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改變日軍作戰線的方向,在戰略指導上是一非凡傑作。使 ‘日軍作戰線’由原從北向南 ,被迫改為‘由東向西’ ,中國由是可以採取 ‘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抗戰。”——《國民革命戰史·抗日御侮》

關於“淞滬會戰”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說法，認為這是老蔣主動發起的一次“戰略誘導”，意在將日軍從華北南下的“順勢”轉變為沿長江上溯的“逆勢”，實現持久抗戰。

“淞滬會戰”是轉向全面抗日戰爭的標誌

這種觀點最早是老蔣的小兒子蔣緯國提出的，之所以得以盛行，得益於另一個認同度頗高的歷史觀點——自古以來，中國大地上由北向南的戰略進攻是最順利的。

基於這種地緣上的傳統經驗，進一步地提出了一種假想——日軍攻略華北後沿平漢線進擊武漢，進而割裂中國東西部。因此，通過“淞滬會戰”開啟第二戰場，誘導日軍從上海→南京→武漢一線仰攻，自然就破解了這種危局。

霄林天認為這種觀點刻意地抬高了老蔣的戰略思想，今天我們就來

“淞滬會戰”態勢圖

“硬傷”滿滿的“非凡戰略”

這一虛構的戰略，被蔣緯國譽為“非凡傑作”，但實際上卻是“硬傷滿滿”。

• 其一，所謂的轉移進攻方向，不過是讓中日雙方同時陷入兩面作戰。

1937年8月24日，“淞滬會戰”爆發11天后，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新動員四個師團的決議。決議通過一週後，參謀本部就決定正式組建“華北方面軍”，將華北日軍增加到了八個師團。

可見淞滬會戰爆發初期，並沒有讓日軍立刻改變入侵方向。儘管陸軍用兩個師團編組了“上海派遣軍”，但華北方面仍在

民國時期南京到上海的“京滬線”列車

注：文中按照民國時期的簡稱，將南京、上海合稱為“京滬”，並非指選擇的北京和上海。

反觀中國方面，此時卻在從全國向京滬一線調集重兵。“華北方面軍”成立的當日

8月13日，南京軍委會決定把由武漢前往華北前線的羅卓英部三個師改調往上海。其他還有很多部隊陸續從湖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向上海調集，他們中原本有很多可能也要北上加強華北的力量，此時因為開闢華東戰場全部東進。

國軍為數不多的精英部隊——“德械師”

日軍在獲悉中國方面有意擴大華東戰事的情況下，依然沒有放棄在華北的行動，絲毫不畏懼兩面作戰。反倒是中國方面因此大大削弱了北方的防禦，造成華北和黃淮一線的空虛。如果此時日本真的貫徹自北向南的侵略方針，沿平漢線大舉南下，南京方面將面臨背腹受敵的險境。

況且相比於日本，兩面作戰的局勢對中國更不利。

1、中國方面的主力調動起來十分緩慢，鐵路和公路運力有限，航空運力更是可以忽略不計。光是向上海集結重兵就花了很多時間，第三戰區新成立時號稱有三十萬大軍，但大部分都還在奔赴上海的路上。

1937年中國最先進的“寧海級”輕巡洋艦，技術和圖紙來自日本

2、海、空軍實力薄弱，華北事變爆發時，中國空軍僅有一線飛機428架、練習機232架，飛行員只有668名。而日軍方面陸海軍都擁有強大的航空部隊，僅7月13日陸軍為華北戰事臨時組建的“臨時航空兵團”，就有十八個中隊近400架戰機。中國海軍只有三個艦隊，全都不具備海洋作戰能力。事變爆發後，駐守青島的第3艦隊（東北海軍）甚至只能自沉全部艦艇，以此封鎖青島港口。

3、老蔣雖然在表面上壓服了國內的所有軍閥，但內部派系矛盾依然十分嚴重，不僅有相互拆臺的情況，更有不少旁系軍隊畏懼日本、牴觸抗戰

江陵之戰是為數不多的溯江向上遊進攻的戰役，還是從長江中游發起的

• 其二，所謂“東西向”的攻勢比“北南向”困難的觀點，只是憑空臆造。

自古以來在中國大陸上，“從北向南”的攻勢的確比“從南向北”容易。但是以長江出海口為基點，沿著長江的“從東向西”，卻是基本沒有太多先例，這種“東西向”的攻勢比“北南向”困難的“經驗之談”純屬是臆造得來。

實際上以日本的海空優勢，溯江而上的攻勢反倒更加有利，“第十軍”在杭州灣登陸後快速切斷京滬間的聯繫就可見一斑。

國軍曾在德國顧問指導下，耗費巨資修建了“吳福線”、“錫澄線”、“乍嘉線”、“海嘉線”等大量國防工事，最終也落得“馬奇諾防線”

1937年8月15日日軍轟炸南京、南昌

而日本海軍航空兵可以完全掌控制空權，肆意

日軍從全面轉向華東戰場後，共投入五個師團，僅用了三個月，在1938年前就攻陷南京；反倒是華北日軍共計8個師團，1938年1月才抵達徐州一線，一場徐州會戰又鏖戰四個多月。

可見自東向西的攻勢反而比從華北南下容易。

徐州會戰

因為從華北南下需要考慮山西、山東、河南、江蘇、安徽等沿途各地的側擊兵力。而長江南岸卻多有水網和山巒可以作為屏障，日軍攻打南京根本不用顧慮國軍從浙江、江西腹地的側擊。

真正困難的是從武漢再往上游的攻勢，畢竟有夔門阻隔，從荊襄進攻巴蜀是十分被動的。

夔門是巴蜀的天然門戶

所以用“東西向”攻勢與“北南向”攻勢的比較來評價淞滬會戰，根本站不住腳，日軍無論是從華北南下還是從上海西進，拿下武漢後都會面臨如何進攻巴蜀的困難。況且日軍作為強勢的一方，兩路分進可以佔取更多的主動權，讓南京方面顧此失彼。

霄林天認為，國民政府之所以要在華北形勢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主動挑起華中方面的第二戰場，主要是基於對日軍未來動向的預判，不得已而為之。

而這種將“淞滬會戰”視為“戰略誘騙”的觀點，最大問題就在於它是以戰後的已知形勢走向，來揣摩戰前的戰略意圖。要想弄清國民政府發動淞滬會戰的真實意圖，必須從戰前的形勢來分析。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不完全在中國

日軍侵華戰略的概要分析

國民政府作為弱勢的一方，其抗爭戰略取決於對日本戰略的分析和預判，因此我們先來看看這一時期日軍的對華戰略。

二戰後逃過審判的禍首——“裕仁天皇”

• 首先，從天皇到內閣再到陸軍、海軍的高層，一以貫之地尋求“以戰迫和”。

日本人的戰略紛爭是個“歷史遺留問題”，牽扯到日本海陸軍、陸軍內部、海軍內部、內閣與軍方等等多方的互相矛盾，霄林天在 中進行過一些討論。

但是此時關於對華戰爭的策略，卻頗為難得地取得了各方的一致——速戰速決，以武力確保當前既得利益、迫和中國政府。

華北事變

“華北事變”後，參謀本部方面制定的對華方針中一再強調，要將事端控制在平津一帶。後來參謀本部與軍令部商定的“陸、海軍關於在華北作戰協定”中也在第一條就聲明，“力求把作戰地區限制在平津地方，在華中、華南避免使用武力。”

軍方高層之所以再三強調控制戰爭規模，一是擔心中國方面抗日情緒高漲，主動發起戰事；二是考慮到日軍中“下克上”的傳統，希望杜絕作戰部隊的擅自行動。

汪偽政府的成立

天皇本人也不願意看到對華戰爭的擴大化，當然這並不是他熱愛和平，而是擔心日本陷入中國泥潭。

“淞滬會戰”後，眼看中國戰局逐漸擴大，華北、上海、青島都有全面惡化的趨勢，天皇感覺到十分擔憂。他在8月18日垂詢了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總長，表示“有無辦法在集中兵力重點給予大的打擊下，以我之光明態度導向光明，迅速收拾時局。就是說，有無使中國重新考慮的途徑。”

可見即使是在“淞滬會戰”爆發後，日方高層依然沒有放棄“以戰迫和”的戰略構想。

日本海軍的陸戰部隊十分有限

• 必要時可以增派兵力、開闢其他戰場，摧毀國民政府的抗戰決心。

既然是“以戰迫和”，“不擴大化戰事”和“增兵”就並不矛盾。

增兵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威懾和恫嚇，用局部佔據的壓倒性優勢來摧毀中國方面的抗戰意志。“不擴大派”的石原莞爾也在堅持“戰事不擴大”主張的同時，支持在國內動員更多師團到中國，畢竟從日本本土動員部隊到參戰通常需要三週時間，必須確保中國戰場有足夠的威懾兵力。

同樣的道理，陸海軍也早早地為“第二戰場”準備了機動兵力。

日軍第三艦隊的旗艦——“出雲號”

海軍方面早在華北事變的第二天，就明確了對華方針——將在臺灣演習的第三艦隊調回原地駐防，組建第一、第二“聯合航空隊”，準備好機動兵力伺機對華緊急出兵。

7月11日的“陸、海軍關於在華北作戰協定

日本陸軍攻佔青島

“採取措施使中國喪失戰鬥意志，痛感堅持抗戰之不利，然後光明正大地以最低條件造成和平結局。”——《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奉答垂詢要旨》

“淞滬會戰”爆發後，面對天皇極為憂心的垂詢，參謀總長和軍令部長給出了這樣的上奏。他們認為在華北、淞滬同時爆發戰事的情況下，需要“兩手抓、兩手硬”，並充分利用日軍在兩地的不同優勢，以閃電之勢快速瓦解中國方面的抗戰意志。

他們主張在上海方面利用海軍的海空優勢，對敵方空軍實施“毀滅性打擊”，並反覆轟炸密佈在這一區域的軍事設施、軍需工業、經濟中心、政治中心，動搖其上層建築；在華北方面，則堅守平津一線，給主動出擊的中央軍造成巨大損耗，瓦解軍隊的士氣。

日軍探明的中國方面華北軍事部署

高層的意志明確後，很快向作戰部隊發出指示。

8月31日，參謀本部發出“臨參第八十二號”，明確了第一軍、第二軍、臨時航空兵團等部隊的戰鬥序列，並明確華北作戰的具體方針——“通過平定華北重要地區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在二個月以至半年以內，大概就能取得政治上的解決。”

9月11日，參謀本部發出“臨參九十九號”，向上海增派第九、第十三、第一百零一師團，以及第三飛行團司令部等其他部隊，將上海派遣軍增加到三個陸軍師團、一個陸航飛行團的規模。

關東軍被日軍稱為“皇軍之花”

• 時刻防備蘇聯，不敢讓關東軍過多介入關內戰事。

或許有人會感到困惑，華北方面軍明明有八個師團，在關外還有關東軍的九個師團，為何要束手束腳於平津一線？此時抽掉關東軍，匯合華北方面軍一起，沿著平漢線、津浦線兩個方向深入南下，威逼南京和武漢，豈不是能配合淞滬方面的戰事，更好實現以戰迫和的目的？

這是因為日本對蘇聯方面的顧慮，需要關東軍留守滿洲。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國民政府和蘇聯當局在8月21號，也就是“淞滬會戰”爆發一週後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日本擔心蘇聯趁著中國戰局的變化南下襲擊滿洲。

參謀本部方面做出的預判是，在1937年11月可能面臨對蘇危機。而當時預估蘇聯在遠東軍區和西伯利亞軍區的實力，大約是二十八個阻擊師、四五個騎兵師、六個裝甲旅、一千五百架戰機以及十個師的蒙古騎兵，總兵力在三十一個師到五十個師。

兩年後日軍在諾門罕徹底領教了蘇軍的實力

因此參謀本部在9月20日上奏天皇的《作戰計劃大綱》中指出，所有在華北、上海的戰事應當以10月地為界限。華北方面，以當前八個師團在河北中部尋求決戰；上海方面，以當前五個師團擊敗上海周邊的中國軍隊。

如果抽掉關東軍，華北的戰事就會進一步擴大和深入，雖然有可能加速迫和，但是也有風險讓戰事陷入進一步焦灼。一旦此時中國與蘇聯方面再度達成某種合作，蘇聯乘虛入侵滿洲，日軍將面臨背腹受敵的危險。

德國陸軍的締造者——“馮·塞克特”將軍，曾擔任中國的軍事總顧問

國民政府對日軍動向的預判

對於國民政府來說，他們完全可以通過情報戰線和外交途徑，旁敲側擊地瞭解到日本方面的真實戰略。更何況一直在嘗試迫和的日本方面，也一直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國傳遞信息。所以國民政府對日本的真實戰略即使不能全部清除，也有一定的認知。

但認知不代表認同，日方的意圖是“光明正大地以最低條件造成和平結局”，而他們的最低條件無非就是讓中國承認其在東北、華北的利益，甚至進一步讓中國淪為日本的附庸國。這種所謂“光明正大的和平結局”，實際上是赤裸裸的掠奪和奴役。

全面抗戰是大勢所趨

“西安事變”後的老蔣已經轉向全面抗戰，顯然不可能接受日本的條件。

既然不可能接受，那就勢必要做好抗戰到底的準備。基於對日本戰略的認知，老蔣有理由做出這樣的預判——

滿洲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根基

從日本方面來看，他們對華的手段，可以分為三個等級，第一個等級就是滿洲→華北，單方向的威逼形勢；第二個等級則是上海→南京，直接威脅經濟、政治核心；第三個等級就是

不同等級需要的戰爭資源不同，產生的效果也不同，日軍會根據中國方面的動態隨機應變。

而雙十協定後，中國方面已經全面貫徹了持久抗戰的決心。日方發現華北方面的局勢不足以實現“以戰迫和”後，一定會採取更強烈的進攻。日本會使用第二等級的恫嚇和迫降手段，即以上海為基點，奪取國民政府的經濟中心，進而威逼國都南京。

逼近吳淞口的“鳳翔”號、“加賀號”航母

一旦日本方面主動從上海方向入侵，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這裡是國民政府的錢袋子，也是“江浙財閥”的老窩，更是國府南京的門戶，大量的上流人士、工業設施、技術人才也都聚集在京滬一線。一旦上海失守，經濟上會受到沉重打擊，國際聲譽也會受損，首都的門戶更是洞開。

1937年8月-11月日軍態勢

既然東部作戰不可避免，處於弱勢的一方，理應變被動為主動，趁著日方在上海力量薄弱的機會先發制人。不然等日軍在華東集結了重兵，中國的主力卻在集中在華北，形勢將更加危機。

這就是為何國民政府先調兵北上支援華北前線，中途又將這些部隊改調往華東的原因。

“長江下游地區之國軍, 於開戰之初, 應首先用全力佔領上海, 無論如何, 必須撲滅在上海之敵軍, 以為全部作戰之核心。爾後直接沿海岸阻止敵之上陸, 並對登陸成功之敵, 決行攻擊而殲滅之。”——《民國二十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

而且老蔣的意圖早在1936年的《民國二十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中就已經闡述的一清二楚，要趁著日軍在上海方面處於薄弱狀態，集中力量消滅日軍在上海的立腳點，通過海岸線抵禦日軍可能的東部攻勢。

德國方面在“華北事變”後試圖調停中日

結語

當然，老蔣確實有一層高明的謀略，那就是通過“淞滬會戰”來爭取外交上的勝利。

日本高層發佈的有關上海的作戰方針中反覆提及，

“淞滬會戰”爆發僅五天後，英國駐日本大使就拜訪了日本外務省，提議將上海作為中立地區。中國和日本可以同時從上海撤軍，由英法美共同保護上海的日本僑民。這項提議其實是老蔣最希望看到的結果，上海的中立意味著日本很難以此為基點向西發起攻勢。

中日戰爭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乘虛打擊日本在上海的落腳點，甚至藉此機會讓西方列強給自己看守東方門戶，不失為上上策。

弱國無外交，指望外交調停完全是徒勞無功

所以說“淞滬會戰”根本稱不上是高明的“戰略誘騙”，老蔣實則是為了在發起全面抗戰的同時保住自己在京滬杭的根本利益。只是他高估了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也對列強的外交斡旋寄予過高的期望，最後反而加速了京滬杭的失陷。

參考文獻：

• 《日本侵華戰爭》
•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
• 《日本海軍在中國作戰》
• 《國民革命戰史·抗日御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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