出了高度的的“智慧和理性。”
從一開始，李友燦就給自己定了一個“原則”：不能從河北的企業拿錢，他的理由是：一是不容易被發現，二是萬一被發現以後也可以推脫耍賴，不承認是貪汙受賄。這也是他為什麼後來選擇北京公司的原因。
在整個受賄過程中，李友燦極其“謹慎”：他特意叮囑丁某，要注意保密，汽車配額的事由二人單線聯繫；錢只在雙方手裡傳遞，不能經手別人，也就是要直接碰頭，直接見面。
李友燦小心翼翼地策劃自己的每一步行動，力圖擦掉與犯罪事實有關的每一個痕跡。李友燦堅持收受賄賂只接受現金，不管多大數額，他都堅持只用現金交易，因為這樣就沒有帳目可查。每次進京，他都儘量不開、不用手機，而是用IC卡打公用電話。
李友燦每次提錢都是趕上下班時候，他認為這個時候最安全。用他自己的話說：別的時間提著幾包東西上下樓可能被保安人員注意到，而在上下班的時候不會有人懷疑。
李友燦的心思縝密還表現在很多地方，他把錢搬回家後一般不會立刻處理，總是過段時間後，再慢慢的想辦法兌換成外匯或者存到銀行。每次存錢的數額也都不大，他用了很多親戚的身份證去存錢，也用一些假身份證，沒有一次用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證。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錢後的李友燦更變得謹慎、低調起來。處處把自己偽裝成一個廉潔清正的幹部。可以說每一件小事李友燦都會考慮得非常周到。
一個李友燦過去的熟人說，他那時候吃飯很隨意，不講究什麼規格檔次，甚至到地攤上去吃飯，比如羊肉串什麼的他都吃。
李友燦的司機回憶說，他有一次評職稱，想請李友燦幫忙，話剛一出口，就被李友燦拒絕了。李友燦說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管，我不能給你開後門！
作為一個千萬富翁，李友燦在生活中卻十分“吝嗇”，除了別人買單的高爾夫球，他不抽菸，不喝酒，很少有高消費的揮霍行為。後來他說不喝酒的原因是怕“酒後失言”，“整天提心吊膽，連說夢話都怕暴露。”在人們的印象裡，有了錢的貪官們都會沉溺於女色，李友燦在這方面也十分“節制”。
為了怕“露富”，他從不給親戚朋友錢物，包括一手撫養他長大依然生活在貧寒中的親姐姐，他也從不給錢。被抓前一年多的時間裡只看了他在石家莊駐軍某部養豬為生的姐姐一次，連東西都沒買。後來李友燦回想此事掉了眼淚，他想起小時候，姐姐像牛一樣拉磨，怕他累著，總是讓他拿著面站在一邊，他哭著說，我光想著自己，對我那麼好的人，我都不管了，看錢看得六親不認，我最後只認錢了，我不露富，也是為了保護自己。我不是人！我姐姐拉扯我長大，我都沒給姐姐錢，到現在，她還揀著泔水裡的饅頭剝了皮吃……
沒有親情，喪失良心，對家庭麻木，對金錢麻木，對人生麻木，李友燦逐漸喪失了做人最起碼的良知。
李友燦所營造的假象一時間迷惑了很多人，甚至迷惑了夥同他一起搞腐敗的人，河北省汽貿公司的朱某在李友燦案發後驚歎：打死我也想象不到，我從來都沒有想到他會有那麼多的錢，從他的衣食，你根本看不出來他很有錢！
拉整個班子下水
在李友燦精心打造的安全鏈條裡，還有他認為很重要的一環，那就是要掩住自己本單位同事的耳目，而實現這一點，他採取的辦法就是拉整個班子下水。
他讓朱某從丁某給河北汽貿的錢中拿出一部分，以朱某的名義給省機電辦的幾個副主任和關鍵負責人行賄，每人20萬元。
讓李友燦有些意外的是，這件事在剛開始的時候並不是很順利，兩名副主任開始都拒絕接受這筆錢。但在李友燦的軟硬兼施下，他們都沒能堅守好最後的防線，最終和李友燦一起滑入了泥潭。
為了保證斂財的順利和安全，他還採取拉攏、打擊、報復等手段把機電辦的幾乎全部工作人員都帶入腐敗旋渦。
李友燦多次授意一名工作人員尋找申報配額的單位，但那人意識到這裡面有問題，一直拖著不辦。李友燦大為光火，在幾年的時間裡一直找機會給此人穿小鞋，幾次把關於此人提職的建議擱置。最終無奈之下，這名工作人員也只好“下水”。當然，李友燦在事後也沒有忘記給他甜頭：第一筆生意做成之後，就給他了七萬塊錢。
封住了省機電辦同事的口之後，李友燦在配額的分配過程中表現得更是肆無忌憚。黨組織生活，內部監督機制，這些統統被李友燦扔到了腦後。
上樑不正下樑歪。作為省機電辦“一把手”，李友燦帶頭大搞權錢交易，使得這個單位內部的小環境一時間惡劣到極點，貪汙受賄之風在省機電辦盛行。就這樣，一個曾經優秀的工作集體全部“爛”掉了。
目前，除李友燦已經伏法外，一名科長自殺，一名副主任因涉嫌受賄正立案查處，另一名副主任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一名工作人員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機電辦的其他工作人員也因為進口汽車配額受賄案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牽連。
風聲鶴唳的逃亡
有了錢的李友燦並沒有感到金錢帶來的“幸福”。相反，他收的錢越多，就越感到惶恐不安，就越擔心自己有朝一日被發現。
李友燦自己供述說，“我覺得窮的時候根本不害怕，沒負擔，後來錢多了，特別害怕，我也不敢見人，不敢吃，不敢玩，真不知道自己是圖什麼。”
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一案被查處後，燕趙大地上的反腐風暴一波高過一波，這也使得李友燦心驚肉跳。
2003年4月，機電辦一個工作人員自殺，有關部門進駐機電辦調查。
2003年的5月，在新一輪機構改革中，原外經貿廳重組為商務廳。而李友燦沒有被列入省商務廳新的領導班子。這些，都使他感到不詳的氣息正在逼近。此時的李友燦已如驚弓之鳥，聽不得半點風吹草動。李友燦怕相關調查殃及自己，決定出逃。他匆忙銷燬了自己所審批的有關進口汽車配額資料，然後化名“張建國”，通過一家旅行社，倉惶逃往俄羅斯。
逃到俄羅斯後，李友燦藏匿在一個小城裡。由於沒有合法的居住身份，擔心被俄羅斯警方發現，他租了一套房子閉門不出，甚至連日常用品都是叫人送貨上門。與世隔絕的生活，一日三驚的壓力，從一個高官到逃亡者的落差，使李友燦感到絕望，他的心態迅速崩潰了。
在俄羅斯的8個月裡，李友燦三次試圖自殺。第一次他用皮包上揹帶綁在暖氣管上，想上吊自殺，可揹帶斷了；第二次他換用自己的腰帶，而且特意找了一個寬腰帶，但命運似乎和他開玩笑，腰帶居然又斷了；第三次，他想用隨身攜帶的藥物自殺。他有心臟病，身上有速效救心丸。李友燦一次吞下了一瓶速效救心丸，結果沒有任何反應。三次自殺未遂，李友燦只好繼續在這種生不如死的狀態下忍受煎熬。
2004年4月9日，當已逃亡8個月的李友燦準備逃往另一個城市時，我公安人員在俄羅斯警方的幫助下，終於在俄羅斯的哈巴羅夫斯克市將李友燦抓獲。此時的李友燦再次企圖自殺。
他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把兜裡裝的一瓶硝酸甘油，幾十粒全部吞進去，然後拼命撞向廁所裡的陶瓷便器尖銳的側楞，連撞了兩次，撞得頭破血流，但依舊未能結束自己的生命，欲第三次撞擊時，俄方警察聽到響動衝了進來。
多次自殺未果的李友燦知道自己無法逃脫法律的審判，他曾仰天長嘆，“這是老天爺不讓我便宜死啊！”
中國警方到機場接李友燦的時候，辦案人員驚訝地看到一個“象鬼一樣的”李友燦：“渾身是血，頭髮很長很亂，一張黑黑的髒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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