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摆脱女性特质,建立自我意识,从夹缝中确立女性身份

导读:

《女勇士》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立场,塑造了一系列的华裔女性形象,记录了华人裔女子在传统父权社会和白人主流社会里打破沉默,寻求自我的决心和勇气。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女性在其主体意识发展不同阶段的各种反映,显示出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华裔妇女构建新型的性别身份的艰难历程。通过华人裔女性形象,可以看到华人裔女性建立自我意识,和寻求性别身份的蜕变过程。

《女勇士》:摆脱女性特质,建立自我意识,从夹缝中确立女性身份

《女勇士》依次讲述了姨妈月兰,无名姑妈,母亲英兰,和蔡文姬的故事,刻画的这些女性形象分别可看做女性主体意识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代表。所谓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 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从历时态看,女性作为一个整体。

其主体意识的发展大致经由自在自然,自知自觉和自强自为三个阶段:

1.在自在自然阶段

女性主体意识处于潜在状态,对自己的主体意识没有明确的认识,还不能认识到自己是主体。她们远离生产劳动和人类社会生活之外,被完全禁锢在丈夫,儿女的家庭天地之中,她们的命运,悲喜及一生都与家庭密切相联。女性这种物品化,封闭化的奴仆式处境决定了她们主体意识的丧失,使她们忍辱负重,默默地在“三从四德”的训教中度过无欲无为的一生。

2.在自知自觉阶段

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被动的存在物,不一定要受某种命运的摆布,可以能动地改造自然环境,主动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完善。这标志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悟和发现,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在观念上得到了确认。

3.在自强自为阶段

随着女性对其主体意识内涵认识的不断丰富与加强,和她们在实践领域中展开以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中,当女性以强有力的主体姿态改造社会与自身时,女性的主体意识就达到了自强自为阶段。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女性才能实现与男子在人格上的平等,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

《女勇士》:摆脱女性特质,建立自我意识,从夹缝中确立女性身份

一、“西宫门外”:姨妈月兰

在《女勇士》“西宫门外”中,以姨妈月兰这个柔弱婉顺传统女性的无知和懦弱,强调月兰的边缘化窘境及其从属身份。深受传统文化思想束缚的姨妈月兰像月亮一样苍白无力,她的软弱无能和对男性的依附使她处于“西宫门外”。

月兰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她娇小纤弱,手指修长,习惯性动作是用瘦削而柔软的手揩拭前额。她的金戒指,玉戒指也在厨房的灯光辉映下发出柔和的光。她深受“三从四德”之类封建文化观念的毒害,遵从父母之命嫁给了小她好几岁的丈夫,可完婚后不久,丈夫就远赴金山,并在他有了钱之后,抛弃了她和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再也不写家信,只寄汇款单,让她守了30年活寡。

然而,月兰完全内化了父权社会的男性标准,满足于扮演某人之妻,某人之母的从属角色,为能坐在厨房里而心满意足。她处处依赖男性,服从男性,企图以压抑自我的方式来换取社会人士的认同和生存的狭小空间。

《女勇士》:摆脱女性特质,建立自我意识,从夹缝中确立女性身份

在丈夫外出淘金,重婚再娶之后,仍对他忠贞不渝。依她看,丈夫并没有抛弃她,并且知足于靠丈夫寄来的钱有吃,有穿,有丫环的日子,更是因丈夫能供养女儿这个女崽上大学而感恩戴德,决心不给他添麻烦。甚至在英兰帮她移居之后,还担心抛弃了她和女儿的丈夫会因她来而没告诉他而生气,没有勇气面对那已成为脑科医生的丈夫。更加可悲的是,她竟幻想过到丈夫家去作奴仆,给他的另一位妻子梳头,收拾家,洗盘子端饭,为他们照料孩子。

结果不难想象,月兰在丈夫粗鲁的眼神逼视下缩作一团,连哭都不敢哭了,当他裁定她因为不懂英语,不适合做家庭主妇时,她羞愧难当,只觉得自己来到了鬼的地界。从此幻想,一直遭跟踪窥视,最后死于疯人院。

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个人是不重要的,自我亦不存在,一切都是以社群关系来做基础,来做界定,月兰只知道自己在社群中的身份,她从来不知道她个人还应有一个自我,这就是女性悲惨命运的由来。

《女勇士》:摆脱女性特质,建立自我意识,从夹缝中确立女性身份

二、“无名女子”:无名姑妈

《女勇士》“无名女子”是“无名姑妈”的故事,刻画出的女性对自身在社会中应担当的任务的迷思,反映出女性对现代爱情的憧憬及迷惘心情,以及她们在尝试建立自我,寻找自我时所面临的苦况。和姨妈月兰一样,无名姑妈也在结婚几天以后就与丈夫分别,送他登上通往金山的航船。

可是,在丈夫离家几年以后,姑妈却怀上了身孕。姑妈怀孕想象出了几种可能,首先,由于旧社会的女人没有选择权,姑妈很可能是逆来顺受惯了,当男人命令她与其同床时就服从了。其次,姑妈也许受到家族男性离家西迁的感染,在一股强烈驱策人们到西方去的大潮控制下,超越了“不是标在空间的界限”。

她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了传统文化观念,传统的男女关系对自我发展的束缚,深知在当时“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文化制度中,自我不能自由伸张。可她怀有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虽然也曾让那感情冲动产生的美妙梦想萌生后又泯灭, 但最终可能还是听凭了感情的驱使,为了那多情的目光,柔和的声音,疲惫前的那点销魂,置家族荣誉于不顾,毅然走向了通向自我的离家之路。

《女勇士》:摆脱女性特质,建立自我意识,从夹缝中确立女性身份

在“夫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的传统中国社会中,这个辱没家族荣誉的姑妈,在分娩的当夜被村里人抄了家,被迫流落到荒郊野外,在分娩的阵痛中,深切地感受到心灵的创伤。她感到自己是“群星中的一颗,黑暗中的一个亮点,独自生活在永远寒冷和寂寞中”,最后抱着婴儿跳入家中的水井。可见,在封建婚姻关系中妇女没有个性意义,她的全部价值是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而且是某一家族特定男子参与繁衍后代的手段,因此女子的童贞便成为关系某个家庭血脉纯正,荣辱名节的大计。

故而,无名姑妈的不贞使全家人恼怒万分,他们要故意把她忘掉,她的名字从此不再允许被提及,同时,也被从家谱中注销,他们要让她永远受罚,甚至连死后也没人为她上坟,从来没人为她供奉食品,给她纸钱、纸衣、纸房、纸车。他们要让她忍饥挨饿,被迫向其他的鬼乞讨食物。就是在这样充满同情的情节中,我们看到了柔中有刚、倔强任性的女性,一个自我意识正在觉醒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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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亲形象:英兰

《女勇士》英兰意即英勇的兰花,与花木兰谐音,可视为木兰形象的再现,有着强烈的女权英雄主义色彩,英兰不是等闲之辈,年轻时进学堂学医,她胆子很大,曾除掉医学院女生宿舍的鬼。她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毅力不但完成了大学学业,而且成为一名杰出的乡村医生,这里我们看到了“自我实现”型的女性形象,一个倔强好胜的事业型女性。

她在施展自己的才能中寻找自我,实现自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来追求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后又远涉重洋,万里寻夫,这一切都说明英兰的所作所为超越了传统的妇女行为规范,表明妇女对命运的抗争。

英兰追求自我发展,要求突破社会给她划定的界限,努力脱离传统的依附身份,反抗由男性来支配的生活,尝试用种种方法去伸张自我,发挥自我。她不妥协,奋勇地冲破社会文化的枷锁,去开拓人生新领域,突出了女性勇于反抗的精神,寻求突破的决心,以及追求自我解放的信念。

同时,女性在这个过渡时期所体验到的迷惘,失落,沮丧和苦闷的心情,也反映了的女性情怀。之后,英兰虽又成为家庭妇女,操持起家务,但仍然在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家庭精神支柱的作用。英兰在逆境和困境中坚强而乐观地生活着,她对生活的信念和对困难的承受能力足以证明英兰是生活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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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笳十八拍”:蔡文姬

《女勇士》利用“胡笳十八拍”复述一位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蔡文姬是汉末女诗人,她博学多才,通音律,但一生坎坷,汉末被乱兵所掳,居南匈奴12年。《胡笳十八拍》叙述诗人被俘入胡、别儿归国、还乡再嫁的不幸际遇,反映妇女遭受的灾难和痛苦。蔡文姬的艺术形象更显丰满,俨然是文武双全的女中豪杰。像花木兰一样,蔡琰驰骋在疆场,直到最后被胡人俘虏。

她虽身陷囹圄,转而舞文弄墨,潜心创作,这在当时是极少女性所能胜任得了的。蔡文姬有如无名姑姑,被人诱奸而受孕,不过她的命运比无名姑姑强。无名姑姑别无选择,只能手抱刚出世的婴儿被迫投井,自杀身亡,蔡文姬用诗歌唱出了她的流亡生涯而美名永葆。她的孩子讲胡语,她自己坚持说汉语,但却学会了欣赏异域音乐。

这种既保持汉文化传统,又努力适应现实环境的矛盾心态,最终在妥协的主基调下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蔡文姬的歌声既清脆又高亢,那歌词似乎是用汉语写的,但胡人也能听得懂,这意味着美国华裔妇女终于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间,构建起独特的女性身份。

《女勇士》:摆脱女性特质,建立自我意识,从夹缝中确立女性身份

蔡文姬的故事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突破了母亲“不准讲”的禁令,把男女之间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颠倒过来,为所有女子伸张正义,讨回公道,报仇雪恨。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蔡文姬的故事直抒出真实情感,建构了自我属性,确立了女性意识的历程,也同样是女权主义宣言。

最后是少年时代的马克辛生活在压抑和屈辱的沉默中,母亲曾挑过她的舌筋,使她讲话清楚流利。终于,她像蔡文姬一样开口唱出了自己的歌,这象征着马克辛获得了自我言说的能力。

也说明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反映出的女性渴望达到,在意识形态上与男性平权,从而推动性别身份上的重新调配和确定的新局面。当代女性所要求的不单是个人自我的解放,而是渴求两性从传统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以便建立完整的人生,并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取得平衡。

《女勇士》:摆脱女性特质,建立自我意识,从夹缝中确立女性身份

结语:

《女勇士》是沿着女性和华裔美国人生活经历这两条线索而展开的,美国华裔妇女生活在双重的文化边缘。

一方面,作为女性她们处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的边缘,由于父权社会文化体系对女性实行的长期的文化压抑和歧视,女性无从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来言说自我,也无自我可供言说。夫权文化体系早已抹杀了女性性别主体的自我,妇女在封建文化体系中只有角色意识,而无性别意识,当然无从建构具有主体性的性别自我。

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华裔妇女,她们又生活在美国白人中心社会的边缘,在多元文化环境之中,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华裔妇女构建新型的性别身份更为艰难,只有消解这两种中心话语,才能摆脱华裔女性身份的边缘话语状态,建立女性的权利话语,并最终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确立起女性身份。

她们在经历了天真地接受父权社会配置,给她们的性别角色和奋起反抗、鄙弃父权话语界定的“女性特质”两个阶段之后,树立起一种融男女性格优势为一体的新型性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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