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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孫綠 / 校稿：酸奶 / 編輯：養樂多
1413年的一天，貴陽城可謂熱鬧非凡。
就在這一日，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對應今日的省級行政單位）正式建立。這是在明代十三布政司中，於永樂年間設置的最晚一處布政司，它在昭示貴州“行省制”開端的同時，也預示著明代“行省”版圖的基本定型，其影響持續至今。
明朝的貴州比現代貴州小一些
但主要區域基本延續至今
（參考：《中國歷史地圖集》）▼
在此之前的貴州這片大明江山，僅僅只有一些都司衛所，並沒有流官行政機構，這樣並不利於中央朝廷對於地方的直接管理。
貴州為什麼突然“建省”了？
開鑿驛路
貴州山地縱橫，崎嶇山地裡的聚落在古時就像一座座孤島，並不為統治者所關注。因此在明代以前，這裡的實際控制者大多為當地的諸多土司，朝廷對此並無實際管轄。
當時貴州的形狀很像一個夾縫中的省份
是周邊幾個農業大省之間群山彙集之處
無論對外交通還是內部交通都很艱難
（製圖參考：《中國歷史地圖集》）▼
從當時經濟角度觀察，貴州本地微薄的賦稅遠遠不夠維持基本的行政運作，必須依靠四川、湖廣、雲南三布政司的支持。而這一部分資金來源已經超過了貴州各種賦役苛稅收入的總和。但即便如此，朝廷還依然經營貴州。
朝廷為什麼要做這一項“虧本”買賣呢？
由於省內農業區極其分散且為群山阻隔
這使得農業即使有剩餘，也難以運進運出
朝廷不求貴州的財稅，但求儘量降低在貴州的成本
（圖像來自：Google map）▼
雖然貴州地形條件極其糟糕，但是其區位優勢在此扳回了一局。明代開闢貴州的初衷即可解釋這一問題——並不在於對本地的重視，而是為了維護入滇之路的暢通。這一點，從經濟上經常依靠這三省的補貼中即可看出端倪。
現代交通中，貴州和從四川分出去的重慶
仍發揮著類似的作用，相當於二、三階梯的銜接部
（圖片來自Vladimir / shutterstock.com）▼
傳統上，由中原地區前往雲南的主要通道共有三大方向，貴州、四川、廣西。
這三大方向中的川桂之路可謂險阻。經行四川的道路，除了要途經金沙江，還要經歷初始階段的蜀道之難。而經行廣西，除了要歷經嶺南地區的瘴氣等不良地理條件，本身的線路也非常迂迴曲折。
表面上四川盆地和珠江流域進入雲南最容易
但如果將起點設為中國中部和東部
貴州這條通道就顯得相當重要▼
雖然這兩路確實是中原通往雲南的重要道路，但是由於經濟成本核算等原因，並不是中原人士的首選。
所以貴州的重要性就體現了出來。自元朝之後，由中原地區前往雲南的人們，大多以途經貴州為首選，以致於後來“黔路有阻，入滇無路”。
確實路途艱險，且鑑於當時的技術水平
貴州地區多發的地質災害對交通是很大的威脅
（圖片來自：wzkDREAM / 圖蟲創意）▼
而滇黔之路，具體細分之下又可以大致分為兩條。
一是貴州東路，行人最多，由湖廣進入黔東平溪衛（玉屏平溪），然後沿鎮遠府（鎮遠），經省府貴陽，至普定衛（普定）、安南衛（晴隆）、普安州（盤州）等地入滇。
路線一：相當於從今天的湖南懷化，沿舞陽河西入貴州，然後橫穿高原，在黔西南入滇至曲靖
（製圖參考：《中國歷史地圖集》）▼
二是貴州西路，沿途地區基本處於當時貴州幾大土司中的水西與烏撒的控制，由四川瀘州、永寧進入黔西北的畢節衛、貴州宣慰司、烏撒府等地，抵達雲南沾益。
路線二：只過境貴州西北部，本質上是四川入滇通道
（製圖參考：《中國歷史地圖集》）▼
貴州本身已相對偏僻，所途經的水西地區更是偏僻中的偏僻，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仍然突出：這是雲貴川三省之要害，其所能影響的並不僅僅是貴州西路。後來發生的例子就足以證明：在明朝後期的天啟、崇禎年間，水西、烏撒、永寧三土司聯手起事，雲南與中原之路立即斷絕。
水西的範圍大致為今天
畢節、貴陽、安順（普定衛）之間的廣闊區域
雖然這一代皆為山區，但正因為山區，朝廷難以進駐
而水西聯結其他土司，可以切斷途徑貴州的交通線
（下圖僅作參考，製圖參考：《中國歷史地圖集》）▼
這兩條路線，據史料記載至少在元代已大體定型，明軍收復雲南之路，就與此基本一致。
光是有一條簡易的路線並沒有太多價值，真正作為一條重要運輸通道（驛路）的開闢，還是在明代初年。
修整驛路對黔西北的意義極為深遠，加速了此地的開發。貴州西路上的驛站龍場、陸廣、谷裡、水西、奢香、金雞、閣鴉、歸化、畢節等，史稱“龍場九驛”，在驛路開通之前，這裡幾乎是不毛之地，開通之後，就像換了一番光景。通達效率的提高更是顯著，在開設這條驛路之前，由貴陽到達水西之路只有間道一條，通行極為不便。
這條驛路所影響的並不止水西，結合入播四驛（位於播州宣慰司境內的札佐、底寨、養龍、渭河四驛），可以到達容山、草塘等地，進而溝通川黔、川滇多條古代驛路大動脈，極大改善了貴州交通閉塞的狀況。
這條線路將之前的兩條通道相連
並且大大加強了貴陽對黔西北的掌控
（製圖參考：《中國歷史地圖集》）▼
交通的改善也為進一步經營雲南創造了條件，同時中央王朝的文化、制度、先進技術得以在之前封閉的地區得到廣為傳播，移民也隨之進入，當地的舊有風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變。
可以說，驛路的開通溝通了雲南的同時也為當地舊有的秩序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保護驛路
入滇驛路雖已建成，並處於中原王朝的實際控制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囿於當時交通資源的條件以及明王朝本身的實力，朝廷在這片地區的權力實際僅僅觸及驛路及其附近沿線，所控範圍基本上就是呈線狀分佈，而非面狀，其周圍的縱深都由當地的土司或其他“蠻夷”所把控。
基於此，必須在沿線附近大量設置軍隊來維持其暢通。當然，大量駐軍的存在也意味著巨量糧草的需求，明代西南地區的衛所制度解決掉了這一問題。
類似於當時北方長城沿線的衛所制度，該制度確定一部分人世為軍戶，進而屯田自給，既解決了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兵餉問題。這種制度在富庶的中原腹地，表現並不明顯；但在新開闢的邊遠地區，因兵源、糧餉都難以籌辦，成效顯著。
很多人會想到用水運的方式來支撐當地駐軍
但在當時並不現實
通航河流有限、流域極其分散、沿途缺乏定居點都是障礙，最好的方式就是駐軍可以在當地自食其力
（烏江沿岸，圖片來自：google map）▼
而貴州的平原雖然稀少但並非沒有
讓駐軍佔住主要平原和交通節點
在自我給養的同時可大大震懾當地土司
（貴州-畢節-對坡鎮附近，圖片來自：google map）▼
同時為了進一步經營貴州，明廷憑藉該地的貴州（貴陽）與永寧（敘永）兩大衛的武力外加驛道沿線的兵力，降服周圍的各種叛亂，勢力進一步擴大。
這一時期，當地部分大小土司也被改制，他們分隸于都司衛所，其中的宣慰司相當於衛，部分直隸于都指揮司（明代地方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相當於今日的分軍區），宣撫、安撫、長官司相當於千戶所，直屬於軍民衛或宣慰司。
土司職官同於衛所，幾無差別。但在實質方面，字面差異的稱呼方式往往意味著職能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受朝廷控制的程度。
衛所士兵籍隸屬軍戶，按照朝廷法例，每一個軍戶家庭的詳細信息在軍籍黃冊上都有詳細記載。憑藉這套制度，明王朝對軍戶進行嚴密的管理與控制。而這些軍戶的戶籍並非當地原住民，主要以外省兵源為主，其中以南直隸為最多。
當年的軍屯移民建起了大量村鎮
很多傳承至今，仍清晰記得祖輩來到貴州的故事
（圖片來自：鳳凰城主 / 圖蟲創意）▼
這種制度在當地許多土司地區難以深入，原住民在官府的戶籍冊上並無記載，置身戶籍制度之外就意味著逃脫了明廷的直接人身控制，也不用直接當差。
而從政治、文化權利方面來看，原住民在當時被稱為“苗”“蠻”“猓”，言辭之中帶有貶義，而軍戶則作為當差納糧的化內之民，應舉做官是其不言而喻的權利。正是這種移民人口的權利實現過程帶動了文教科舉在貴州的興起，也進一步影響到原住民的文化發展。
所以，衛所的意義並不僅僅侷限於武力後盾與軍事控制，它還意味著一場大規模的移民運動與文化傳播。
鎮遠著名的祝聖橋機建於明洪武年間
鎮遠作為明朝從湖廣進黔的第一站
發展至今仍是黔東重要的交通節點
（貴州-鎮遠，圖片來自：千夜Black / 圖蟲創意）▼
文化交融
朝廷以衛所為據點，以點帶面，逐步改土歸流，擴大實控區域，其中的移民以及文化交流無疑是當地社會實現改造的一項重要因素。
移民的進入同時意味著新的文化與禮儀的傳播，從中州而來的文明與當地原生文化融合，形成新的碩果。
從習俗之中便可發覺，在省城、衛城等漢人聚居之處，內地的歲時節日幾乎被完整保留。像我們今天經常慶祝的立春、寒食、端午等等，在當時的貴州也是重要節日。
鎮遠端午賽龍舟
（貴州-鎮遠，圖片來自：dreamstime / 圖蟲創意）▼
而在驛道以及城池周圍則是另一種景象。由於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接觸頗為頻繁，民俗文化中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象，如許多原住民被編戶後，也參加讀書應舉，禮俗方面產生重大改變，諸如改漢姓。
另一面，許多移民漢人由於與原住民的交流頻繁，文化習俗上也會受到影響，學習當地土語，練習當地騎射擊刺的民族武藝，接受當地民風等等。其中許多民俗大多在今日還可見到，已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中，成為今天的貴州非物質文化遺產。
比如流行於安順、平壩一帶的安順地戲
據說源頭就有屯堡人民借神戲演戲武事之意
（圖片來自：李林1020 / 圖蟲創意）▼
在開闢與保護驛路的過程中，不能忽視掉一個異常重要的人物，這就是當時執政水西的彝族女君長奢香夫人（沒錯，就是鳳凰傳奇唱的那首歌）。
她與時任貴州都指揮同知馬燁之間圍繞著修驛的恩怨傳奇故事，至今在貴州大地上廣為流傳，成為今日貴州民間一筆不小的文化財富。
奢香那時的遺蹟在今日或許還能有所尋找，其真假莫辨位於大方的墓地已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附近也修建了“奢香博物館”，向世人述說著當時發生的一切。
參考文獻：
[1]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9.
[2]溫春來.明初貴州水西君長國與中央的關係——奢香故事之考證與解讀[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47(6):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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