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學術，發展到清代達到一個高峰期。在燦若星辰的大師中，有繼承家學的，有出於名師書院的，但完全靠自學成才，而且終生對學問的追求矢志不渝的並不多見。汪紱就是這樣一位卓立獨行的大師。大學者江永曾高度評價汪紱“志高識遠，脫然韁鎖之外，殫心不朽之業藏名山”曾國藩更是歎服之至，把他作為家族子弟的楷模，贊其為清朝二百多年間出現的“有數之一二大儒。”作為卓有成就的“先儒”，汪紱先後配享婺源紫陽書院內的朱子廟和鄉賢祠。
汪紱，初名烜，字燦人，婺源人。他早年十分不幸，家貧。“十日未嘗一飽”。在母親的教育下，熟讀四書五經。母親去世後，他無依無靠，去投奔父親處，父親不僅不收留還趕他走。沒辦法，他流落到在景德鎮給人畫碗為生。同時為了給母親服喪，不食酒肉。後來繼續流浪到福建，以教私塾為生。
汪紱自二十後，“務博覽，著書十餘萬言，三十後盡燒之。”
汪紱的學術思想以“要”為本。他認為，“謂學不可不知要。然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擇出緊要處。”謂“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而來。謂書曆象、禹貢、洪範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謂詩只依字句吟詠，意味自出。謂看周禮，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謂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 他的哲學思想見之於《物詮》，謂“天地萬物賾不可窮，乃觀其源焉，而天地萬物於是乎在。”
汪紱一生學識博雜，不僅為徽派樸學大師，而且旁及樂律、天文、輿地、兵法、術數、醫藥、卜筮等各門類，究其因，唯其聰穎好學而外，更因之治學理念，一以求知更求其理，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舍末求本，溯委知源。正如他在《醫林篡要探源》序中抨擊當時的學風所言：“不患人不知書，而患在多知書，而究不知書；不患人不知醫，患在多知醫，而究不知醫，何則？共末其委則似，而其本其源則已失之。” 當時的學人大興朱筠和善化唐鑑皆稱其功夫體勘精密，由不欺以至誠明。
汪紱之學以宋五子之學為歸，一生以闡發、捍衛朱子學為志業，是清代朱子學的干城，也是徽州學術由新安理學轉向皖派考據學時期的關鍵人物。作為徽州的兩位著名學者，汪紱、江永二人每每被人並提；但在當日，二賢的遭際卻截然有異。汪紱衛道最嚴，“一以朱子為折中”,汪紱對朱子學的衰落、末俗的離經叛傳等情形憂心忡忡，特意寫信給當時聲名業已顯赫的鄉賢江永，試圖一挽狂瀾。汪紱本人則撰寫《讀近思錄》、《理學逢源》等著作， 意欲振起時俗，歸於淳樸。這兩種著述在格物致知、訓釋經學、存養、克治等方面充分體現了汪紱對朱子學的深入理解並影響深遠。
汪紱一生著作等身，著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詩韻析六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孝經章句一卷。
明清時期，多名學者為《山海經》考據作注，而汪紱的《山海經存》作注方式，是將己見和晉郭璞的注相結合，形成獨樹一幟作注方式和風格。且汪紱自早年於江西景德鎮畫瓷，他繪製的百幅山海經圖，細膩生動，極具個人特色，是少有的解經者親自作圖，更為他的《山海經存》增添了價值和意義。
汪紱的教育思想是以“明人倫”為核心，意圖重建倫理道德秩序，把童蒙教育、實學教育和道德教育結合起來。在教學方法上，汪紱也極具特色，“蓋其學體勘精密，貫徹內外，毫釐必析，由不欺以至於至誠，偶設一喻，能使盲者察、愚者明。”
汪紱於年六十八時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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