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之後，仿製文物可以換外匯，並逐漸盛行起來，日本和港澳臺地區首先成為這些仿製文物的受害者。
隨後國內收藏之風由境外刮到國內，景德鎮、河南、陝西等地的仿製文物逐漸蔓延，各處的盜挖和盜墓之風也越來越瘋狂。
但是，我們的體制內文物專家，並沒有走出書齋而走向市場，即便“北魏陶俑”和“唐三彩”成為當時文物專家打眼的笑柄，
體制的僵化和許多文物專家閉門造車的普遍風氣，加上怕冒打眼的風險，使得市場文物、高仿文物與體制內這些文物專家隔絕起來。
更可悲的是一些文物研究專家和考古系統的文物專家，利用單位的職務頭銜開始走穴，為民眾鑑定文物。
開始很多仿品被他們鑑定成到代文物，後來受到很多質疑，保險起見，與博物館不一樣的文物統統都鑑定為贗品。
用一位曾經走穴鑑定文物專家的話：“那個時候，仿品越來越厲害，真假確實難以區分，鑑定文物只有察言觀色的瞎蒙了”。與體制內理論派文物鑑定專家裁然不同的是民間實踐派草根專家的崛起。
體制內的文物鑑定專家根據目前法律，鑑定失誤可以不負法律責任，頂多只是道義責任。這也導致這一群體業務水平進一步退化。而民間一些務實收藏者首先得為自己負責，一旦打眼就意味著經濟遭受損失和圈子裡名譽損失。
在以假亂真、魚目混珠的高仿製時期，面對真真假假、真假難分、很容易“走眼”的實物面前，沒有很強的判斷力——“毒眼”，那就很難完成他的工作職能。
而考古發掘就不同了。考古面對的是野外、原始的古蹟，出土的文物（除個別外）基本是真實的東西。
只要求面對實物進行斷代、分析和歸納，並盡力完整地取出來將它保存修復，然後去從歷史和文化藝術的角度去研究它的歷史性、藝術性、政治意義、民俗習慣、科技發展水平、技術工藝以及藝術價值等等。
一時存在的問題解決不了也沒關係，收存起來查資料找答案。再不行，可以藉助科學的手段迅速斷代。十年八年也不怕，將來再作結論也無妨。不過，可喜的是我們看到一些考古領域一些務實學者，也廣泛的和民間務實派交流。
雙方取長補短，理論與實踐結合。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是有積極意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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