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的冠狀病毒，與 SARS、MERS 同屬冠狀病毒家族，世界衛生組織（WHO）將其命名為 2019-nCoV。病毒雖新，但太陽底下無新事，縱觀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大的流行性疫情屢見不鮮，我們梳理了 1918 年以來 11 次全球大的疫情，其中包括過去 100 多年最嚴重的大流感，被世衛組織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的 4 次疫情，以及對我國影響較大的 SARS，以期總結出歷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1、1918 年大流感

1.1、背景

1918 年的大流感是美國最近 100 多年來最嚴重的大流行病。它是由具有禽源基因的 H1N1 病毒引起的。儘管目前尚無關於該病毒起源的共識，但它在 1918-1919 年間遍及全球。據估計，全球約有 5 億人（佔當時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感染了這種病毒，死亡人數約為 5000 萬-1 億，其中美國死亡約 68 萬人，佔當時美國人口總數的 0.6%左右。在美國，大流感的死亡率呈“W”型分佈，5 歲以下、20-40 歲、以及 65歲以上的人死亡率很高。這是 1918 年大流感的獨特特徵。當時沒有疫苗可以預防，也沒有抗生素可以治療，因此全世界的控制工作僅限於非藥物的干預措施，例如隔離、檢疫、倡導良好的個人衛生、使用消毒劑、以及減少公共聚會等。

1.2、經濟影響

由於年代久遠，數據缺失，我們只能從一些報道和文獻中尋找大流感對經濟的影響。以下報道來自於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和阿肯色州的小石城：

 孟菲斯街鐵路部門共 400 多人，124 人無法上班，鐵路服務受阻。坎伯蘭電話公司 100 多個接線員缺席，必須關停部分電話服務。

 田納西州煤礦產量減少 50%，某個有 500 人的煤田，只有 2%的人是健康的。

 工業廠房運轉壓力增加，因許多人被軍隊徵用，工人缺乏現象嚴重。

 小石城的商業活動已經下降了 40%，零售雜貨業務減少了三分之一。唯一受益的行業就是醫藥鋪。

 小石城的商業每天虧損 1 萬美元（摺合 2006 年 13 萬美元），一家日均營業額在 1.5 萬美元（摺合 2006 年 20 萬美元）的百貨公司，業務已經減半。

 由於人們需要在家臥床治療，對床和床墊的需求迅速增加。醫生報告他們太忙了，每天有大量病人需要處理，無法顧及其他的事務。一些實證研究表明，1918 年的大流感對經濟的影響是短期的。許多企業，特別是那些服務和娛樂場行業，收入下滑超過 10%。但那些從事保健產品的行業，收入有所上升。大流感造成短期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上升，但這並不能抵消工人缺席和需求下滑帶來的經濟損失。

長期來看，大流感導致大量勞動力死亡（尤其是年輕勞動力死亡），降低人力資本積累。那些在大流感時期出生的人，也被發現在幾十年後表現出更低的效率。不過，也有研究顯示，流感過後經濟迅速回歸潛在增長趨勢。還有研究顯示，大流感甚至會提高長期人均 GDP 增長率，但這一發現主要是通過人口下降而實現的。

2、1957-1958 年“亞洲流感”

2.1、背景

在 1957 年 2 月首先發生於中國西部，病原體為稱為甲 2 型的 H2N2，流感 4 月在香港流行，經香港傳播至日本和東南亞，接著傳到印度、希臘、瑞典、和中東諸國。5-6 月，流感傳播到美國、澳大利亞和南美洲，截至 6月底，已有 20 個國家報告了這一病情。9 月初，H2N2 病毒再度傳回日本和北美等地。12 月，第二波“亞洲流感”又在中國大陸開始傳播，這一波的主要受害者在鄉村及小城鎮。

接下來的 3 年（1958 年-1960 年），隨著人體內 H2N2 病毒特異性抗體水平逐漸增長，也由於病毒本身毒力減弱，人群中對此流感病毒的感染率逐漸降低。亞洲流感一直持續到 1958 年才最終結束。

“亞洲流感”是一種相對溫和的流感大流行，病死率估計約為 0.67%。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此次“亞洲流感”大約導致世界範圍內約 200 萬人死亡2。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統計，美國死亡人數估計在 116,000 人左右。

2.2、經濟影響

“亞洲流感”恰逢 1958-59 年的全球大衰退，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無疑是雪上加霜。戰後脆弱的需求與工業生產的快速擴展的矛盾，以及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與緊縮的擾動，形成了戰後每隔若干年來一次的衰退。而美國為抑制前期經濟過熱採取的貨幣緊縮，以及債務上限爭論後的財政緊縮是58-59 年經濟衰退的直接導火索，美國實際 GDP 同比從 57 年三季度的 3.1%下滑到了 58 年一季度的-2.9%，失業率從 57 年 8 月的 4.1%上升到 58 年 7月的 7.5%，但美國通脹一直在上升，食品通脹尤為明顯。美國的衰退也蔓延到歐洲和日本等地，英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長率也開始下行，失業率上升，成為全球範圍的衰退。相對經濟表現，美國的股市自 1957 年 7 月到 1957年 12 月持續下行，但是在 1958 年初就回到了上升的軌跡。

但相對於總體的經濟衰退，“亞洲流感”更多是推波助瀾，而且是短暫的。據 Henderson、Courtney 等（2009）估算，在亞洲流感的高峰期，美國的曠工率在 3%-8%4之間，流感高峰期造成了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減少了約 1%5。流感消退後，伴隨著新一輪的刺激政策，經濟復甦幾乎是立竿見影的。

“亞洲流感”對中國亦有負面影響，但較短暫。1957 年中國的實際 GDP同比從 1956 年的 15%下降到 5.1%，其中第二產業下滑最多（從 34.5%下滑到 4.4%），社消從 17.5%下滑到 2.9%，但是與 1959 年到 1961 年中國出現嚴重的三年自然災害相比，經濟波動較小。

3、1968-1969 年“香港流感”

3.1、背景

1968 年 7 月香港爆發流感，並通過香港發達的空中交通而廣泛傳播，因而稱為“香港流感”， 8 至 9 月間傳入美國、英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導致全球大流感。

1968 年“香港流感”大流行出現兩個流行波。美國和加拿大所在的北美洲在第一個流行波時情況比較嚴重, 出現了較高的死亡率；而歐洲和亞洲流行模式正好與此相反, 在第一個流行波時歐洲和亞洲的流行範圍很小, 散在分佈, 死亡率低。在第二個流行波時歐洲和亞洲才真正開始流行, 人群死亡率顯著增高。7那次流感的致死人數約為 50 萬至 200 萬人，其中中國香港報告了 4-6萬個病例，佔其人口總數的 15%，美國有 3.4 萬人因感染死亡，英國有 3 萬死亡病例。在中國第一次高峰出現在 1968 年 7 至 9 月份，從香港地區、廣東省開始；到 1970 年 6 至 12 月出現第二次高峰期，表現為在南方是夏季流行，在北方是冬季流行。從國家流感中心收集到的來自廣東、四川、上海、北京、哈爾濱和青島市流感監測點的報告來看，1968 年的流感活動最為強烈，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受到影響。

3.2、經濟影響

在美國，1968 年“香港流感”同樣適逢美國經濟衰退，但流感對經濟的衝擊較為短暫。由於尼克松採取緊縮性政策，並開始分期從越南撤軍，美國經濟陷入新一輪衰退。而流感中高等學校和工作場所的停工對經濟產生了一些直接衝擊。美國不變價 GDP 同比自 1968 年 6 月起開始走弱，直至 1970年年末，從 5.5%降低到-0.2%。但在感染率下降後，經濟迅速復甦。英國GDP 情況與美國相似，增速從 1968 年 9 月下行至 1960 年年中，英國經濟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美國的通貨膨脹水平未明顯受到影響，食品 CPI 在疫情期間先升後降。

流感適逢衰退，同期美國資本市場表現不佳，美國標普指數自 1969 年中至 1970 年年中持續走低；日經指數在 1970 年 4 月暴跌，後低位波動，並於 1980 年初開始回升。

流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似乎較短暫。分產業看，1970 年的第三產業或受疫情影響，同比出現下滑。但是當時處於“文革”期間，國內環境特殊，所以疫情對經濟的影響較難衡量。從消費上看，1970 年的消費受到負面影響，但是影響並不嚴重，到 1971 年消費情況就得到了恢復。

4、2003 年“非典”

4.1、背景

2002 年 11 月 16 日，首例“非典”出現於廣東省，截至 2003 年 2 月 9日，廣東省共發現“非典”病例 305 例。而後，“非典”迅速擴散到全國其餘地區，截至 2003 年 3 月底，中國內地 806 人患病，中國香港地區 530 人患病，中國臺灣地區 10 人患病。4 月 2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著手研究“非典”防治工作。4-5 月，“非典”人數呈現迅速增長，兩個月內全國患病人數新增 6000 多人，廣東和北京為重災區。2003 年 4 月世界衛生組織將中國北京、廣東省、山西省及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地區、新加坡、加拿大多倫多、越南河內列為疫區。“非典”期間共確診病例 8096 例，死亡率 9%。

6 月份開始，“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數趨於穩定。2003 年 6月 24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將北京從“非典”疫區名單中排除。2003 年 7月 13 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數、疑似病例人數均不再增長，“非典”疫情基本結束。

4.2、“非典”對經濟的衝擊和影響

受“非典”疫情影響，2003 年二季度經濟增長短時間內下跌，但隨疫情解除，經濟增長反彈。

“非典”疫情引起股市短暫下跌，但擾動消失較快；對債市影響也較為短暫。2003 年 4 月疫情明顯加重後，市場下跌較快，4 月 17 日-4 月 25 日8 日內上證綜指下跌 7.8%，但隨後至 6 月底反彈 5%。從債市來看，受經濟預期變化影響，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在 2003 年 5 月份明顯下行，6-8 月份在底部震盪，但隨著疫情消退，經濟回暖，國債收益率反彈。

5、2009 年 H1N1 流感

5.1、背景

2009 年 4 月美國爆發了新型 H1N1 流感，並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估計，在病毒傳播的第一年，美國有 6080萬例感染，近 27.4 萬人住院治療，1.2 萬餘人死亡（此處均為模型估算數字）。全球範圍內，因 H1N1 而失去生命的人數在 15 至 58 萬人之間。

自2009年4月發現新型H1N1病毒以來，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很快將其報告給世界衛生組織（WHO），後者在評估後宣佈此為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美國政府也很快宣佈公共衛生緊急情況，開始釋放 25%的戰略儲備藥品，用於保護和治療流感。4-10 月，美國前後經歷了兩波感染高發季，部分學校被迫停課。10 月，美國政府開始投放疫苗，疫情逐漸好轉。到 2010 年 8 月，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疫情結束。

5.2、經濟影響

2009 年，美國經濟正處在次貸危機後的低谷期。一季度，部分經濟指標開始回暖，4 月 H1N1 疫情爆發後，製造業、非製造業 PMI 繼續上行，新增就業繼續改善。疫情高發期每週工作時間有所下降，但這更像是前期次貸危機帶來的影響，而非疫情所致。總體來看，流感對企業開工和就業似乎沒有太多影響。

在疫情期間，消費者信心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通脹的表現也比較穩定，沒有出現大起大落。我們認為這可能與美國曆史上曾多次經歷流感有關，比如 1918 年的大流感、1957-58 年的“亞洲流感”、1968 年的“香港流感”。這些經歷在不同程度上增強了美國政府和居民對流感的認識，也加強了準備和預防措施。當流感襲來時，整個社會能夠從容應對。

股市方面，標普 500 指數於 2009 年 3 月見底，隨後開始上升。4 月疫情爆發初期美股並未反應，直到 6 月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提高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等級，美股才有所回調，但一個月後又重新上漲。債市方面，疫情初期利率上行，6 月後開始區間震盪。

6、2015-2016 年巴西寨卡病毒（Zika）

6.1、背景

寨卡病毒是一種主要由伊蚊傳播的病毒性疾病（也可通過血液、母嬰和性傳播），與攜帶登革熱、黃熱病、基孔肯雅熱和裂谷熱病毒的蚊蟲為同一傳病媒介，潛伏期 3-12 天，臨床主要表現斑丘疹、發熱、關節/肌肉痠痛等。

目前尚無有效疫苗預防寨卡病毒感染，主要預防措施為防蚊控蚊和提高個人防護意識。寨卡病毒於 1947 年在非洲東部被發現，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非洲西部和亞洲小規模爆發，2007 年在波利尼西亞引發疫情。2015 年 5 月巴西發現寨卡病毒感染疫情，並開始在本國及美洲國家大規模暴發流行，並不斷蔓延至全球 59 個國家。2016 年 2 月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寨卡病毒及其引發的神經系統病變”構成 PHEIC。從疫情開始到被宣佈 PHEIC 的 8 個月裡，巴西已發現近 150 萬起感染病例，此外有超過 4000 例感染孕婦分娩了小頭畸形兒。研究表明，巴西密集出現的新生兒小頭症病例和其他神經系統病變可能與寨卡病毒存在密切關係。

6.2、經濟影響

2015-2016 年巴西經濟增速大幅滑坡，消費和投資尤其受到較大影響，但一定程度與全球經濟增速低迷、大宗商品價格走低有關。2016 年隨著全球經濟回暖，以及寨卡病毒疫情的控制，巴西經濟逐步企穩回升，而 2016年奧運會如期在巴西里約舉行，遊客量回升，帶動其進出口項目改善。

7、2016-2017 年 H7N9 禽流感

7.1、背景

此次疫情主要發生在中國。人感染 H7N9 是由甲型 H7N9 禽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其中重症肺炎病例常併發呼吸窘迫綜合徵、膿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徵，甚至導致死亡。

自 2013 年 3 月 31 日首例人感染 H7N9 病例公佈以來，中國已經發生了 5 輪 H7N9 的季節性流行。數據顯示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全國共有1447 例人感染 H7N9 確診病例，其中 548 例死亡。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第五輪流行總共已經出現了 562 例病例，其中 229 例死亡。

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劃分，第五次疫情持續時間為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世界衛生組織（WHO）一共報告了 776 個病例。在截至 2017 年底的五輪疫情期間，約 39%的確診患有 H7N9病毒感染的人死亡。

7.2、經濟影響

中國的第五輪 H7N9 禽流感疫情未對整體的經濟增長造成明顯負面影響，受需求端地產、基建與信貸刺激的影響，疊加供給側改革，實際 GDP 同比增速從 2016 年 3 季度的 6.8%升到了 2017 年 2 季度的 7%，一、二、三產業增速平穩或微升。

具體來看，國民經濟各組成部分受疫情影響如下：

 消費和投資並未受到此次疫情的影響，疫情期間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在 10.3%左右徘徊，較為強勁，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在2017 年上半年快速上升，製造業和房地產投資均有提速。

 受全球回暖共振，以及國內供給側改革增加大宗進口需求影響，進出口同比增速 2016 年至 2017 年 1 季度趨勢改善。2016 年底 2017 年初 CPI 同比出現短暫下調，但主要由食品 CPI 下行造成。

而這次疫情發生在“非典”十年之後，我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都已出臺並多次修訂，疫情的應對無論是從信息公開、疫情監測警報，還是疫苗研發、跨部門合作聯合督導、救助措施上，都更加成熟。上海市最早發現禽流感疫情後及時公佈病例與接觸人數。衛生部在 13 年 4 月即發佈《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診療方案和防控方案》。廣東等省還設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及醫療救助基金”，用於防控工作和救助困難染病患者。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協同農業、工商、食品和藥品管理等部門聯合督導江蘇、浙江、安徽和廣東省疫情防控。江蘇、浙江、廣東和安徽等多省暫時關閉活禽市場或加強管制。

8、2014 和 2018 年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病毒是一種十分罕見的病毒，其引起的埃博拉出血熱（EBHF）是當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熱，感染者症狀包括噁心、嘔吐、腹瀉、膚色改變、全身痠痛、體內出血、體外出血、發燒等。死亡率在 50%至 90%之間，致死原因主要為中風、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發性器官衰竭。

埃博拉病毒的生物安全等級為 4 級，病毒潛伏期可達 2 至 21 天，但通常只有 5 天至 10 天。埃博拉出血熱目前為止主要呈現地方性流行，侷限在中非熱帶雨林和東南非洲熱帶大草原。非洲以外地區偶有病例報道，均屬於輸入性或實驗室意外感染，未發現有埃博拉出血熱流行。

在疾病的早期階段，埃博拉病毒可能不具有高度的傳染性。在此期間接觸病人甚至可能不會受感染。埃博拉病毒不通過空氣傳播，並且未有證據顯示病毒出現變異。此前所有埃博拉病例都由直接接觸出現症狀的患者所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傳播方式是與患者體液直接密切接觸，其中患者的血液、排洩物、嘔吐物感染性最強，在患者的乳汁、尿液、精液中也能發現病毒，唾液與眼淚有一定的傳染風險，不過在患者汗液樣本中從未檢測出完整的活體病毒。

由於缺乏適當的醫療設備和衛生訓練，疫情的大規模流行往往發生在那些沒有現代化醫院和訓練有素的醫務人員的貧困地區。在這樣的環境下，控制疾病的僅有措施是：禁止共享針頭，在嚴格消毒情況下也不能重複使用針頭；隔離病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依照嚴格的規程，使用一次性口罩、手套、護目鏡和防護服。

8.1、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

8.1.1、背景

2014 年 2 月，西非地區開始爆發大規模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主要集中爆發於幾內亞、利比里亞、塞拉利昂三國。2016 年 1 月 14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非洲西部埃博拉疫情結束。最終感染人數為 28646 人，包括 11323例死亡，死亡率為 40%。

8.1.2、經濟影響

儘管西非三國都是屬於世界上經濟不發達國家，且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都受內戰困擾，經濟基礎非常薄弱（表 4），但埃博拉病毒疫情的爆發對於三國的經濟仍然是一次重創。世界銀行估算此次的瘟疫爆發對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的總體影響約為 28 億美元（幾內亞為 6 億美元，利比里亞為 3 億美元，塞拉利昂為 19 億美元）。

從實際數據上來看，西非三國在遭受埃博拉疫情之後 GDP 增速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相對較為短暫。其中塞拉利昂 2015 年 GDP 大幅負增長，2016 年增速轉正；外商直接投資也有所下滑，2014 年幾內亞甚至遭遇了外資流出，但 2016 年後開始反彈。由世界銀行出資用於連接利比里亞和幾內亞的公路項目被迫中止，承包項目的中國企業撤出了工人。

埃博拉疫情對交運、旅遊、農業和採礦業的影響尤為突出。根據《非洲經濟簡報》，貿易和交運的收入由於當時的鎖國政策下降大約 43%。埃博拉疫情的爆發阻止了遊客對於非洲的選擇，根據世界旅行和旅遊理事會的數據，在疫情爆發期間，前往整個非洲大陸的遊客下降約 50%。西非三國的農業生產也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埃博拉疫情主要影響了農產品向消費區的運輸，導致了農產品價格的上升。由於出行限制和工人流失，埃博拉疫情導致採礦活動減少。力拓公司一個 200 億美元的鐵礦項目由於疫情影響而被終止。

8.2.1、背景

2018 年 5 月 8 日，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確認該國西北部出現了新一輪埃博拉疫情，導致至少 17 人死亡。2018 年 7 月 24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剛果民主共和國暴發的埃博拉疫情正式結束，世衛組織數據顯示，剛果民主共和國此次共報告 53 例埃博拉出血熱病例，其中 29 例死亡，6 月 12日後未再發現新增確診病例。而 2018 年 8 月 5 日，剛果民主共和國再次發生埃博拉出血熱疫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9 年 9 月 6 日通報，2018 年 8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剛果民主共和國第 10 輪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共報告埃博拉病毒病例 3411 例，其中死亡 2237 例，另有 489 例疑似病例正在調查中。2019 年 7 月 17 日，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的關於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博拉病毒病的緊急委員會會議宣佈，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

8.2.2、經濟影響

由於受到病毒感染的區域被隔離，從而阻斷了貿易並減少了貿易商的數量，因此市場交易可能會受到影響。

採礦業是剛果民主共和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沿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邊界（包括埃博拉感染地區）有多達 2600 個手工採礦場，隨著因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的人數增加、工人數量的減少以及旅行和貿易的限制，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採礦業收入可能受到負面影響。

在區域貿易方面，每天估計有 50000 人從盧旺達過境，主要是婦女出售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在 2019 年 8 月 1 日邊境貿易短暫中斷期間，一公斤肉的價格從 2400 盧旺達法郎降至 1500 盧旺達法郎。而在烏干達，2019 年6 月 11 日，從剛果民主共和國進入烏干達的三人對埃博拉病毒呈陽性反應，在 21 天的檢測之後，烏干達沒有新的病例。烏干達關閉傳輸鏈的迅速反應表明，有了適當的監督，就無需限制中斷市場準入的邊界。

受埃博拉病毒疫情影響的兩個省北基伍省和伊圖裡省已經因為衝突和內亂而損失了大量農業生產。

9、2012 和 2015 年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

9.1、2012 年中東地區的 MERS

9.1.1、背景

2012 年 6 月，首例 MERS 病例出現於沙特阿拉伯，並在隨後數年持續傳播，於 2014 年爆發，當年共計 649 例病例。截至 2015 年 5 月 10 日，沙特確診 MERS 病例累計 976 例，其中死亡 376 例，中東地區總計 1090 例。中東地區確診病例佔世界 MERS 總病例 95%以上，為世界主要疫區。沙特MERS 疫情有兩次集中爆發。首次為 2014 年 4、5 月。在 2015 年春季經歷了短暫的平靜後，於 5 至 8 月再次迎來小爆發。其中發生多次醫院內部疫情擴散，包括部分其他疾病患者、探病親友、醫生、護士被感染。2015 年沙特 MERS 疫情呈現繼續惡化的趨勢，並增加了 MERS 疫情的全球性擴散的風險。

根據世衛組織報告，沙特地區 2016-2018 年 MERS 疫情得到極大緩和。2016 年和 2017 年報告病例分別為 249 例和 234 例，呈現持續減少趨勢，較 2015 年（492 例）下降較大。2018 年報告 MERS 病例繼續減少，僅為145 例，疫情得到較大程度控制。然而 2019 年初，MERS 疫情捲土重來，再次迎來爆發：1-4 月報告確診病例分別為 17 例、69 例、39 例、20 例；後半年病例增加放緩。沙特 2019 全年共計確診 MERS 病例 203 例，較 2018年出現上升趨勢，疫情呈現繼續擴散態勢，仍需關注。

9.1.2、經濟影響

從沙特來看，MERS 疫情開啟後，沙特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直到 2013年經濟一季度才見底。隨著 2014 年 4-5 月疫情大規模爆發，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長再度大幅下滑，直到 2015 年一季度，然而應當指出，相較於 MERS疫情因素，2014 年下半年國際油價腰斬與持續性低迷，以及美伊衝突升級對 2014-2015 年沙特經濟持續走低也存在一定的影響。

MERS 對消費影響較大，對投資也造成一定影響。從消費來看，在 MERS爆發的初期和集中爆發的兩個時期，沙特的消費均呈現下滑態勢。從投資來看，在疫情集中爆發期，2014 年二季度與 2015 年二、三投資呈現穩中趨弱的態勢，受到疫情的一定影響。而在兩次集中爆發期之間，出現了一個投資峰值，更體現出疫情對企業投資生產情緒產生的影響。

從進出口看，疫情期間沙特進出口增速波動下行。二者的拐點共同出現在 2014 年年中。出口的拐點顯然是國際油價暴跌所致，部分受到海關疫情監測限制影響；進口方面由於疫情的蔓延，沙特對醫療預防材料（尤其是抗生素、維他命、各類口罩）的需求大幅增長，且大部分來自進口，因此引起進口量的陡增。並且存在一定滯後現象，但其他類的進口在下滑。

從物價水平同比變動看，CPI 呈現先升後降、穩中趨弱的態勢，維持在2%-4%區間。從物價水平環比變動看，CPI 環比變動較為穩定，月間存在一定的波動，總體趨穩趨弱；食品類波動較大，並在兩次疫情集中爆發同期呈下降趨勢，表明受到疫情一定影響。而在爆發集中期過後，尤其是在兩次爆發期之間，消費回暖，投資旺盛，物價水平回升。

9.2、2015 年韓國爆發的 MERS

9.2.1、背景

自 2015 年 5 月 20 日韓國確診第一例 MERS 患者後，疫情在韓國迅速擴散，韓國感染人數很快增長並超過位於中東的阿聯酋而成為世界第二大MERS 發病國，僅次於 2012 年 4 月首次 MERS 病例發源地——沙特阿拉伯。韓國保健當局對密切接觸患者的人員採取了隔離措施或下達了隔離要求，單日被隔離數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前不斷增加，此後逐漸下降，7 月 4 日後未再出現新的 MERS 患者，7 月 28 日韓國政府表示 MERS 疫情事實上已經結束（依據 WHO 標準，12 月 23 日 MERS 結束）。至此，韓國境內共計出現186 例確診案例，死亡人數為 38 人。

9.2.2、經濟影響

從 GDP 的增長來看，在 2015 年 5 月疫情出現後，對二季度 GDP 整體造成一定衝擊，但隨著 7 月份之後疫情得到控制，經濟增長隨即增長向好。根據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的統計數據，MERS 疫情導致 2015 年韓國 GDP預期值低 0.2%～0.3%。

從消費來看，私人消費受到影響，MERS 發生時，可以看到居民消費在第二季度的上漲較為明顯。在 5 月 20 日韓國出現首例 MERS 傳染者之後十天裡，韓國電子購物網站 Auction 拍賣網上，口罩銷量增長了 709%，洗手液增長了 147%；食品銷量也同比大幅增加，金槍魚罐頭銷量增加了 60%，豬肉增加了 97%，牛肉增加了 79%，快餐、盒飯的銷量分別增加了 100%和50%，但在 6 月份後明顯出現下滑，但政府購買增加，主要是醫療設施購買增加所致。從投資來，影響也有限。從進出口來看，韓國 2015 年二季度的出口同比增長為負，疫情的迅速蔓延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對韓國消費品的牴觸和海關疫檢升級對貨品的滯壓。但進口受到的影響有限。從 CPI 來看，2015 年 6 月至 8 月，CPI 同比明顯升高，疫情帶來的通貨膨脹或與日常消費品的需求大幅擴張有關，此外也受放鬆的貨幣政策所影響，但隨著疫情結束，CPI 恢復常態。

股市反應較為迅速，從 5 月開始，股指持續跌落，直至 8 月才開始回升，反映疫情擴散下投資者對投資市場前景的悲觀預期，一方面與實體經濟所受的衝擊有關，另一方面可能受到疫情帶來的恐慌情緒影響。

歷次疫情的啟示

通過對過去100年大疫情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疫情對於經濟的衝擊，即便在最嚴重的 1918 年大流感中導致了大量年輕勞動力的死亡（全球 1/3感染，美國 0.6%人口死亡），經濟增速也在疫情消退後，重回了潛在增長趨勢。隨著管控能力的增強、國際協作的加深、重視程度的提升、醫學的快速發展，疫情對經濟的影響趨勢似乎減弱，其中管控能力越強的國家，疫情的衝擊似乎越小。

同時，各國在一次次短期應對和中長期結構性改革中，逐漸總結出了較為完整的政策框架。對於短期的應對政策，

 疫情信息的公開透明有助於形勢的判斷和措施的及時採取。

 及時的隔離可以管控疫情的傳播、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

 短期財政的增支減收以及信貸政策往往更有針對性（比如對疫情衝擊較大的航空、旅遊、餐飲減稅費，對醫療設備增加開支、加大信貸，公費治療等）。

 而貨幣的寬鬆程度則更多由大的經濟週期所決定。

對於中長期的結構性政策，

 完善監控體系，搭建疫情風險評估工具和框架。包括追蹤現存病毒的突變，從而對每年的疫苗進行調整；查明已發生疫情的病毒起源，搜尋任何新的流行病毒出現的跡象。如果監控足夠良好、交流足夠開放、領導層足夠果斷，就有希望通過隔離病例、區域封鎖和抗病毒治療等手段將新的流行性病毒扼殺在起源地。

 增強公眾的防控意識，加強宣傳和知識普及。

 鼓勵製藥企業研發新的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給予法律保護和資金支持，同時支持企業大幅提升疫苗的生產能力，為突發疫情的到來儲備產能。

 增加藥品的儲備，並對提前購買抗病毒藥品給予補貼。

 財政預算中將教育和醫療等民生領域為重中之重。

 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增加醫療基礎設施供給，提升醫療機構服務大規模人群的能力；充分發揮分級診療機制，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

此外，一次次的疫情除了促進公共衛生體系和公共決策機制的發展完善，也促進了很多產業的變革。“非典”促進了電子商務、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並開啟了電子支付結算的新時代，醫藥、健康產業也得到扶持。而 09 年的大流感後美國“自我保健運動”潮提升了非處方藥的需求、減輕了公共醫療負擔。13 年和 16 年的禽流感則帶動了冷鏈物流、電商生鮮、規模化養殖的大發展。而這一次，新零售電商（社區電商、線上藥房、外賣等）、視頻網站、在線教育、大數據等或都會迎來新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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