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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不行。
我們要清楚周朝跟漢朝的制度是有巨大差別的，一個是分封制，一個是郡國並行制，尤其是實行推恩令時，漢朝諸侯王跟天子是一家的，而周朝諸侯跟周天子不全是。
分封制是周朝立國的根本制度之一，分封的對象為周王的同姓親屬、功臣和上古帝王之後，其中同姓親屬最多，“周初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諸侯雖然對天子有隸屬關係，有鎮守疆土、捍衛王室、交納貢稅、朝覲述職的義務，但諸侯國的獨立性非常大，初封時就是半獨立狀態，之後獨立性只會越來越強，到春秋時期，諸侯國已成獨立國家，周天子對其毫無管控能力。
也就是說，周天子是不能直接插手管理諸侯國內部事務的，這是周初王室自己的規定的，畢竟想讓人家履行義務，還一點好處不給，事事由你管著，誰搭理你？
漢初最開始也是這種情況，劉邦很難管到那些異姓諸侯王，所以他直接一個個清理掉了，全部改為同姓諸侯王，相比於這些同姓，漢朝皇帝等同於宗法制下的大家長，給家族裡的小輩推恩情，諸侯王們不樂意，他的兒子們可樂意得很。
但光有樂意是不夠的，關鍵在於諸侯真的會實行推恩令嗎？這是周朝不能推行推恩令的根本原因，即王室沒有足夠的力量壓制諸侯實行推恩令，隨便一箇中等諸侯已經能夠讓王室頭髮撓禿，更別提大國。
漢朝皇室則沒有這個顧慮，經過之前對七國之亂的平定，諸侯中最大的幾個刺頭已經被清理掉了，漢朝中央對諸侯有足夠的壓制力，只要不是足夠多的諸侯一起反，中央完全鎮得住場子。
周朝還有一個跟漢朝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諸侯國內也是分封的，周朝是層層分封，諸侯保留一部分土地直轄，一部分土地作為采邑分封給他的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樣情況分土地給士，士才直接統治庶民，我們可以看到有些諸侯國是被卿大夫取而代之或者瓜分的，如齊國和晉國。
漢朝諸侯王則沒有這種情況，這帶來的問題就是，即便諸侯願意實行推恩令，公子們是擁護得很，可卿大夫們願意嗎？卿大夫往往是一個諸侯國的柱石，他們的意見，是舉足輕重的。
退一萬步說，諸侯國接受了推恩令，一步步把自己的封國分小了，周天子也很難重新成為大家長。經過分割，天下形勢會變成周王畿最大，周邊一群小國，這樣就會帶來兩個後果。
一個是諸侯單獨不具備對抗王室的能力，王室可以以力服人，但跟漢朝不同的是，周朝在諸侯國中間沒有派出機構，往來全靠使者，不能很好地掌控住諸侯國，而漢朝在諸侯國之間有郡縣存在，分割後的諸侯國直接受郡縣節制，換而言之，也就是間接受中央節制。
另外漢朝有跟推恩令匹配的酎金律，酎是一種優質酒，金則是黃金，這兩種東西都是獻給太廟的，從漢文帝時期開始實施。
漢武帝搞推恩令的時候，就利用這個制度搞掉一批王侯，因為按照酎金律規定，所獻黃金份量或成色不足，王削縣，侯免國，這些被黜的、被削的土地，自然就到漢朝郡縣管轄下了。諸侯們就在頻繁的罷黜、續封、徙封中慢慢徒有虛名，被漢朝的刺史、郡守們取代。
周朝沒有這個制度，就算是諸侯不來朝見周王，也不可能把諸侯國收歸王室，最多給他換個諸侯，這是周王室自己的定的規矩，除非突破，否則一群小國周王室也很難吞併，更可能的情況是當小國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紛紛開啟兼併模式，周王室軍隊有限，管不過那麼多，最終的結果也還是春秋爭霸。
另一個就是邊境上的諸侯不再具備抵禦外敵的能力，周朝時期可不是中原天下無敵，就算是中原，也穿插著各種夷狄部落，邊境上更是兇猛，犬戎、赤狄等等，都是打仗的好手，如果沒有足夠強的諸侯國抵禦，每次打仗估計都是直接推到周王畿，諸侯的拱衛作用也就消失了。
總的來說，制度的不同和中央威信的差別，使得周王室很難想出推恩令，就算是想出來了，也很難實施，更別說重回大家長之位了。
平沙趣說歷史
解決周王室在東周地位的靈丹妙藥不是推恩令，東周時周王室也根本不具備強行執行推恩令的實力。
推恩令是漢武帝時期漢皇室推行的一項政策，其目的是逐步弱化分封諸侯王對中央政權的掣肘能力。人們都說推恩令是解決封建割據的一副靈丹妙藥，殊不知推恩令也是封建割據勢力與中央集權互相妥協的一個產物。
漢高祖劉邦生前，為西漢打下了半封建半郡縣制的格局，這種格局對於穩定劉氏江山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這種格局下，劉姓諸侯王佔據了半壁江山，使得呂后最終也沒能從劉姓手中搶得江山。呂后去世後，在大臣周勃等人努力下，很快就把江山交到了漢文帝手中。這次政權交接之所以能夠較為順利，分封制的格局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漢文帝還在猶豫要不要入京之時，中尉宋昌就指出：漢高祖分封子弟為王，封地犬牙交錯，互相制約，宗族實力如磐石般堅固；有了宗族勢力作後盾，就不用再擔心外人作亂！這就是分封制對於穩固劉氏江山的獨特作用。
正是因為如此，文、景二帝期間，屢次出現了諸侯王作亂事件，但分封制卻始終沒有在大漢帝國廢除。
然而，分封諸侯王的一方獨大，對於漢皇室的統治始終是一大隱憂。特別是在北方匈奴日漸強大的情況下，內部封建割據勢力雄厚，使得西漢皇室無法全力對抗外部威脅，只能委屈地對匈奴人實行長期的和親策略。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限制諸侯王的勢力範圍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漢景帝時期，在晁錯建議下，開始實行“削藩”，即削減諸侯國的封地，收回旁郡。由此引發了了著名的“七國之亂”，各諸侯國集體造反，矛頭就直指晁錯的“削藩令”。雖然這次“七國之亂”很快就得已平息，但也使得漢皇室對於“削藩”這樣的極端措施能否徹底推行下去產生了疑慮。
正因為如此，漢武帝上臺後，才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議，改為實施“推恩令”。
推恩令的主要內容是：各諸侯王的王位除由嫡長子繼承外，還可以以“推恩”的形式在本諸侯國內分封其他兒子。但諸別子分封的諸侯國從此脫離原有王國管轄，地域獨立；而且這一新建諸侯國行政上要接受當地郡縣官吏的管轄，新諸侯只享受屬地內的租稅，政治上的特權完全被取消。由此可見，推恩令的實質，就是把原本獨立的諸侯國逐步弱化，並緩慢地轉化成漢皇室直接統轄下的郡縣。
對比晁錯的“削藩令”，“推恩令”無疑要溫和得多：不再強制收回諸侯國的土地，而是在“推恩”的形式下，讓諸侯王們心甘情願地把土地分封給兒子——但實際上卻是歸還給了中央政權。因此說，推恩令其實也是封建割據勢力與中央集權互相妥協的產物。
但是，推恩令能夠在漢武帝時期推行下去，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漢皇室的實力猶在，遠遠強於各諸侯國。“七國之亂”雖然讓漢帝國損失巨大，可漢皇室畢竟是勝了。在這次中央集權與封建割據勢力的大決戰之後，封建割據勢力都清醒地意識到自身難以與中央集權作強硬的抗爭。因此，即便是知道推恩令長期來說必然是削弱自身實力，但有了“推恩”這一溫情外表，各諸侯王也就順水推舟的認同了。
如果不是漢皇室綜合實力強大，推恩令根本就不可能推行下去。
然而，春秋時期周王室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西周滅亡後，周王國範圍內出現了兩個周王：西北的周平王政權和東部的攜王政權。周平王政權得到了西申國的鼎力支持，但由於西申國聯合犬戎滅周，這一政權並未得到各諸侯國的普遍認同。攜王姬餘臣是西周覆滅後，天下諸侯共推的周王，初期得到了諸侯的普遍認同；但後來卻由於攜王的執政不善，很快就失去了人心。此時西周覆滅，周王室又失去了大半土地，兩個周王都不得人心，周王室根本無從號令天下諸侯，又何以向諸侯國推行“推恩令”？
公元前750年，更加誇張的一幕出現了：被中原諸侯國普遍視為叛逆的周平王政權，在晉國、鄭國的扶持下，戰勝了攜王政權，成為天下唯一的王。弒父篡位的周平王，在天下能得到多少諸侯國支持，可想而知。為了贏得諸侯國的支持，周平王大方地將原本就沒希望得到的土地分封給支持他的諸侯國：關中之地，許諾給了秦國；汾水流域土地，許諾給了晉國；洛陽盆地周邊的土地，許諾給了鄭國……。這時，周平王生怕別人不認同自己，拼命地給諸侯國送好處，哪裡還敢向諸侯國強推“推恩令”？最終，東周王室的地位是穩固了，但周王室的土地也被周平王送得差不多，再也無法恢復往昔“千里之地”的規模了。後來周王室的綜合實力，甚至還不如一箇中等的諸侯國，還如何能向天下強推“推恩令”？
此外，郡縣制的模式，萌芽於春秋中期，大約在戰國中後期才成熟起來。以東周王室所處時代而言，最佳改革分封制的時期是在春秋初期。可在那時，郡縣制尚未成熟，周王室又如何想得到“推恩令”這樣的改革方案？
因此，解決周王室在東周地位的靈丹妙藥不可能是“推恩令”，東周王室沒有這個實力，也不會想到“推恩令”這種形式來挽救自身。
在當時情況下，要想戰勝封建割據勢力，周王室真正應該學的是法國加佩王朝——通過支持底層平民與封建割據勢力作鬥爭，來贏得這場集權與分權的大決戰。
欲雲談史論今
商周時期，中原地區周邊存在著很多小部落，人們把它們稱之為：北狄、南蠻、東夷和西戎，這些小部落（包括周）經常襲擾商朝，令商朝非常頭痛。周滅商後，在繼承商朝的土地與人口的同時，也面臨著與商朝一樣的國家安全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途徑：
第一，加強中央集權，實行後來的郡縣制。但是，限於當時的人口、交通、信息傳遞以及政治結構鬆散等問題，要做到這點非常困難。如果實行郡縣制，即使沒有外敵，緊把內政處理好，都會很難。以三國為例，當時魏國最強，卻總受蜀國騷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魏國四面皆敵，不得不分兵防守，以至經常捉襟見肘、狼狽不堪。
所以，搞郡縣制是行不通的。 既然郡縣制行不通，那就只好採取第二種途徑：分封制。所謂分封，就是在周天子的周圍分出上百個小的諸侯國，賦予諸侯國對境內人口、土地的管理權，允許諸侯國擁有軍隊、收取賦稅，但諸侯國必須拱衛周天子，抵禦外敵入侵。這就是周朝分封諸侯國的目的，所以周天子不會、也不敢實行推恩令。
退一萬步說，如果周天子真的實行推恩令，在當時不具備中央集權的條件下，不僅不會解決諸侯國做大的問題，還會因損害眾諸侯的利益，很快面臨周邊小部落和諸侯國同時的攻擊。這樣的話，估計周朝亡的更快。
其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套制度還是不錯的選擇，它讓西周存在了270多年，相當於後來一個王朝的時間了，要不是申侯勾結犬戎鬧騰一番，西周估計還能存在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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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能否實施，並不在統治者是否有此意識，而是當時中央和諸侯力量對比如何。
西周的分封制是適應當時社會環境最好的舉措。但隨著新時代的發展，中央王朝實力削弱，諸侯國日益強大，不可能實行推恩令。
周武王滅商之後，看似是為了犒勞功臣以及分封宗族，所以選擇了分封諸侯。
但其實更關鍵的原因，是當時落後的農業生產工具，例如青銅農具，根本無法耕耘龐大的農田。周宗室的力量無法控制大面積的國土，只能通過封賞他人，來控制廣袤的領土。
這就有點像現在的加盟商一樣。加盟商會利用授權商的力量，擴展自己的商業利益，同時上交賦稅。
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劃分為諸侯的社會制度，國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別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他們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繳納一定的進貢即可盡義務。
但周天子並非沒有想到限制諸侯國的權力。他分封諸侯，大多數都是同姓諸侯，異姓功臣數量不多。而且土地最為肥沃的地區，都是周天子所有。那些土地貧瘠的地區，往往被授為諸侯封地。據稱，姜子牙封為齊侯後，率領百姓來到東海之濱。他發現這裡鹽鹼嚴重，農業產量極低，養活自己的人口都很困難。他只能因地制宜，鼓勵百姓搞“魚鹽”，通過捕魚和曬鹽來獲取收入。
同時西周時各諸侯國軍隊並不由國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傳》：“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氏和高氏就是掌握齊國兵權的守臣。
只是後來隨著犬戎攻破鎬京，周平王被迫東遷，周王朝直屬領土才大大減少。
此時，諸侯國軍隊為國君所掌握，這才直接導致了周室衰微。
與此同時，一場生產力的革命也在如火如荼進行中。鐵製農具以及耕牛的出現和廣泛應用，使得農業生產面積大大拓展。這些新增土地，並不屬於周天子所有，而屬於諸侯個人。原先僅僅只有一些殖民據點的諸侯，慢慢擁有了龐大的實力，最終能夠挑戰周天子的權威。
所以此時的周天子，根本不具備運用推恩令來鞏固權力的條件。
與此相反，西漢能夠成功推行推恩令，是在平定七國之亂的大好形勢下。中央王朝的權力沒有受到大的削弱，諸侯國已經日暮西山，此時推行推恩令根本受不到明顯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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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周朝奇特，而是中國歷史上管理模式的演變規律。原始社會部落以血緣聯繫而定居，繼而組成部落聯盟，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爭鬥，有爭鬥就會有平息爭鬥的機制，於是國家(軍隊法庭警察監獄)出現了，最初是功臣貴族共管(無固定模式)，到周時周公制禮(禮不但是禮貌禮儀更是一種制度)採用分封制，除了王室直轄區域，把其他土地全部封賞給功臣貴族(也有殷商遺族)由其管理並向王室納貢，這種模式相比夏商的不確定，還是有很大的進步，只是這種模式建立在周王有足夠的能力權威去管控諸侯這個前提上，西周末年由於王室衰微諸侯混戰無視周王(此即禮崩樂壞瓦釜雷鳴之春秋戰國時期)，這也是生產力發展，需要爭脫奴隸制生產關係束縛禁錮之必然，於是新的生產關係開始萌生，地主土地所有制開始取代井田制，封建社會開始發端，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確立了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秦國商鞅變法便是最突出的代表，這也是為什麼秦國能夠最終統一六國，而山東六國最終反被秦國陸續滅掉的最根本最深層的原因(封建制取代奴隸制是歷史必然)。但歸根結底，封建制仍是家天下管理模式，當皇帝缺乏能力和權威時，中央權臣或地方政權坐大後便是改朝換代之時，這也是開國皇帝為保障其政權穩固和長久而屠殺功臣勳將之因由。漢劉邦建立政權後一度實行郡縣與封國並行制度，這反映了統治者在管理模式上的猶豫和鬥爭，但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推恩令等制度的實行，封建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便日益成熟和相對穩定了，接下來便是皇權與相權的調整平衡與規制了。封建王朝兩漢是外戚與宦官專權，隋唐是地方權臣坐大，兩宋有效防止了外戚宦官和地方權臣，元朝由於種族歧視和拒絕漢文化喪失政權，明清由於統治集團內部傾軋盤剝百姓民不聊生喪失政權(清政權還有列強入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原因)，但這與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無深層次矛盾。
明月86906
周朝和漢朝的性質壓根就不一樣！
周朝就好比是一家合夥公司，周天子只不過是大股東而已，其他諸侯可都是大周的戰略合夥人啊。當年大家可是一起聯手幹掉了老東家，不是老姬家自己的功勞。
再說就姬家這點實力，壓根無法完全統治中華，於是只好分封了。因此，老姬家根本沒推行推恩令的資本！
而且，按周朝的分封體系，諸侯們在自家的封地內，可都是完全獨立的，就相當於自己封國內的“天子”了。如果周朝搞推恩令，壓根搞不下去。畢竟周天子根本無權干涉諸侯內政，尤其是部分大諸侯國，壓根就不聽周天子的。像楚國這些有實力又遊離於周朝體系的，甚至連周朝的面子都不用給。
因此，人家諸侯內部推不推，怎麼繼承爵位，可輪不到周天子指手畫腳。
但漢朝可是家族企業，漢高祖劉邦經歷楚漢四年爭霸後完成統一，之後又陸續剪除了異姓王，並定下了“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白馬之盟。
從此，大漢集團的股份統統都收歸劉家，成為一家真正的“家族企業”。而漢朝中央政府對其他劉姓諸侯，其實還是具有一定的優勢。
加上在漢武帝以前，朝廷就通過平定七國之亂進一步削弱了諸侯國的實力，鞏固了漢朝中央的地位和威信。因此，漢武帝朝廷才有這個資本推行推恩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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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要從社會制度，經濟基礎和國家形態等幾個方面來說了。
在春秋之前，社會主體是氏族。姓為大總，氏為小宗，同性不婚。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時期，姓和氏的區分是非常嚴格的。社會生產的組織是以氏族為單位的。但是，鐵器和牛耕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徹底摧毀了氏族生產方式，轉變為家庭生產方式。就好比現在，互聯網的普及開始摧毀傳統家庭單位一樣。生產關係是最底層的基礎建設，基礎建設的改變，帶來的就是社會的大動盪。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樣了。
西周時期的諸侯和漢代以後的諸侯是不一樣的。諸侯是天子的臣子，但是自己的封地是世襲的，在封地內，他就是君王。以此類推，到卿，大夫，最終到士，這是建立在最大化氏族生產的基礎之上的。春秋的主流是國野制，國家，加若干邑，具體到邑，則是城加氏族聚集地。所謂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這是一條單向，獨立的效忠線。這是由春秋時期的生產力發展來決定的。
隨著鐵器和牛耕技術的發展，家庭成為生產主體，氏族對家庭的約束被弱化，甚至打破。姓氏開始合流，宗法制已經跟不上時代，國家開始制定更細化的刑法。這標誌著統治力開始向底層滲透。個人和國家的關係也發生劇烈變化。春秋時期是國野制，當兵是國人的義務，野人只負責軍需，流行的是不鼓不成列的貴族軍事。但是到了戰國時期，標誌分封的國野制徹底被郡縣制替代，野人也擁有了等同國人的權力和義務，貴族戰爭變成了兵不厭詐的全民戰爭。這種情況下，軍隊的規模，國家的戰爭潛力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也因此，漢代，自己漢代之後的諸侯，和先秦是不能比的。
西漢是個典型的成熟國家，在西漢，諸侯在自己的封地並不擁有最高的權力。封臣的效忠鏈條也不再像春秋時那樣是個單向關係。對於天子來說，封臣的封臣自然是我的封臣。
也因此，西漢時期會有推恩令這種削弱諸侯的東西，而春秋之前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東西。因為推恩令首先削弱的就是宗法制的政治基礎，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下，不可能有任何合理性。
玩懷舊
先秦時期有三代，分別是夏商周，這時候的中國還處於奴隸制社會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得到提升，奴隸制已經滿足不了國家的發展了，所以後來的社會制度就慢慢發展為集權制的封建社會。在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轉變中有一個過渡階段，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這個時候也是東周時期，這一時期的諸侯國名義上還是尊周天子為王，受周天子管轄的。但是東周時期的周天子已經不像西周的周天子一樣有威懾力了，諸侯國之間各打各的，周天子根本無力去管。造成這一後果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眾多諸侯國，導致諸侯國發展的越來越強，最終尾大不掉。
其實不止周朝的分封制威脅了天子，就是後來的漢朝實行郡國並行制依舊發生了“七國之亂”，漢武帝解決諸侯國問題的方法是實行推恩令，這一舉措不僅能限制諸侯國的擴張，還能將諸侯國越分越小，最終無法與中央抗衡。那麼如果東周實行推恩令，能讓周天子重掌天下嗎？
很明顯不能。要想實行推恩令，首先得自身的實力比諸侯國強。西漢的諸侯國坐大的問題可是歷經幾代帝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才解決的。首先高祖劉邦在位時就把異姓諸侯王除掉了，接著文帝劉恆在位時誅殺了淮南王，然後景帝劉啟平定了“七國之亂”，最後才能輪到漢武帝頒佈推恩令，此時西漢的諸侯國被各代帝王已經打壓的差不多了，沒有什麼實力與中央抗衡，武帝的推恩令才得以實施。
但是反觀東周，則沒有這個實力將推恩令頒佈並實施下去。春秋有五霸，戰國有七雄，從來都沒有周天子說話的份。周天子作為名義上的領導只是個擺設罷了。到春秋時期，周朝的禮樂制度就已經徹底瓦解了，這是因為奴隸制度走向衰落，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也被各諸侯國挑戰，楚國國君更是僭越稱王，意欲與周朝正面抗爭。後來各諸侯國國君都學楚王慢慢稱王了。在這種情況下週天子控制的土地和人口根本沒有當時主要的諸侯國多，號令不了他們，如果強行頒佈推恩令，恐怕會被各諸侯國聲討。
況且西漢與周朝的情況不同，西漢分封的土地都是漢朝自己打下來的，中央政府再派人去管理。但是周朝時期各諸侯國的土地除了當初分封的之外很多都是自己搶奪的，跟周天子沒有關係。哪個諸侯願意遵照推恩令把自己打下來的土地再分封下去？而且周朝依賴四方的諸侯國抵擋蠻夷，如果將諸侯國實力削弱，自己也會受到威脅，所以實行推恩令並不是明智之舉。
東周時期雖然諸侯混戰，但是周天子本身是沒受到什麼威脅的，只需要管好自己的王畿地區就可以了。也正是因為周天子不去插手各諸侯國之間的事（實際上也沒能力插手），所以才能一直存在著，直到公元前256年秦滅東周後，周朝才滅亡。
風塵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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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是我國曆史上比較奇特的一個朝代，因為周天子管理國家採用的是“分封制”，他將天下版圖按照諸臣功勞大小，論功行賞，分封給這些人，周天子作為“天下共主”，管理著這些諸侯國。
但是隨著諸侯之間矛盾日益尖銳，諸侯國戰爭也不可避免的發生了，早期周天子還有一定的實力和權威去制約這些諸侯國，但是後期，部分諸侯國經濟實力大漲，周天子被架空，最終中原進入了戰國時代。
那麼，假如周天子一開始實施“推恩令”，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威嚴權勢呢？
小哥詳細分析。
周朝之“分封制”。
周朝行分封制（封邦建國），周王為“天下共主”。 西周由周武王姬發創建，定都鎬京。周成王五年，營建都城洛邑。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定都雒邑（成周），此後周朝的這段時期稱為東周。史書又將西周和東周合稱為兩週。
周天子第一次分封。
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國，姬姓之國共有五十三個，佔了其中的絕大部分。而在姬姓之國中，屬於文王諸子的有十六國；屬於武王之子的有四國；屬於周公後裔的有六國。這些封國大小不等，有的是畿內的采邑。它們廣泛地分佈在中原地區內，與眾多的舊國錯雜在一起，這就直接加強了周王室的統治力量。
西周主要諸侯國。周武王姬發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為列國諸侯，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五等者為附庸。其中姬姓子孫的封國最多，有53個，這就是中國封諸侯建同姓的“封建”的由來。
周天子第二次分封。
周公旦平定了三監之亂，實行第二次封建，主要分封對象有:
一、魯。周公旦的兒子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封於魯。
二、齊。封姜太公的兒子丁公於齊。
三、衛。封康叔於衛，得殷民七族。
四、宋。封微子啟於宋。
五、晉。封唐叔於夏墟。
六、蔡。封蔡仲於蔡。
七、東都。周公經營洛邑為東都，置殷頑民。
經過周天子第二次分封，諸侯國已經多達140多個，我們平常講的春秋和戰國，其中春秋就是指東周的前期，戰國時期就是指“三家分晉”至秦國統一六國結束。
分封制在以後的大部分朝代中都有存在，只不過分封人數和版圖規模變的非常非常小，君王權利更加集中。
漢高祖劉邦之“分封制”。
秦歷二世，後天下大亂，劉邦經過多年征戰，最終一統天下，建立了大漢王朝。或許是劉邦吸取了周朝“分封制”的教訓，到他執政的時候，雖然也有分封，但是他也做了部分修改，以自己的宗親為王朝第一階梯，進而來保證自己的江山穩固。所以後來劉備舉辦了非常著名的“白馬盟約”，“非劉氏而亡，天下共擊之”。
但是劉邦依然要通過“分封制”來籠絡人心，所以他前後也分了很多王，具體有以下幾個。
八個異姓王: 張敖為趙王,英布為淮南王，臧荼為燕王，韓信封為楚王、彭越封為梁王，韓襄王的後代封為韓王，把英布的岳父吳芮封為長沙王，還有一個是盧綰,也是燕王.
九個同姓王: 庶長子劉肥（封齊王）、二子劉盈（即孝惠帝）、三子劉如意（封趙王）、四子劉恆（即文帝）、五子劉恢（封梁王）、六子劉友（封淮陽王）、七子劉長（封淮南王）、八子劉建（封燕王）。 還有一個是吳王劉濞.
當然了，後來劉邦大肆誅殺功臣，逼的很多人都造反了，這由是帝王術的另一種手段。
漢武帝之“推恩令”。
漢高祖劉邦通過宗族血親來維繫自己的統治，因為天下再亂，終究也是他劉家的天下，但是到了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由於異姓王全部被分化撤銷，同姓王經過子侄孫代代相傳，藩王的輩分逐漸變高，而各藩王的血親和本宗之間的聯繫已經修煉疏遠，但是由於劉邦的分封制，致使很多藩王通過長久的積累，實力雄厚，久而久之就產生了驕蠻和反叛的念頭，比如漢文帝的時候，就有濟北王劉興造反，而到了漢景帝時期，更是出現了“七王之亂”，到了漢武帝時期，雖然經過漢武帝大規模改革，諸侯王實力大減，但是他們依然做垂死掙扎，依然想要反叛漢武帝，這其中就有淮南王劉安。
淮南王劉安的反叛被粉碎後，漢武帝清楚認識到削蕃一事勢在必行，他召集心腹大臣尋求對策，主父偃獻策“推恩令”，就是諸侯王過世之後，他的封地要繼續分封給自己的兒子，不管兒子能力如何，都要平分其父王的封地。如此一來，諸侯國瞬間劃分為更多更小的封地，在沒有實力和漢天子對抗。
“推恩令”是漢武帝適應君主集權制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周天子能不能推行“推恩令”？
早期周朝形態。
在西周初年，假如周天子實行“分封制”，隨後再適應“推恩令”，毫無疑問周天子依然會是所以諸侯國中共推的“家長”，因為在這個時候，雖然分封了大大小小七十多個諸侯王，但是“推恩令”的作用就是把諸侯王“分了再分，再分之後還分。”如此類推，用不了幾代人，這些諸侯國勢必變得非常小，再無力抗衡周天子，周天子這個天下共主當然可以輕鬆駕馭天下。
周朝後期。
漢武帝之所以成功推廣“推恩令”，是和他自身的強大勢力分不開的，而周天子後期因為自己勢力弱小，地盤還不如分封諸侯大，最後更是依附於其他諸侯國生存，可見此時的周天子更本沒有實力太實施“推恩令”。
所以說，周朝後期，“推恩令”是挽救不了積弱已久的周天子的。
古梁鏞
讀歷史，一定要對故事發生的背景有透徹的瞭解，這樣才能真正理解古代社會。比如說春秋時代，天子權力下移，而諸侯的權力則上升。有些人就想，要是周天子能像後世的漢武帝那樣，推行推恩令，不就可以解決諸侯尾大不掉的問題嗎？這種看法，就是對歷史背景沒有深刻的瞭解。
我且分析如下：
第一，春秋大幕拉開時，周天子就已經沒有實權了
漢武帝能搞推恩令，一個原因是中央政府非常強大，比諸侯要強大得多。可是，在春秋大幕拉開時，周的中央政府卻非常弱小，不要說命令諸侯，甚至要仰賴諸侯的保護。
由於驪山之變，周幽王被殺，繼任的周平王被迫東遷，春秋由是開始。周室東遷，象徵了一箇舊時代的結束，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春秋伊始，周王室的地位就一落千丈。周天子雖然仍然保有“天下至尊”的王號，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諸侯的控制權。
中央政府約束諸侯的先決條件，是天子（中央）必須是強有力的，有能力約束諸侯的擴張與反叛。然而，驪山之役，周王室（中央）的精銳武裝被打殘了，沒有武力支撐的中央，又拿什麼來嚇唬地方諸侯呢？
第二，周桓王恢復王室權威的努力化為泡影
周平王死後，繼位的周桓王試圖重新建立中央的權威。此時，諸侯中的最強者當屬鄭莊公，鄭莊公在十年的中原大戰中，幾乎打敗了周邊所有諸侯，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周桓王要重建王室權威，就必須挑戰鄭莊公的霸主地位。
可惜的是，周桓王的努力失敗了。
為了打敗鄭國，周桓王糾集鄭國的敵人衛、陳、蔡等諸侯國，討伐鄭莊公。在著名的繻葛之戰中，周桓王的中央軍大戰鄭莊公的諸侯軍，結果中央軍大敗，連周天子都捱了一箭，能撿回一命已是僥倖。
繻葛之戰是春秋時代一場重要的戰爭。鄭國的勝利，象徵一個諸侯爭霸時代的來臨。周王獨尊的時代已經漸行漸遠了，周王室從政治中心走向邊緣化，雖然在此之後還不斷有諸侯雄主提出“尊王”的口號，那不過是玩弄政治的把戲，周王室的地位實質已經等同於諸侯國了。
第三，從齊桓公時代始，周天子淪為霸主的保護對象
到了齊桓公時代，一種新的霸權模式出現了，稱為“尊王攘夷”。“尊王”是好聽的說法，說得難聽點，叫“挾天子而令諸侯”。
齊桓公比鄭莊公聰明之處，在於他發現周天子還是有點利用價值的。儘管周天子的至尊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但從名義上說，他仍是天下共主。把周王這尊泥菩薩供養起來，就佔據政治上的話語權，有了天子的默許，齊桓公四處征伐的底氣才會十足。
這時的周天子，或者說中央政府，不要說去削藩，甚至離開強藩就無法生存。作為回報，周天子賜封齊桓公為侯伯，即諸侯之長，以天子身份承認其霸主地位。在齊桓公之後，晉國稱霸百餘年，成為周天子新的庇護者。
在霸主強有力的武力庇護下，周天子總算稍稍恢復點尊嚴。不過，倘若認為霸主的目的是要重振周室之權威，那就大錯特錯了。霸主們高舉“尊王”的旗幟，絕不是要無條件地遵從周王的政令，而是圖自己的利益罷了。
明白了春秋時代周天子尷尬的處境，就會明白何以中央政府不去削弱諸侯的力量，不是不願意，而是沒這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