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雖然現在有一些人認為哲學是“無用之學”，但其實還是有更多的人想去學哲學、用哲學。您覺得我們應該怎樣學哲學，怎樣用哲學來指導生活？
鄧安慶：受急功近利的思維影響，哲學常常被人誤認為是“無用之學”，說它既不帶來“麵包”，也不賜人“長技”。但追求實用僅僅是我們生活的一個基本維度，這個維度僅僅只能把生活維持在一個最基本的“生存”層面、最低級的層面上。人的生命是高貴的，只有哲學能教導我們，我們每個人是值得過高貴人生的。人之“貴”全然不在於他的麵包、財富，而在於他生命的高貴氣質，這種高貴氣質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一個人的知識、才華和教養自我造就的。真正的知識、才華和教養的獲得，非哲學不能成之。
哲學的最大本性，是求得一種大智慧。所謂大智慧，從知識的形態來說，就是要找到事物、世界的“根”。所以，就此而言，只有哲學才有可能使我們具有“真知”，這既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這樣的“算術之知”，也不是求解“太陽曬石頭熱”這樣的“物理之知”，而是對“世界”（萬物）的“第一原理”的“知”。這樣普遍的“知”才可能使我們超越狹隘、跳出自我，獲得從“世界”與“人類”的視野來思考的才華和教養。只有具備這種普遍化的視野和心胸，人才具有“人類的高貴性”。
哲學讓我們發現生命的美，不只停留在一個低層次上，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是一種高雅的生活、體面的生活、有意義的生活。人們需要哲學，實際上就是希望哲學能將其引向這種通往高貴生命的自我造化的道路。真正的“哲學”從來不能作為一個名詞，作為一種現成的“知識”或“意識形態”灌輸給誰，哲學之能受用，根本的是要把哲學作為一個動詞，作為一種“務本”的思想活動而融化到人的血液中，變成其精神或靈魂的品質，從而對生活形式乃至生命進行“自我塑造”。
記者：您近期主要在從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鄧安慶：我主要研究純粹西方哲學，後來研究倫理學。倫理學的一個目標是“人本身”的自我造就，而倫理學的“學術性”，就是探討人之為人的美好生活究竟是什麼樣的，如何才能夠活出作為人的有尊嚴的生活。所以，我最近關注的一個課題是，人自由的、有尊嚴的生活在各種複雜的、世俗的世界中是如何可能的。
所有人的生活，都不是單純“原子化”的，要在和他人的交往過程中實現，要在與自然、社會、國家的共同生活中實現。那麼，當你要追求的好生活與他人追求的好生活衝突了怎麼辦？形成我們能夠共同遵守的規則，就成為倫理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核心。關於這一核心，我特別強調兩點，一是建立在自由基礎上，二是我們每個人要有更高的審美意識，來審視自己的生命意義，而不是侷限於外在的成功。
無論是倫理還是道德，都是基於自由的。也就是說，我們要有意願把善作為行動的原則確立下來，讓做善事成為我們的行動原則、做人原則和處事原則。倫理學研究首先要確立自由是倫理道德的基礎。雖然在我們的傳統裡，沒有特別從理論上確立自由是倫理道德的基礎，但這樣的思想萌芽還是非常多的，孟子講“浩然之氣”，孔子講“為仁由己”，老莊講“道法自然”，都強調仁愛之心不是外在強迫的，而是“自然的”“自願的”，但這種自然、自願的仁愛善舉如何落實在一個自由人格對於社會普遍正義而非個人美好生活的追求上，成就一個自由存在者的尊嚴和擔當，這依然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討的重大課題。我現在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試圖從中西倫理比較的角度出發，把我們中國文化中作為“總德”的“仁義”和西方文化中作為“總德”的“正義”，在正視其差異的基礎上，發掘其可以融通的部分，重建現代人（不問西東）普遍的倫理總德：正義仁愛，以此證明人類配享自由與有尊嚴的生活。自由與有尊嚴的生活，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真正美好生活。
記者：在治學方面，您有何經驗與青年學者分享？
鄧安慶：現在，互聯網已經把整個世界聯為一體，我們青年一代走向國際化，學外語的條件特別好，掌握一門外語變得不是難事。但是，做學問最關鍵的還是傳承，而學術思想的傳承最重要的途徑是對經典的詮釋和理解。做學問沒一點懶可偷，一定要立足於原著，立足於自己潛心翻譯，對經典的思想論證有清晰的把握，把它放在問題史和學術史的天平上加以衡量，讓自己的思考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
此外，要樹立問題意識。做研究“不問西東”，不要有中西對立、嚴格區分的意識，多從“真問題”本身出發，審視作為人且不分東西方，該怎麼理解、怎麼解答，這樣才能夠理解和解釋我們所要真正面對的問題。
記者：請您用一句話寄語新華日報《思想週刊》。
鄧安慶：反映時代精神風貌，報道中國人自由而有尊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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