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城中學 郭軍平
文學上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在“朝”的幹不過在“野”的。這麼說原因何來？
不妨看下《詩經》這部經典，孔先生刪除釐定“詩三百篇，去‘怪、力、亂、神’”之語，逐漸形成至今可見的“詩三百”，被奉為儒學經典之一。“詩三百篇”依照體例分為“風”“雅”“頌”，依照手法分為了“賦”“比”“興”。從體例來看，“風”多來自“野”，來自底層，表現民間生活，傳達老百姓的情感與聲音；而“雅”呢，則多來自貴族文人，內容多為祭祀詩歌，祈豐年、歌頌祖德之類的，但也有些反映了民間願望的內容；“頌”呢，則完全來自於“朝”，來自“廟堂”，內容則為祭祀宗廟、謳歌先祖之類。然而，歷經幾千年的風雨洗禮，大浪淘沙，“風”的經典品質依然穩如磐石，如《關雎》《靜女》《相鼠》《碩人》《君子于役》《伐檀》《碩鼠》《蟋蟀》《蒹葭》《七月》《載馳》《黃鳥》《無衣》等篇目可謂深入人心。然而，“雅”與“頌”與其相比，尤其是“頌”，同樣作為“詩三百”一個重要部分，究竟給人們留下了多少印象，這些談起來真是讓人不言而喻，讓人啞然失笑。
再以楚辭為例，緣何楚辭裡屈原的作品多成為經典，這與作者善於向民間學習分不開的。屈原詩歌藝術的高度，也是源自於楚文化的雄厚土壤。史載：楚地巫風盛行，楚人多以歌舞娛神，於是神話大量保存。這與正統的北方文化孔子去除“怪力亂神”等虛妄之語不同，楚地山高路遠，隔山跨水，頗有山高皇帝遠的味道，這種地理上的偏遠，恰恰使得楚地文化少卻了朝堂正統文化的干擾，從而使得它們能夠快速發展，表現出一種蓬蓬勃勃的野性魅力和想象魅力，如同長江浩浩蕩蕩那樣，楚辭充滿了無限的藝術想象氣息和藝術張力。向當地民歌借鑑，學習他們的表現藝術，如《說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等等優秀民歌，在屈原的經典作品裡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其中的影子。尤其是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是在遭受貶謫之後心情備受壓抑和苦悶而寫，離開了“朝堂”，藝術女神反而把桂冠賞賜給偉大的“在野”詩人，難道真的被杜甫先生不幸一言說中：“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了。
更有趣的是一個“江郎才盡”的故事。江郎指的是江淹，江淹（444年—505年），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學家、散文家，歷仕三朝，宋州濟陽考城人。鍾嶸《詩品》記載：“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授之。而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其實，仔細探究，江郎並非才盡，而是江郎身份發生了變化，做官的作威作福與頤指氣使以及在官場的蛻變，使得他已經失去了“說真話”的勇氣。
在這裡，有的人可能要說：“建安文學可是一個例外。”建安文學其實也是一種亂世文學，亂世文學也是“在野”文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文學發展一度受到束縛，淪為經學的附庸，文人思想受到了嚴重禁錮。而當王室傾頹，鹿失天下，天下混亂，軍閥群雄逐鹿，此時，禮崩樂壞，儒學失去了應有的統治地位，文學開始活躍，逐漸擺脫了經學枷鎖，出現了反傳統的思想，其中便以曹氏父子為代表。曹操既是建安文學的主將和開創者，也是建安文學的領袖。他的代表作《蒿里行》即描寫了軍閥混戰時期的慘景，《短歌行》更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在亂世之際，他一方面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也渴求人才，希望能夠招募天下賢才幫助他平定天下。這種開放的思想就為“建安文學”的蓬勃發展打下了堅定的基礎。
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正始之音”以及湧現出的“竹林七賢”，更是文學“在野”的代表。至於南北朝民歌的出現更不用多饒口舌，到了《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聊齋志異》《紅樓夢》等等的出現，就更不用說。
文學的“朝”“野”之辨，似乎更能說明文學“在野”道理。但在當代，在黨對文藝工作的高度重視下，“朝”“野”文學恰似正規軍與游擊隊的相互配合一樣，都是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為人民群眾提供最優美的精神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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