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中國人偏於道德的理想人格，“君子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中國大量的古典經籍，象《論語》、《周易》、《詩經》、《荀子》等等，都對君子、君子文化有大量精彩、精闢的論說和描寫。
由歷史上北方中原移民構成的古徽州社會，歷代徽州先人承續中華民族的根魂血脈，一以貫之地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他們對君子文化也有著傑出的承傳和弘揚，千百年來徽州“仕君子、文君子、商君子、民君子”人物群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家國情懷、社會擔當、骨骾忠節、人文理性追求，其“真君子”的風範和踐行，將徽州文化推向輝煌的高峰。歷代徽州先人對“君子文化”的崇仰、學習、踐行，出現了一大批讓世人矚目的“仕君子、文君子、商君子、民君子”。
歷代徽州先人出為仕宦者，堅守愛國忠君、勤政愛民、清廉自守的為官之道，做仕君子，深得百姓擁戴。南北朝時的新安程靈洗，率兵保境安民，戰功赫赫，還與民同甘苦，躬耕田間，雖老農亦不及；隋唐間歙州汪華據六州守土保民，在戰亂中讓百姓安居樂業，又順應歷史潮流，歸唐促統，成為百姓心中的“太陽”。
古徽州人為官者，直言忠節的御史大夫特多，從地位低下的縣衙小吏到位極首輔的朝堂重臣，都有許多經中華儒學充分浸潤、正氣豪然的人中君子。清廉勤政、正直不曲的歙縣鄭村鄭千齡“貞白先生”；“一念孜孜只為民”的青菜知縣黟縣胡壽安；堅守廉節、不當禍民蝗蟲的休寧朱為弼；敢鬥權奸、寧死不屈的東林黨人歙縣楊璉；直言敢諫，“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蔭”的歙縣王茂蔭……一本《古徽州官吏清廉史蹟》，就收錄了歷代徽州近160位仕君子對“君子文化”的出色踐行。
歷代徽州士子，在中華儒學、朱子理學的浸潤薰陶下，崇奉明理義、知榮辱、重節操的為士之道，大興君子之風，踐行“君子文化”，士君子聲名遠播，精英薈萃。新安朱熹夫子集儒學大成，將中華儒學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理論化、精緻化、民間化，把“君子文化”普適於社會民間，從容面對“偽學”的誣剿，至死不渝；休寧戴震在文字獄嚴酷的封建專制鐵幕中，勇敢質疑上下尊卑等級制度，揭露統治者以理殺人；元代鄭玉等大批徽州學者不仕異族，堅持民族氣節，家國情懷感地動天；現代績溪胡適一生執著民主、科學，首倡白話改良，歙縣陶行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士君子垂範後世，影響深遠。
名揚天下的中國徽商，“一以郡先師朱子為依歸”，這些徽州人，“職雖為利，非義不取”，高揚“以義為利”、“是乃仁術”的大旗，堅持種德、誠信、賈而好儒的為商之道，把經商謀利做成“宜他人而得利”的“仁事”、“生意”，他們用自己對商的人文理性追求，用自己勤儉開拓、尚義誠信、愛國奉獻、社會擔當的輝煌業績，塑造了商君子的群體形象，成就了一代中國儒商的美名。從黟縣舒遵綱的“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到歙縣胡山的“存天理”；從歙縣黃鑑倡做種德大賈到婺源茶商朱文熾的誠信不欺；從歙縣汪應庚的“汲汲濟人利物”到績溪胡雪巖的弘揚“戒欺”；這些商君子，在提升商的人文理性的同時，也為中國“君子文化”寫下了絢麗篇章。
古徽州地域社會，自古崇文重教，朱子理學深入人心，“儒風獨茂”。徽州宗族社會掌控有力，族規家法，書院文會，鄉規民約，教化普及。民間百姓長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的灌輸和薰染，形成徽州人特有的家國觀、義利觀、公私觀、榮辱觀、自然觀，對“為人之道”、對“君子”理想人格，有卓出的理解和不懈追求，歷代都有不少讓人敬愛的民君子。
且不說燦如群星的大量玉潔冰清的節婦烈女，德高望重的義士鄉紳，許多民君子平日友愛鄉鄰，扶危濟困，戰亂或急難時刻，為百姓英勇抗爭，從容赴死。在清末鹹同兵亂中，徽州鄉村那麼多忠貞義士、“民君子”的幹雲豪氣，真是驚天地，泣鬼神！還有歙縣鄭成仙等老人們建“畚箕橋”、“草鞋橋”之類義舉。總之，“民君子”是那個時代和諧社會建設的引領者和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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