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計》從全書結構和文法風格看，此書具有以下特色：
一是著說專一，分目合理。古之兵書，多為泛論或實紀，《三十六計》則專言“對戰之策”,闡謀略之要，述“詭道”之法，詼詭奇譎，光怪陸離；戰計分目以“勢”論策，從勝戰到敗戰，從敵戰到攻戰，從混戰到並戰，立目有序，依次剝離，將數中之術闢入新境。
二是策史相濟，文筆精粹。《三十六計》所言計策，都有按語引證。計策所云，史例亦輔，相得益彰，形思可循；文體靈活，不困排比，落筆精闢恰到好處。
三是深入淺出，富有哲理。《三十六計》借《易》論兵，陰陽變理，機在其中；奇正、虛實、動靜、剛柔，相反相成，變幻無窮。尤其是諸多計策，既可正論，亦可反說，意會深奧，餘味悠長。
《三十六計》,作為“大將之要略”,將軍事謀略的運用，建立在“數中有術，術中有數”的實戰基礎上，真可謂“兵家權謀”的範本。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此語雖盲辭不多，卻道破一個事實：用兵打仗是一種詭詐行為。“兵不厭詐”、“兵以詐立”已成為古今通曉的軍事法則。但是，計詭謀詐並非都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施計用謀是有其兵家法術的。《三十六計》所被稱道之處也正是在這裡。
《三十六計》開宗明義：“六六三十六，數中有術，術中有數。陰陽變理，機在其中。機不可設，設則不中”。“六六”借之於《易經》太陰之數表示詭計多端：“三十六”,既是“六六”之數的乘積，又為專言詭道的《三十六計》破題，文義相輔，啟思深刻。
“數”、“術”之論，引出法則：數，是客觀實體，是術之源，數產生術，數決定術，數變則術異；術是主觀意念，是數之核，術依存數，術運用數，術變革數。“數”、“術”之間是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關係。
可見，處理好關乎戰事的數與術，對於掌握和運用謀略計策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單憑主觀臆想去尋謀設計，是要招致失敗的。
史載，公元前478年至475年吳越爭雄，由於吳王夫差不通詭道，國雖大，卻無勢，兵雖多，卻無術，每每被越軍調動，有生力量喪失殆盡，被迫自殺。吳亡。
又載，公元前205年，趙國成安君陳餘，以“義兵”自居，不訥奇謀，要打堂堂之陣，結果被漢將韓信“調虎離山”,偷襲老巢，丟失井陘口，導致趙國覆滅。
繼載，公元1409年8月，明將丘福奉命北征，渡過臚朐河後，諸將已察覺敵之韃靼軍一退再退，其中一定有詐，多次提出不能孤軍冒進，以免上當。
但丘福剛愎自用，自恃高明，武斷地拒絕給出的建議，甩開主力，孤軍深入，結果懸軍於敵圍之中，被韃靼人一舉殲滅。
以上列舉無不闡述“數”、“術”之理，戰事已過，教誡猶在，令人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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