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在經歷壓力或恐懼時，就會有一種叫作“腎上腺素” 的化學物質釋放到血液中，從而給予人強大的力量，用來應對壓力對人體產生的變化影響。這種反應就被科學家們認為是“戰鬥或逃跑反應”，這個名詞由美國心理學家懷特·坎農提出，是人進化本能中存在的一種技能。
而焦慮的產生和恐懼產生的神經機制如出一轍，當有這種問題出現時，中樞神經系統就會產生相同的生理反應和情緒反應，唯一區別的就是恐懼有明確的害怕對象，人的感受很明確，就是發生在眼前的危險。
而焦慮的反應往往是人的第六感在冥冥之中感覺到周圍有什麼壞事要發生，卻不知道是什麼，或者說是觸發了人體內的“威脅探測系統”，明明知道環境對自己有很壞的影響，但卻無法改變這一切，從而產生焦慮。人們為了擺脫焦慮對自身的影響，主動去適應環境或是放飛自我，追求心靈上的安寧與寬慰。
“魏晉風度”就是這樣一種矛盾的綜合體，魏晉時期名士們性情率直任誕，其行為風格清俊通脫，表現出的又是一種“煙雲之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仙姿綽約，受到後世人們的效仿和景仰。魏晉風度與儒和道互補而形成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國一千八百年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
其實在“魏晉風度”的背後，是士子階層對東漢末年政治黑暗、軍閥混戰，天災頻發、生命朝不保夕的無奈與焦慮，他們充分感受到了世事的艱辛，既把控不了自己的命運，更改變不了腐敗黑暗的政治環境，於是便服藥、飲酒、清談、縱情山水，就像武鋒在《魏晉風度之下士人的精神矛盾》中所講的一樣：魏晉名士通過言行舉止表現出來的“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表面上的超脫，深層上則是時代背景下士人的一種精神矛盾的體現。具體分析如下：
一、人禍與天災，世事無常亂人心
（一）東漢末年軍閥混戰
蒿里行（曹操）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 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漢朝末年戰亂連年不斷，百姓大量死亡，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這首《蒿里行》是漢末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曹操揭示漢末軍閥混戰的現實，深刻反應了當時民眾所受的苦難，表達了曹操對漢末飽受戰亂之苦的民眾的同情，並對政治糜亂和軍閥混戰危害的揭露和鞭撻。
軍閥混戰有多滅絕人性，我們就來看看漢朝末期戰爭後果。也許是作為戰爭中恐嚇、削弱對手的一種手段，屠城這個戰爭中最殘酷的名詞，在漢末軍閥混戰中頻頻被使用，而且很多軍閥都樂此不疲，什麼人道主義觀念，什麼社稷為輕民為重，在漢末時期統統不講，我們還是以曹操和董卓為例：公元193年，曹操為了替父報仇討伐徐州牧陶謙，戰勝之後曹操將怨氣發洩在徐州百姓身上，悍然揮起屠刀，所到之處皆屠城，死在這種戰爭中的百姓多達數十萬，也許是史書誇大了，但是屠城之事是確定無疑。
《後漢書·卷七十三》：“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
另外經常屠城的還有董卓，董卓為人殘忍暴虐，其領導的涼州軍軍紀最差，每次攻克對手的城池後，不但將城中金銀財寶劫掠一空，還把殘存的百姓悉數殺光。另外據《三國志》記載：董卓“以嚴刑脅觽，睚鴺之隙必報，人不自保”。他在強行遷都的過程中，派兵縱火燒燬了宮殿、宗廟、民房等建築，還縱容士兵於城中燒殺搶掠，挖掘墳墓，實在是一群人形禽獸，百姓受難者數不勝數。
縱觀整個東漢末年，時常發生的屠城、無休無止的戰爭，致使人口數量急劇減少，大江南北到處都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的悽慘景象。
（二）建安大瘟疫
東漢末年也不知道是怎麼了，在短短三十年間，就發生了全國性大瘟疫十二次，這些都有明確記載，家破人亡景象隨處可見，後果十分悲慘。醫聖張仲景的家族，200多人都死了一大半。在建安瘟疫大流行期間，東漢的京都洛陽，死於瘟疫的人竟然有一大半人，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就有四個人這場大瘟疫中。政治中心都這樣悲慘，其它的地方簡直不忍描述。由於戰爭和瘟疫，造成了大量的平民死亡，平民死了，地就沒人種了，糧食不夠吃又產生了饑荒，全國到處都有人吃人的現象，三分之二的人被瘟疫奪去了生命，這種慘狀現代人想都想象不到。
曹植在《說疫氣》之文中記載了繁華中原地區因瘟疫發生的慘狀：“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人，才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沒有了人，一切都無從談起，漢末由於戰爭、瘟疫、饑荒的影響，人口損失極其嚴重，據參考葛劍雄《中國人口史》分析，漢末人口從東漢中期的6000多萬，降至三國初年的2000萬左右，損失高達百分之六十多。
當生存都是一種奢望的時候，人們思想受到的衝擊簡直就是石破驚天，從漢末的軍閥混戰，瘟疫橫行，到三國三足鼎立，再到晉朝統一天下，人們的思維方式也會隨著社會的衝擊不斷的發生變化，深刻受到到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不易。
既然生命長度不可增，那麼就去拓展生命的寬度，在有限的時間內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也算是一種對生命的尊重和享受，於是就由此產生了自信自尊、雅量弘度、有悖常理、放達出格、醉生夢死等種種行為的魏晉風度。
二、既然無法改變命運，那就盡情享受這個時代吧
其實人生就像一場真實的戲劇，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每個人，都是這部戲劇的主角，每個主角的戲份不同，但劇情背景都是相同的。差別只不過是要麼按照已經編好的劇本演下去，或是根據自己的思想走下去。你有改變命運的能力，那麼你就可以讓劇本跟著你的節奏走，你沒有這方面的實力，那麼隨波逐流就是了。
魏晉時期的士人受到漢末災難的衝擊和佛學、道學、玄學的影響，在思想上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變，當士人把心底深處的悲憤和哀傷沉寂下來，便開始探索生命存在的意義，從苦難之中開始對人生觀、價格觀進行另類思考，從而開闢出了新的思想境界，發現和確認了“人、生命個體和生命價值”新的理念。
“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士子們在不經意間發現，原來篡位者竟然也可以這樣的振振有詞，殺人者也真是這樣無所畏懼，士人的生命如草芥，掌權者可以予取予奪。他們不再相信君權天授，也不相信天人感應，當心中失去了信仰，其怪異行為也稀鬆平常。就像陳奕迅在《紅玫瑰》中所唱的那樣：“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被偏愛的，總有恃無恐”。
思想的大解放，使得魏晉風度名傳千古，魏晉名士用最開放的思想，最張揚的個性，烘托這個最有藝術精神的時代。思想上的巨大裂變，讓士人們以一種特別的表現形式深刻地表達出來，從而形成了中華文明史上一道特立獨行的風景。他們不但在精神上，在現實中也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從而轉向生活的詩性追求，每個人都生活都極盡詩意，酒和詩成了魏晉士人的藝術化人生的兩個核心內容。
魏晉風度的詩性是既空靈又沉重的，說它空靈是魏晉士人的瀟灑通脫，說他沉重則是指士人任誕簡傲行為是對人生的理性思索。在一個個風骨儼然、氣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晉名士才子的形象背後，也存在著醉生夢死、放達出格、有悖常理的弊端，其曠達骨子裡散發的是對人生無常的無奈與焦慮，在思想極致開放的背景下，出現王猛這種生活頹廢、不拘小節、“捫蝨而談”的名士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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