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之後，全國各地的捐款活動也是如火如荼的展開，很多明星的捐款數額多寡也成為了鍵盤俠的
挑戰話題，韓紅捐款事件也是一波三折，其中有一個過氣的明星捐款又引來一陣不大不小的風波，他捐的不是現金，而是捐了很多大米：二萬斤。
他就是被網友製作成表情包的明星——周杰。
當然讓他再次引發關注的問題並不是他捐了很多大米，而是他發佈了捐大米的消息之後的23天裡，他的大米還在自己的倉庫裡，仍然沒有捐出去。許多鍵盤俠又開始臆想，周杰是不是假捐。之後周杰發佈微博解釋了這件事。
當然，今天我在這裡討論的不是捐款的問題，我是由周杰的"大米"風波聯想到在大明朝也有一件事情和"大米"緊密相關。
周杰是捐"大米"，而明朝是罰"大米"。
要說起罰米制度，得先說一下"贖罪"制度。
贖罪制度由來已久，自《尚書》記載始，歷秦漢魏晉至隋，至唐進一步法律化，經宋元至明代，贖罪規定更為詳盡。《明史刑法志》稱明代"贖法比歷代特詳"，贖罪制度廣泛適用於明代。
其中明代贖罪制度中重要一款就是：罰米贖罪 。
明代贖罪制度發端洪武大帝朱元璋，至於為什麼要實行贖罪制度，史料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朱元璋）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
老朱說，朝廷官員身份尊貴，就算犯錯了，不應該用棍子揍他的屁股，咱們改成罰俸贖罪吧！
天哪，這是洪武大帝嗎？他竟然能說出這番寬厚的話來，還是那個剝皮萱草的霸道總裁嗎？
但是歷史書上明明白白就是這樣記載的，洪武三十年定贖罪制度，"凡內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徒者"，也就是說五刑之中除了死刑之外，笞杖徒流這四種刑法都准許贖罪，贖罪制度也肇於此。
甚至到了洪武三十年，贖罪制度也行用於死囚，規定:犯死罪者納運米"一百石"。明代的一石約等於120斤，一百石也就是12000斤，也就是6噸的米。
這種車裝滿大約就是6噸的大米，一車米換來一條命也是值了。
永樂三年定"徒罪三年60石，二年半50石二年井遷徒者45石，一年半35石，一年30石；杖罪90、100俱25石，60至80，20石；笞罪10石。"
當時還規定犯罪者自運到北京官倉納米贖罪，宣德皇帝二年改為"雜犯死罪以下，各自備米於南京倉上納贖罪"。判死罪的那傢伙想想也是可憐，要把6噸糧食運到南京或者北京，是不是還不如死了呢！
其後諸帝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永樂三年所定罰米石數。儘管納米石數不斷變動，且在納米贖罪外尚有納銅、納鈔、納銀等形式，納罰的內容主要是取決於各個時期的需要，也與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緊密相關。但納米贖罪自始至終是明代贖罪制度中重要的形式。
明代贖罪的範圍相當廣泛，適用於官吏軍民各色人等。對統治者而言，納米贖罪實質上就是統治者對犯罪者罰米，減輕刑罰，同時將罰獲之米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補充。對犯罪者而言，則可以通過繳納一定數量的米減免部分罪刑，雙方互惠互利。統治者既達到了對犯罪者的懲罰，又體現了統治者為政的寬容。從某種程度上說，贖罪制度制定的出發點是好的，對犯罪者、統治者不無裨益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但一項良好制度的實施，依賴於人而得以實現，在"人治"為主的社會，人的因素尤為重要，因此，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時候，冒出一個大太監劉瑾，劉瑾擅權專恣，罰米制度被他濫用到極致。
劉瑾專權是明代宦官專權的重要階段。劉瑾專權期間對明代的制度多有變亂，主要有：一、創設內行廠，這是繼東西廠後又一個臭名昭著的宦官特務機構，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二、濫用重枷法，不少官員冤死於此種酷刑下。三、把持批紅權，取代明武宗行使皇權另外，劉瑾濫用廷杖、罰米法等任意處罰官員，打擊忠良。
劉瑾專權時，明代罰米贖罪達到了頂峰時期，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明弘治年間，國庫虧空，財政吃緊。邊陲虜患不絕，儲蓄缺乏、餉銀不濟，又災荒連連。通過罰米，補充國帑。
比如當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出任陝西管理馬政，楊一清上奏管理馬政費用不夠。
弘治帝批覆"查文兵部奏發馬價，並馬政、茶法衙門有行贖罪、贓罰、紙價銀兩，置辦物料，"
弘治帝在另一份奏摺還批示"合無通行陝西司、府、衛、州、縣大小問刑衙站，今二經問人犯贖罪 、紙價，俱照舊例，收納粟米，或折納粟谷、麥、豆，送入預備倉收貯，以備賑濟……有司官員除指稱修理，用強科罰米谷數多者，照舊施行外，若因事許量罰米穀，送預備倉，明立卷案，不在科罰起送之限。仍照三年一次事例，查盤稽考。"
通過這些奏摺，可見當時邊境窘困，為解燃眉之急，朝廷釆取了各種措施，其中明確准許犯罪者納米贖罪，並作出了具體規定。
正德帝即位後，邊陲窘況絲毫未改觀，反有加強趨勢。荒唐的正德帝一方面大婚在即，另一方面又要吃喝玩樂，在內外交困下，劉瑾專權後採取了兩項重大措施。
第一要盤查全國倉庫，凡是倉儲不足定額的責令各級官員設法補足。
第二是大肆行用罰米法。罰米法又與清查全國倉儲有密切關係。劉瑾往往以倉儲虧損為由，責令官員罰米填補。
正德初年，劉瑾清查陝西延綏倉庫，他以"延綏倉儲虧損"為理由，罰主政官員陳壽"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 。並且還以"延綏倉儲糜爛"為由， 罰官員熊繡 " 米五百石" ，最後責罰熊繡自己運輸罰米到邊境。
從國家財政緊缺方面來說，罰米法在正德年間頻頻行用，有客觀形勢合理需要的一面。罰米法是在正德帝允許下施用的，但又與劉瑾專權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其二，劉瑾用罰米法作為達到專權的手段之一。從這個層面而言，罰米贖罪的本意喪失殆盡，罰米法被濫用，變成劉瑾排除異己、打擊忠良的有力工具。劉瑾濫用罰米法的打擊面很寬，官員動輒被責罰米。
《明史劉瑾傳》記載:"嘗忤瑾者，皆擿發(罰米)輸邊"。劉瑾靠著罰米主要達到了這些功效：
打擊正直朝臣
劉瑾權勢炙手可熱之際，朝中一些奴顏媚骨者，為保官位不惜丟棄尊嚴，巴結劉瑾，醜態百岀，出現"朝貴爭賂遺"劉瑾的情狀。如吏部尚書焦芳、劉宇等人都先後成為閹黨焦芳私交劉瑾，得以入閣。劉宇為保官位及讓其子做官，一次賄賂劉瑾白銀一萬兩，而且讓兒子拜瑾為父。劉宇首開以鉅額財物賄賂劉瑾的惡例，後黨附劉瑾者皆以巨資賄瑾。這大大刺激了劉瑾的權欲貪慾，致使劉瑾公開向官員索賄。然正直不阿之士並不以劉瑾權傾天下而附瑾，他們恥與劉瑾輩為伍，如戶部尚書顧佐、左副都御史楊一情、劉瑾同鄉雍泰等。因此，劉瑾對這些不附己的官員，摘尋小錯罰米。
有一位吏部尚書韓文，他每次退朝，與屬下談到劉瑾惡行，都聲淚俱下。戶部郎中李夢陽對韓文說，您是國家重臣，看到國事如此，哭有什麼用？您應該出面，與其他重臣一起向皇上諫言，將其剷除才是。"
韓文於是與其他重臣聯繫好，上疏痛斥劉瑾的惡行，請求正德帝不要玩物喪志，劉瑾等人也是非常害怕，跑到正德帝面前痛哭不已。正德帝心一軟，不僅饒了他們，還讓他們分掌宮中要職。
韓文由此得罪劉瑾，不久被誣陷落職，列入奸黨。韓文返鄉時，只乘坐一轎子，隨身一車行李，別無他物。劉瑾仍不解恨，又捏造罪名把韓文逮捕，打入詔獄（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監獄，即臭名昭著的錦衣衛監獄）。
數月後，韓文才得以釋放，被罰米千石，最終使得"家業蕩然"。
控制言路
臺諫之臣本負有糾過之責，上至皇帝，下至大小官員凡不合國家制度，違悖倫理道德者，臺諫官員皆要彈奏。劉瑾用事時"尤惡諫官，將臺諫之臣控制在手，故此時臺諫之臣基本不起作用。但畢竟有正直朝臣就劉瑾專權紛紛諫言。
劉瑾、馬永成等八名太監被人稱作"八虎"，劉瑾更是自封九千歲，天天誘導皇帝淫樂嬉遊，朝廷詔令多被阻礙不能實施。嚴肅正直的內閣首輔劉健多次阻止武宗嬉遊，規勸他要專心治理朝政，還上疏揭露劉謹、"八虎"的罪狀，要求嚴懲這些奸惡。劉健見皇上置若罔聞，根本不聽他的意見，只好以退休來抗爭。武宗一氣之下，竟批准了劉健和另一輔臣謝遷的退休申請，使內閣大權更加名正言順地落入劉瑾手中。當時任南京戶科給事中的戴銑，於是上奏皇上，要求把劉健、謝遷等內閣老臣請回來，並指名道姓公開彈劾宦官劉瑾。
戴銑說，大學士劉健等三人接受先帝的旨令輔佐陛下，即使有罪，也應寬宥，不容輕動，何況他們沒有罪。武宗怎能聽得進如此逆耳的意見，劉瑾更是惱羞成怒，竟將戴銑除去功名，廷杖後投入監獄，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援救戴銑，也遭劉謹陷害。
還是那個陝西延綏主政官員陳壽，現在已是給事中，得知消息後，冒死上書皇帝願以身相保。劉瑾得知後大怒，下令免除陳壽的二品官職，革除俸祿，並罰米2300石、布1500匹。
陳壽平時清廉不取，除去俸祿外，一無所有，被命罰米布，貧苦不能償，只好上書自訴，劉瑾也知道他的清貧，只好免除對他的物質懲罰。
還有一位官員吏科都給事中王承裕，他上疏請求武宗皇帝進用君子、斥退小人，因此冒犯了劉瑾，罰王承裕出粟300石，輸送邊疆。正德三年，父親去世，王承裕回家守孝。孝滿時，劉瑾已經伏誅，遂以原官遷太僕寺少卿，後為太僕寺卿，調南京太常寺卿。
由此可看出劉瑾把控言路之一斑。
索賄不成，存心報復
劉瑾除貪贓枉法獲取不義之財，還公然索賄朝臣，如果不得，劉瑾就尋機報復。
明朝有個官員叫做冒政，他以御史身份，巡撫寧夏，指導、檢察工作，發現武器、馬匹、糧食儲備不足，立刻轉奏朝廷，朝廷指示戶部和兵部，向寧夏調運糧食，給銀購買軍需。冒政指示軍營"無事暫聽安居生理"，"有警即時徵調起行"，冒政還制定了軍隊復員、換防、增設黑山營防計劃。但僅工作四個月，就禍從天降，冒政被押入天牢。為什麼這樣優秀官員會突然獲罪呢？
原來是他沒有向劉瑾行賄，當時潛規則是各地官員進京、升遷等事，都要向他行賄，謂之"見面禮"，少則白銀千兩，多則萬兩。
可是冒政上任後無一文見面禮，劉瑾見他不買賬，恨之入骨說：巡撫寧夏非冒政不可？難道他就不貪分毫？於是，就派人去遼陽查賬，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劉瑾終於在遼陽查出一個"貪官"，就藉口冒政曾分守遼陽，必有瓜葛，將他逮捕下獄。劉瑾"覬賄不得，遂假遼東事逮之，罰米至三千石"。劉瑾罰米3000石，對於清廉的冒政來說是天文數字，遼陽的都督、指揮、千戶、鎮撫等官員說：冒公守我土，一塵不染，如今羅難，我們怎能坐視不管？紛紛解囊捐出糧食三千石，總算保出冒政， 正德五年瑾誅後，冒政才官復原職致仕。
干預有司正常職能
劉瑾專權期間全方位干預國家政事，盤查天下倉儲，遣派中官四出監軍採稅，干預有司正常職能。
謝遷像
太子太傅謝遷認為乘皇帝年幼，獨攬大權，排斥忠良，多次向皇上陳述已見，但都遭到拒絕。直到要求誅殺劉瑾的建議沒有被採納，劉瑾由此懷恨不已，正德四年劉瑾藉口浙江推舉的德才兼備的人，如餘姚人周禮、徐子元、許龍，徐文顏都是謝遷的同鄉，而草擬的詔書又出自內閣首輔、謝遷的好友劉健之手，胡說餘姚隱士這麼多，肯定徇私勾結，互相拉扯。企圖以此作為謝遷、劉健的罪狀。最後周禮、徐子元等四人戍邊，受牽連者一十九人則以罰米。最後朝廷下令：從此餘姚人不得入選京官，只能派作縣令。
劉瑾專權期間絕大多數官員都被罰米，《明武宗實錄》中確切記載了正德三年九月一百四十餘人的罰米數字，有資料統計了罰米一覽表：
輸大同1000石，1人；500石，9人；300石，1 人。
輸宣府500石，16人；300石，4人200石，6人；100石，68人；30石，1人。
輸宣大二府300，34人；200石，17人。
輸松潘300石，1人。
這次罰米中出現一個令人奇怪的罰米數據30石，此人是正是大名鼎鼎的復古派領袖李夢陽。
李夢陽因為替戶部尚書韓文出過主意並代他寫過彈劾劉瑾的奏章，被勒令致仕。第二年又被劉瑾藉故逮捕入獄，危在旦夕。許多想救李夢陽的人都無計可施。
唯有一人——陝西狀元康海，也是明代著名文學家，才氣橫溢而又狂放不羈，如果他出面便可以救李夢陽。因為劉瑾也是陝西人，與康海有同鄉之誼，他總想將康招致門下作為裝點，但沒有成功。劉瑾多次登門拜訪，指望康海會來回拜，可是康海老是瞅他不在家時去答禮。兩人關係只在不即不離的狀態中。
在緊急關頭，李夢陽於是求助於康海。
康海登門求見劉瑾。劉瑾焚香鳴炮請其上座。康海與劉瑾虛與委蛇，把酒言歡，痛飲直到次日天明才告辭回去。
李夢陽果然被釋放了，只是象徵性的罰米30石而已，但康海從此脫不開與劉瑾的關係。正德五年劉瑾垮臺，康海也被劃入"劉黨"而削職為民。然而，他從不跟人辯白他接近劉瑾的原因。
明代贖罪制度建立的本意是以"濟法之太重"，減輕犯罪者的罪刑。而劉瑾專權卻利用固有制度反其道而行之，曲用、濫用贖罪制度。罰米法的施行雖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國需，但同時又是劉瑾打擊正直朝臣的手段之一。不過，與後來魏忠賢專權對朝臣殘酷的迫害相比，劉瑾的以罰代刑畢竟要溫和得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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