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
內容簡介
新版《周作人集外文》共兩卷，本書為上卷，收入 1904 年至 1945 年的集外文，包括散文、舊詩、新詩，以及為自己或他人的文章、譯文所寫的題記、附記、按語等未曾收入自編文集的作品。
相較於之前版本，新版《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歷經六年蒐集、整理與考訂，收入近年來新發現的周作人佚文，增補 170 餘篇（則），十萬餘字。就內容而言，早年的《小說叢話》系列、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新文學的意義》和討論“戀愛難題”的幾通公開信等文，都值得留意。尤其應該提到的是，抗戰全面爆發後胡適與周作人有名的唱和詩， 最初出處一直未明，成了周作人研究上的一個懸案。而今新收入的一篇《方外唱和詩鈔》，對此做出了新的解答。
新版《周作人集外文》的出版對周作人研究乃至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周作人（1885—1967），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翻譯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編者簡介
陳子善，作家，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代中文學刊》主編。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致力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料學的研究和教學。曾參加《魯迅全集》的註釋工作。後在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臺靜農、葉靈鳳、張愛玲等現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發掘、整理和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趙國忠，北京著名藏書家，尤專中國現代文史資料爬梳與研究，著有《聚書脞談錄》《春明讀書記》等，編有《鴟夷室文鈔》等。
書籍摘錄
新文學的意義
所謂新文學，實在只是現代文學的俗稱。現代文學的特色，與古代文學原是一樣，在於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不過更近於自覺的罷了。正如宗教是神我的交涉，文學便是人己的交涉。我們的天性慾有所取，但同時也欲有所與；能使我們最完全的滿足這個欲求的，便是藝術。我們雖然不是藝術家，但一樣的有這欲求，不必在有大的感動如喜悅，或悲哀的時候，就是平常的談話與訪問，也可以使一種明顯的表示。因為這個緣故，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於我們，當作一種專門的研究以外，還有很重要的意義與密切的關係，因為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們的現代生活裡是極重要的一部分。
中國的新文學，——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的文學，發生不久，成績還很幼稚，但是他有很遼遠的前程與長久的過去，這是很可注意的。差不多從六朝以來文學上就有一種口語化的傾向，不過這是非意識的，所以發達極緩，到了近幾年裡才是有意識的提倡，主張用現代語寫現代的思想，便造成了這個“文學革命”的新運動。有許多人拿了歐洲的文藝復興來比這個運動，情形頗是相合，因為兩者的動因與成績都是一樣，是解放與表現兩件事。文藝復興的近因是古典文學的輸入，新大陸的發見等。中國的文學革命則以外國思想的輸入為其近因；其結果一樣的是所謂“人的發見”。中國古代對於文學的意見，以為是載道或佐治的工具，而且在這範圍內還有一定的形式，不是可以容個人自由活動的。現在第一就把這個權威打破，認定我們的目的是在自己表現，除了國語力以及個人才力的牽制以外，更不受別的形式的束縛。要達到這個目的，白話文——國語，現代語——的要求便起來了。白話文與古文，其間並沒有什麼優劣可言，實在只是時代與實用的問題。我們用中國語思想者，固然以用中國語表現為最便；但是要表現關於現代實物的思想，當然也以用現代中國語為最便；這是一個自明的事實。極少數的人，經了長期的訓練，也可以用了古文作文，正如用外國文的人一樣，但是隻有上智的才能這樣，若在我們就要覺得不便，因為作古文大抵只能拿了內容去就文章，不能叫文章來就內容，這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近來中國教育界的新傾向，有一種有力的主張，以為國文教育的目的應該在於使學生有用國語發表思想，用古文讀書的能力。我相信這是合理而且有益的。“專重古文的學校的國文成績，反極不佳，就北京大學歷年的入學考試的經驗看來，很是明顯確實。”這樣的辦法，很可以解決所謂文學上的新舊之爭，因為這二者不但更無所爭，實在是互有關係的。誦讀古書是專門的研究或參考上的預備，一方面又是現代語的來源，很有參照的必要。這種論調或者似乎近於調和，但我覺得這於理論與事實都是適切的。
我們提倡新文學的意思，可以分作兩層：其一是藝術的，希望引起一點對於文學的興趣，逐漸養成鑑賞與創作。文學是著者個人的自己表現，同時也就是國民的最高精神的表現；我們因了文學能夠了解別國國民性的精華，我們也就可以把自己的真心表示給世界看。文章固未必能救國，但是沒有這個佔著文化上極大位置的文藝的國民也就難有別種成就的希望。其二是教育的，這是將藝術的意義應用在實際生活上，使大家有一點文學的風味，不必人人是文學家，而各能表現自己與理解他人；在文字上是能暢通的運用國語，在精神上能處處以真情和別人交涉。這文學及於道德的影響或者說的似乎太理想了，但也未必全無證據；大家知道文學的起源與宗教很有關係，我相信即在現今這二者的趨向仍有相同之點，雖然表面上已經沒有關係了。
我們的希望頗大，但是能力很小。現代文學的作品還很貧弱，古文學的新研究又未發達，這兩方面的發展還需專等將來。我自己於新文學也並不是專門的研究，平常只略注意於日本現代文學，不過對於中國這新運動很懷著一種興趣和期望，所以想稍為盡力，但是所知既淺，難得勝任，還要請諸君的幫助。
* 刊一九二三年四月七日《燕大週刊》第七期，署名周作人。
討論“戀愛難題”的第二封信
尚文先生：
在《婦女週報》第六號上見到通信，對於所提出的難題，我有點意見想同先生商榷。
先生說，“戀愛該由靈以入肉，或竟始終不入肉”。我覺得這裡含有一個極大的謬誤，後邊第二個難題即由此發生。我們說靈肉一致的戀愛，並不帶著什麼神秘的意義；不過是“性慾加友誼等於戀愛”這一句話的別一說法罷了。戀愛這一件事只在男女間才能成立，那麼，其間以性慾為主要分子，這是無可疑的。大凡男女相愛的程序，必是最初互感到性的牽引，隨後逐漸因性情思想的投合發生友誼，至此覺得條件滿足，於是成為性的結合，達到最初的目的。這是指順遂的戀愛而言；也有許多相愛的人因為種種外面的阻礙，不能完成他們戀愛，在理想的人們看來似乎是很高尚了。實在卻是不幸的生活。
據我想，可以照下列的表分別出來。
一 性慾 男女的性交，世俗或稱“肉的戀愛”。
二 戀愛 性慾加友誼所合成，俗稱靈肉一致。
三 （？） 友誼加不滿足的性慾，但既系限於兩性，其中當然含有相互的要求，不過被壓迫而不曾完成罷了。世俗稱為“靈的戀愛”。
四 友誼 相互的瞭解與融洽，不限於兩性。
我的意見，以為戀愛總是以肉為根柢的。看不起肉，——以肉體和肉體的作用關係為汙穢的禁慾思想，是戀愛的敵人，雖然以肉慾為一切之縱慾思想也是同樣的有害。因了外面的阻礙，顧慮自己和愛人的運命，停止戀愛的完全，過著高尚而不幸的生活的人，當然也可佩服，但這種辦法總是權而不是經。我相信相愛的男女間的性交是戀愛的完成的表示，決沒有什麼可厭惡的地方。倘若有人對於肉的關係會感幻滅的悲哀，那麼這個病根不在別處，只在他（或伊）的性教育的缺乏。近來青年留心性的問題的漸多，是很好的事，但可惜太是理想的，太是禁慾主義的，流弊也頗不小；因為他只能看見性問題的一面，仍然把兩性關係看得很是穢褻，得不到正當的理解。我希望男女青年能夠於戀愛學（Erotologia）和戀愛術（Ars Amatoria）兩方加以誠實的研究，庶幾許多難題容易到得解決。下列諸書，只是我所知道以為有益的，或可以供大家的參考。
（一）凱本德《愛的成年》（E. Carpenter，Love’s Coming of Age）有漢譯
（二）密該耳思《性的倫理》（R. Michels，Sexual Ethies）
（三）斯妥布思《結婚的愛》（M. Stope，Married Love）有漢譯
（四）愛理斯《男與女》（H. Ellis，Man and Woman）
（五）同《性的心理研究》（Do，Studies in Psychology of Sex）
種六冊，至少應看第六卷《性與社會之關係》。
以上（一）在“現代叢書”（Modern lib）中，價美金九角半；（二）與（四）在“現代科學叢書”（Contemp sc series）中，價英金七先令半，或美金二元半；（五）全部值銀三十八元，即前五冊每值美金三元，第六冊值四元。
九月三十日 子榮在北京
* 刊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民國日報·婦女週報》第八號。
後記 關於周作人集外文（節選）
陳子善
周作人是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代表人物，也是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一位舉足輕重、影響深遠的作家和學者。
周作人著述之豐厚，遠非我們所能想象，遺珠之憾一直存在。所以，對周作人集外文的蒐集和考訂工作也決不會就此停步。進入新世紀之後，互聯網和各種數據庫的無遠弗屆，海內外中國作家各類手稿拍賣的日益頻繁，以及海內外周作人研究者、愛好者更為用心的發掘，為新的周作人集外文的不斷出現提供了一個以往完全無法與之比擬的顯示平臺。特別是隨著止庵先生編訂的《周作人自編集》和《周作人譯文全集》的相繼問世，周作人作品新一輪更為全面的蒐集和整理自然不能三缺一，周作人集外文重編工作的啟動，也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這項《周作人集外文》重編工作，由止庵先生提議，筆者和趙國忠先生負責，趙國忠先生具體執行，止庵先生自始至終參與了討論和編訂。此外，筆者的博士生胡士然也提供了協助。按照新的編集構想，重編的《周作人集外文》分為上下兩卷，以 1945 年為界，即上卷收入 1904 年至 1945 年的集外文，下卷收入 1946 年至 1965 年的集外文，一律按發表或寫作時間先後編排。經過將近五年的努力，上卷部分已經大功告成。
此次重編，對周作人 1945 年以前集外文的增補，僅就數量而言，幅度也是相當大的。何謂“集外文”，學界歷來有不同的理解。《魯迅全集》之《集外集拾遺》和《集外文拾遺補編》採取的是比較包容的做法，凡魯迅留下的文字，哪怕是一段告白，一個按語，一則更正，只要發現了，均予收錄。毫無疑問，這與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地位有關。因此，《周作人集外文》也參照這樣的標準編選。對新編《周作人集外文》而言，歷年新發現的周作人集外評論、隨筆、序跋、詩歌，自在收錄之列；周作人 1945 年前公開發表的書信、日記等，也儘可能收錄；至於題跋、附記之類，已公開發表的自不必說，未曾公開發表的，只要留存手跡或有可靠出處，也儘量不錯過。周作人行文有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即喜歡對自己和他人作品酌加“前言”和“附記”，這類文字那怕只有一句兩句，片言隻語，也有可能透露他的見解或心緒，有些甚至是很可珍貴的，因此，此次重編特別注意輯錄。當然，舊編《周作人集外文》誤收之文，此次重編不再保留。
在筆者看來，這次新增的周作人 1945 年以前集外文中，至少至少，早年的《小說叢話》系列、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讀武者小路君關於新村的著作》《新文學的意義》和討論“戀愛難題”的幾通公開信以及關於《遊仙窟》的長文、 1930 年代的《〈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序》、 1940 年代的《〈枝巢四述〉序》《俄國大作家》等文，都值得格外留意。尤其應該提到的是，抗戰爆發後，胡適與周作人有名的唱和詩，早已為現代文學研究界所熟知，也曾被多次引用，但唱和詩的最初出處一直未明，成了周作人研究上的一個懸案。而今新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上卷的一篇《方外唱和詩鈔》，對此做出了新的解答。此文刊於 1938 年 9 月 30 日北平《燕京新聞·文藝副鐫》第一期，署名臧暉居士、知堂，這應該才是胡周唱和詩的最初出處，從而填補了迄今各種周作人研究資料的缺漏。以上只是粗略舉例，期待新編《周作人集外文》上卷給研究者帶來更多的驚喜。
書稿編就，還應說明兩點：一，周作人 1939 — 1945 年間所作《先母事略》《〈一蕢軒筆記〉序》《文壇之分化》等文中提到的政府機構、官名等，均為偽政府和偽官職。二，《國語漢字》（刊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獨立評論》第二〇七號）、《通信》（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歌謠週刊》第二卷第二十九號）等六篇文章未收入。
周作人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無論榮辱，都不放下手中的筆，堅持筆耕長達一個多甲子。其畢生著述之豐富多樣，在此次重編的《周作人集外文》中再次充分體現出來了。新編《周作人集外文》上卷比之舊編1945年前部分新增160餘篇（則），十萬餘字，就是又一個明證。新編《周作人集外文》上卷即將問世，篇幅更大的《周作人集外文》下卷的編集也在抓緊進行。筆者認為，新編《周作人集外文》將會為周作人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提供新的闡釋空間，也由衷期待海內外周作人研究者對新編《周作人集外文》提出批評和補充。
題圖為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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