闊端與薩班——涼州會盟壁畫

蒙藏這兩個民族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重要的精神上的合流。

第一次是公元1247年（南宋淳祐七年），蒙古宗王闊端與西藏薩迦派領袖薩迦·班智達的涼州會盟。

這次會盟的成果便是《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它宣告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

蒙藏兩族的第二次精神合流，是公元1578年（明萬曆六年）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與蒙古首領俺答汗的青海仰華寺之會。

在這次會晤中，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喇嘛”的尊號，由此“達賴喇嘛”一詞見於史端，成了格魯派貴高領袖的尊稱。

這次兩族領袖的會晤，就像蝴蝶煽動了翅膀，對中國邊疆區的政治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以至於，形成了清朝時期，蒙滿藏三族間互有需求、互為牽制的三角形政治關係。

那索南嘉措與俺答汗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會晤？

這次會晤又為何會如此影響深遠呢？

一、西藏地區的政治格局

格魯派作為西藏最後興起的教派，在15世紀初處於冉冉上升的起飛狀態。

公元1409年（明永樂七年），宗喀巴大師在拉薩舉辦的祈願大法會和甘丹寺的創建，被公認為格魯派建立的標誌。

格魯派之所以能呈現爆炸式增長的態勢，首先在於宗喀巴推行的宗教改革，受到了廣大信眾的愛戴。

但同時，這種其迅速起飛的態勢也有賴於，當時衛藏行政政權——帕木竹巴政權的支持。

例如，在聲勢浩大的拉薩祈願大會中，帕木竹巴領袖是總出資人。

他一次性的資助了，“黃金九百二十一淆(淆相當於內地的一錢)，相當於五百五十錢金子的白銀，三萬七千零六十克酥油，青棵和糌粑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克，白茶四百一十六淆，黑茶一百六十三塊，於肉二千一百七十二隻(謂整隻牛羊之只)，牛羊等牲畜折價共二千零七十三淆金子，以及其他各種大量物質。”

同時，格魯派相繼創建的重要寺院——甘丹、哲蚌、色拉、扎什倫布等寺，要麼是帕竹領袖直接資助，要麼是帕竹家臣出資籌建，每一座背後都有世俗政權的影子。

格魯派的祖庭——甘丹寺

當時，西藏地區已進入了教派政權執政時代，但並非所有教派政權，都固守本教派的小藩籬。

帕竹政權也有自身的帕竹噶舉教派，但其行政領袖對各教派卻採取了開放兼容的態度。

其政權創立者大司徒絳曲堅贊，曾明確表示：“只要各教派成員不做違背帕竹意願、不做顛覆帕竹的事，以寬容的態度任其獨立自由地發展”[2]。

作為這種開放態度的受惠者，後世格魯派高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五世達賴喇嘛在《西藏王臣記》中寫道：“總的來說，他對於各宗，不分派別，均一視同仁，恭敬承事，甚為難得。”[3]

但這段升騰的歲月相當短暫，隨著帕竹政權的衰落，其家臣仁蚌巴、辛夏巴（藏巴汗）相繼崛起。

這兩個家族政權政權，所信奉的均為噶瑪噶舉派

十六世紀，宗喀巴大師唐卡，美國魯賓藝術博物館收藏

為什麼仁蚌巴、藏巴汗政權，要選擇與噶瑪噶舉結盟，共同對付格魯派。

大概是基於帕竹政權內部，很多貴族領主都是格魯派的忠實擁躉。

仁蚌巴、藏巴汗

由此，宗喀巴大師所處的白銀時代正式結束，格魯派跌落到了青銅段位。

在隨後的一百五十多年裡，格魯派一直處於受氣包的角色。

作為挨捶的典型事件，哲蚌、色拉二寺的僧人，被禁止參加拉薩祈願大法會。

甚至，格魯派僧人還被禁止戴傳統的黃色僧帽，全部改戴紅色。

位於拉薩東部的止貢噶舉派，也過來痛打落水狗，出兵搶了18座格魯派寺院，強迫改宗止貢派。[4]

此時的格魯派不缺信眾，不缺僧人，也不缺寺院，缺的就是世俗勢力的支持。

帕竹政權是指望不上了，從仁蚌巴、藏巴汗獲得支持，更是想都犯錯誤。

茫茫黑夜中，哪裡才有格魯派的光明呢？

1578年（明萬曆六年），身在哲蚌寺的索南嘉措，意外的收到了一封發自蒙古的邀請。

二、蒙古部落的政治背景

1368年（明洪武元年），狠人朱元璋在南京改元洪武，正式建立明朝。蒙古勢力在元順帝帶領下，逃回北方草原重拾遊牧生活。

蒙古人的政治結構，從元朝時期的封建+奴隸混合體，跌落為更原始的部落聯盟狀態。

而作為由第一次精神合流開創的信仰藏傳佛教的態勢，也因為國家經濟基礎的失去，而日漸萎縮，更原始的薩滿重新在草原上回歸。

要知道，成熟的宗教是種高等級的信仰體系，需要有相應的物資基礎匹配。

而蒙古人在重回草原遊牧後，失去了支撐國家經濟的來源。

隨著國家體系的跌落，宗教信仰的滑落也不可避免。

這是典型的經濟基礎，不能支撐上層建築的案例。

遊牧部落重回薩滿信仰

十六世紀初期，蒙古土默特部落（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勢力崛起，其首領俺達汗(又稱阿勒坦汗)接收了哥哥的鄂爾多斯部落，成了東部蒙古最雄心勃勃的強人。

說起來，明朝真沒有明粉口中那麼強大，蒙古軍隊打到北京城下，除了大家熟知的“土木堡之變”外，還有一次“庚戍之變”。

庚戍之變的主角便是俺達汗，為平復他的進攻，明朝被迫“通貢互市”與蒙古人貿易，並冊封俺達汗為順義王。

俺達汗之所以改善和明朝的關係：

一方面，是為了獲得明朝的“互市”（當時鐵鍋都禁止出口），獲得互市貿易並轉手倒賣，是種非常低成本的財富來源；

另一方面，俺達汗也是為了騰出手來，全力對付其他蒙古部落。

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俺答汗和部下開始西征，將西部蒙古部落逐出青海地區，形成了青海韃靼土默特部。

在東征西討的過程中，俺答汗深感落後的薩滿，不能滿足整合各部的需求。

加之進軍青海途中，已和安多藏區的喇嘛發生了交集，尋找一個高等級的宗教系統，作為自身勢力的臂助，成了擺在俺答汗桌面上的選項。

就這樣，赴青海會晤邀請，送到了索南嘉措面前，歷史給了格魯派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八思巴與忽必烈

當蒙古使者向索南嘉措說明來意時，他是不是一瞬間，便想到了八思巴與忽必烈，我們並不清楚。

但薩迦派發跡的歷史和其教派在元朝的巔峰盛景，他一定很瞭解。

但並不是所有格魯派高層，都能敏銳的察覺機會的降臨。作為一個人數眾多的教派，內部有強硬派、溫和派、中間派無比正常。

因此，當索南嘉措決定赴約時，格魯派內部產生了劇烈的分歧。

以至於五世達賴喇嘛的自傳中，提及此事時說道：“由於當時發生了爭執，索南嘉措對一些侍從很不滿意，有意再不返回拉薩。所以將本應在正月舉行的拉薩祈願大法會提前到夏天舉行，錯亂了緣起，因此去青海以後再沒有返回。”

由此可見，青海會晤前蒙藏雙方，都對另一方存在政治性的需求，這是雙方一拍即合的基礎。

三、青海會晤的歷史影響

1577年（明萬曆五年）11月，索南嘉措從哲蚌寺動身。次年5月，在青海湖邊的仰華寺與俺答汗會面。

土默特部對這次會面，確實極為重視，據《安多政教史》記載，俺達汗連續派出三批使者，在路上迎接獻禮。

兩位領袖徹夜長談，頗有相見恨晚之意，為表達傾慕之情，二人互贈尊號以示尊榮。

俺達汗贈予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尊號。

此尊號由五個部分組成：

“聖”，是超凡入聖，即超出塵世間之意；

“識一切”，是對藏傳佛教顯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僧人的尊稱；

“瓦齊爾達喇”，是梵文“執金剛”之意，是對藏傳佛教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僧人的尊稱。

“識一切”和“瓦齊爾達喇”結合起來，是說索南嘉措在顯宗、密宗都取得了最高成就。

“達賴”，蒙語是大海之意；

“喇嘛”，藏語是上師之意。[5]

這是“達賴”一詞第一次被用於修飾某個人，而索南嘉措尊享了首發的榮耀！

“達賴”是蒙語大海的意思，對西藏曆史稍瞭解的人都知道。

但如果要問，這詞是怎麼蹦到俺達汗腦子裡的，估計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首先得說“大海”這個蒙古詞，肯定不是因為兩位在青海湖畔，面對浩浩湯湯、連接天地的湖景，觸發靈感而成。

這兩位心思縝密的領袖，不會幹這麼無聊的事兒，所謂互贈尊號早就是事先想好的。

這就像二人閒聊時，俺達汗“不經意”的談及——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友誼，索南嘉措何等心神，聞得蒙古絃歌，焉能不知雅意？

他微微一笑，說道：“我等非只今日，曾世世相會。汝為成吉思汗孫胡必賚徹辰汗（忽必烈）時，我為薩迦班智達之侄八思巴”。[6]

俺達汗聽得心花怒放，二人間的關係瞬間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達賴”一詞的出現，極有可能由索南嘉措的名字而來。

在藏語中，“嘉”可以理解為廣闊、廣大，“措”則泛指水體、湖泊。

索南嘉措四個字合在一起，是“福德如海”之意，俺達汗估計早就心裡有數，才會贈了“達賴”這個尊號。[7]

從此以後，“達賴喇嘛”這一特指稱謂，第一次出現在世上。

作為第一位尊享“達賴”尊號的索南嘉措，本應是第一位達賴喇嘛。

但為了和格魯派創始人

索南嘉措

隨後，俺達汗在索南嘉措的協助下，對很多蒙古固有的習俗進行了修改。

廢止了殉葬的傳統，改作將死者財物獻給上師和僧眾，請喇嘛誦經超度。

同時，每月向薩滿神供奉的血祭，每年舉行殺牲祭祀大典，也在廢止之列。

薩滿的諸多神偶全部被焚燬，並規定每家皆需供奉一尊六臂觀音像，用乳、酪、酥油供養，每月初八、十五、三十這三天守待齋戒。

為保證佛教的高端地位，俺達汗和索南嘉措還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禁制”。

將平民侮辱、打罵各級僧人的罰則，與蒙古官吏一一對應，其中，侮辱喇嘛（上師）與皇太子（洪臺吉）同罰。[8]

這部“禁制”施行後，確保了格魯派在蒙古信仰中的權威地位，很快也被西部蒙古各部（準噶爾等部）採納。

在此後的十餘年中，索南嘉措奔走於各地弘揚佛教思想，並於1580年（萬曆八年）來到理塘

在麗江木府的資助下，修建了理塘大寺，這就是著名的長青春科爾寺。

在途經青海宗喀巴大師家鄉時，他還擴建了宗喀地方的一座小寺院，這便是著名大寺——塔爾寺。

在索南嘉措與蒙古各部首領的接觸中，他憑藉深如大海學識和人格魅力，讓眾多蒙古首領心折不已，察哈爾部和喀爾喀部均表示，願意接受格魯派的教義。

十八世紀宗喀巴唐卡，印度新德里西藏博物館收藏

索南嘉措在蒙古強大的影響力，還有一個例證。

青海會晤剛剛舉行，錦衣衛邊將此事上奏了明朝內閣，時任內閣首輔張居正，正在為一件事頭疼。

這便是，俺答汗對青海地區的經略，本來土默特只能威脅明朝北疆，但入主青海後，西部邊防也開始承壓。

為此，明朝曾多次要求俺答汗回老巢豐州灘（呼和浩特附近），但遲遲不見動靜。

張居正得知索南嘉措在蒙古人心中的地位後，突然感覺這件事，可能有了一個低成本的解決方案。

於是，他置書索南嘉措表明了態度。

索南嘉措當然願意與明朝拉上關係，便在回信中大包大攬，“妥妥的，包在我身上！”（“有閣下吩咐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

結果明朝催不動的俺達汗，次年便率眾回到了蒙古屬地。

事情辦成後，索南嘉措曾親筆致書張居正，“合掌頂禮朝廷，欽封於大國事閣下張（張居正）: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皇上，晝夜唸經。……壓書禮物：……”。[9]

正因為索南嘉措擁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諸番莫不從其教”），再加上確實曾為明朝辦過事兒。

俺達汗去世後，繼任順義王扯力克（俺達汗長孫）上書明廷，請求冊封索南嘉措為“朵爾只唱”，明朝非常爽快得便答應了下來，並邀請他入京面聖。

只可惜，索南嘉措在進京途中，於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3月內蒙圓寂，享年四十六歲。

憑藉索南嘉措傾盡全力的推廣，格魯派在蒙古各部中盛傳。

尤其是，他的轉世靈通（雲丹嘉措）在俺答汗家族（俺答汗的曾孫）認定後，蒙藏之間的關係越發密切。

這種關係強烈到，黃金家族末代大汗——林丹汗（察哈爾部），因忌憚格魯派的勢力改宗紅教（泛指格魯派外的其他藏傳教派），居然導致眾叛親離。

正是因為，格魯派對蒙古勢力的強大影響力，才使其能借助蒙古人之手扳倒藏巴汗政權，最終獲得了政教合一的地位。

也是因為，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性。

滿族入關後，才會形成了滿蒙藏三族，互相牽制、互有需求的政治三角型關係。

而這一切都源於索南嘉措與俺答汗的青海會晤，正是這次會晤促成了蒙藏兩族精神上的合流。

作為高瞻遠矚，為整個格魯派奠定基礎的索南嘉措，毫無疑問是達賴世系中燈塔級人物。

參考書目：

[1]、帕木竹巴政權對烏斯藏的統治_帕木竹巴政權研究之二_王獻軍；

[2]、《朗氏家族史》__大司徒·絳曲堅贊；

[3]、《西藏王臣記》__五世達賴喇嘛；

[4]、《西藏佛教發展史略》王森著；

[5]、《安多政教史》__智觀巴·貢卻乎丹巴饒吉，吳均，毛繼祖，馬世林譯；

[6]、《蒙古源流》__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

[7]、《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生平事蹟新探》__陳慶英；

[8]、《蒙藏關係史研究》__樊保良；

[9]、《張文忠公全集》奏疏八、《達賴喇嘛傳》__牙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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