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水滸傳》第五十五回中，講到高俅大興馬步三軍圍剿梁山時，曾寫到這麼一個細節：原在東京甲仗庫任副炮手的＂轟天雷＂凌振，被總指揮呼延灼點名上陣效力，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這裡書中提到了“文憑”二字，雖然一筆帶過，並不太引人注意。但翻閱史料文獻發現，古代朝廷頒發給官員的這種功能等同於“身份證”的任命書，在其實際應用中，卻往往超出了“憑執證明”這個基本範圍，反而衍變出了很多令人不可思議的功能……
南宋《司馬伋告身》
告身涵義及定名
給正式成為國家官員者頒發“身份證”或任命書的做法，一般認為始於南北朝。據《南史·顏延之傳》記載：
劉宋元嘉三年，“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
《資治通鑑·陳高宗紀中之下》則記載道：
太建九年“周主既克幷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 …”
這兩段記載中，南朝稱此類公文為“除身” ；北朝則稱“告身”，雖然其稱謂有所不同，但是這種南北異名的狀況，隨著北方政權隋統一全國而終結。從隋開始，直到明朝末年，官方此類文書皆以“告身”統稱，大抵可以用作“告知身份”來理解。
而在《辭海 》中，告身被解釋為：“”古代授官的憑信，類似後世的任命狀”。但是，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任命狀往往只是簡單介紹任命某人擔任某種官職。而從目前的已經發現的告身來看，其本身內容和內容之外的信息，則要豐富的多。
比通過告身內容，可以反映出被任命者職權、等級、身份以及俸祿等信息；通過告身頒發的程序，可以追溯出統治者任命官吏的過程；通過告身的製作材料，可以窺見其蘊含的文化藝術價值等等。
董其昌題跋
告身頒發程序及內容
在唐代，告身制度已經較為完善。唐代階官的授予和加勳，三品以上由皇帝親授竹簡漆書，稱冊授、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稱制授、六品以下”量資而任之”，稱敕授、旨授、判補。官員的任命程序，都要先經過中書省奉皇帝旨意，寫下“制書”（以皇帝口吻所寫的官員任命詞）。再經門下省審查和皇帝蓋章之後，將御批原本存檔。最後抄下副本，交由尚書省辦理正式的任命手續。
等到所有手續辦好以後，文、武二類官員的告身，才分別交由吏部和兵部經辦製作。
到宋代，除告身的頒發程序基本和唐代相同外，告身的頒發範圍和製作，都較唐代有了較大發展。據《宋史·職官志》記載：宋神宗元豐年間，規定：“凡入品者給告身，無品者給黃碟”。到了哲宗時期，給告範圍又進一步放寬到不入品的承信郎（屬於小使臣）以上。
南宋《呂祖謙告身》
宋代告身製作較之唐代也有了較大進步，出現了專門製作告身的“告身院”（又稱“誥身院”）。設置提舉 、判院二職，其下有令史15人，工匠士兵若干，專門負責“吏 、兵 、勳 、封”官告的製作。
唐宋兩代告身內容大體相同，都是將任命者的戶籍、出身、出生年甲以及中書省的任命詞，抄寫在上等麻紙上，負責抄寫的小吏和各級審驗官員署名蓋章。其格式一般是：正文任詞寫明某某為某某官職，其勳、爵、服有無變化。其下是中書省官、次官的簽名。附文是門下省審查的意見及其長官、次官 的簽名。最後是尚書省吏部奉敕執行的命令及其長官、次官的簽名。
所以當時製作的官員告身上，往往會有多達十餘個簽名。如現存於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的《範純仁告身》上，就有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左司郎中黃廉、尚書左丞摯、尚書右丞存、禮部侍郎覺等人的簽名。
審核完畢的告身，再由告身院按吏 、兵 、勳 、封四例“各以本司告身印印之”，最後由工匠用錦綾裝裱成卷軸，告身的審核和製作才告結束。
《顏真卿告身》局部
告身的製作材料
據《五代會要》記載：朝廷諸王、內命婦及宰相以下官員的告身，都要由中書省向吏部索要綾紙 、襟軸。這裡提到的綾紙 、襟軸，就是製作告身的主要材料。
這些主要材料的選用，往往因受封者官階高低而規格有異。如唐代宰相和大將告身，選用金色五花綾紙。宋代則採用人工製造的花綾。以宋代為例，根據《宋史·職官志》記載，宋代告身根據受封對象身份，共分為三大類。而其所用各色材料，如綾紙、裱帶、網軸等，以官位品級高下，又各分數等。
如文武告身，分綾紙五種十二等：最高級別的三公、三少、侍中、左右僕射等，用色背銷金花綾紙二等十八張，滴粉縷金花大犀軸。色帶，暈錦裱韜；次級的侍郎、諸王、大學士、太尉等官，可用白背五色綾紙二等17張，中犀軸，色帶；最次等的司馬、州縣、令史，則只能用小綾紙二等五張，黃花錦裱，次等角軸，青帶；再下級別的助教、技術官、文學等職，其告身製作也同前例。
又如宮掖至外命婦告身，分羅紙六種，分九等：身份最為尊貴的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貴儀、淑儀、淑容等人，可用遍地銷金龍五色羅紙二等；次級的昭儀、昭容、昭媛等九嬪，可用遍地銷金鳳子五色羅紙二等。最次級別的命婦，如宗室女、升朝官之妻、指揮使之妻、都虞侯之妻等人，只能用五色素羅紙一等。
再如受朝廷封賞的南平、占城、真臘等蠻夷酋長及藩長，只能用長綾紙兩種，俱為一等。
現代綾紙
從上述分類不難看出，宋代的告身製作是一件非常繁複的工作。而據苗書海先生考證，北宋官員總數最高時達到了48000名，而且這還不計妃嬪宗室和內外命婦的數量。由此我們就可以想見，手工製作的告身要做到每個官員人手一件，告身院工作量是多麼龐大。然而儘管如此，唐宋告身的製作，並沒有因為數量巨大而出現絲毫紕漏。
作為精美的藝術品，告身主要流行於唐宋五代。到元代時，統治者曾下令“凡收藏宋告身者，悉投水火，有妄訐者， 坐死”。所以這些珍貴的藝術品大多毀於一旦，如今存世的唐宋告身鳳毛麟角。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我們上文提到的《範純仁告身》，這件珍貴的國寶全長635釐米，寬 25.4釐米，由17張色背銷金花綾紙連接而成，對照《宋史》記載，應屬文武官告第二等。此外，較出名的還有《顏真卿之告》、《朱巨川告身》《臨川公主告身》等，都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國寶。
現藏日本的《範純仁告身》局部
告身在實際應用中的作用和弊端
在“官本位”的古代社會，作為官員必備的“身份證”，告身的功能，卻不僅僅是隻能證明身份那麼簡單。其作用大致有以下這些方面：
一：任職證明
在《玉堂閒話》和《古今小說》中，都曾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在唐憲宗元和年間，有一個新任的湖州錄事參軍唐璧，在上任途中遇到土匪，隨身攜帶的告身和敕碟等物均被劫走。因為丟失了告身，不能上任，只好在附近乞討度日。這時遇見了當朝宰相裴度微服私訪，裴度聽了他的遭遇後很是同情，幫助他重新制作了告身，這才得以赴任做官。
這個故事雖然屬於文藝作品範疇，但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告身這一最重要的基本功能。有告身就有官做的局面也是當時的一個真實寫照。而這也是導致後來“空名告身”氾濫的一個重要因素。《新唐書·元稹傳》記載：“願以家貨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這裡提到的“虛告”就是“空名告身”。唐代安史之亂之後，軍閥割據混戰，各節度使以獎勵軍功為由，製作了許多空名告身，以方便隨意委任部下。靖康之難之後的南宋動盪不已，空名告身更加氾濫。雖然往往和戰爭有關，但是作為朝廷的重要文書之一，空名告身的出現，不僅大大降低了朝廷的公信力，告身的證明價值也隨之蕩然無存。
二：“舊官”憑證
根據文獻記載，告身一經頒發，便由受封者永久保存。在受封者因故辭職再重新謀求官位時。告身便可作為向吏部提出申請的依據。當吏部接受申請，向皇帝奏請某人擬任某職時，一般"先具舊官名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而告身，自然就是“舊官”最好的憑證。
但是由此也引發了偽造官告和冒名頂替的現象。如 《新唐書·選 舉志下 》記載：
“然是時仕者眾，庸愚鹹集，有偽主符告而矯為官者 ；有接承它名而參調者 ；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再比如北宋滅亡之後，宋室南遷，很多人用別人的告身"承襲偽冒，不可稽考"。
而掌管告身和銓選官員的吏部，則趁機大發國難財。"吏勳封考，筆頭不倒"，就是對這種現象辛辣的諷刺。
南宋《司馬伋告身》
三、 "廕襲"後人
古代做官的途徑中，除了中央選拔，子孫憑藉先人的資歷步入仕途也很常見。而先人告身，就是他們求官最好的敲門磚。
如唐代張九齡死後，其九代孫張錫想要步入仕途，就手捧著老祖宗的告身，前來朝中求官。當時皇帝對大臣們說：“張九齡作為唐代名相，應該廕庇其後”。隨即授與張錫國子四門助教。又如宋仁宗復於天聖八年春二月發佈詔令曰：“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 子孫聽用蔭”。
這樣的制度造成的後果，就是“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 遂亂昭穆, 至有舅叔拜甥 、侄者, 選人偽濫者眾 ”。這種做法不僅嚴重的破壞了官場中正常的遷補秩序，損害了官僚體制的自身建設，也破壞了任賢選能這一公正的選拔精神，從而造成大量庸碌之輩尸位素餐，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朝廷政權的立國之本，使得政府稅收減少，貪賄氾濫，靡費增加。這都是“告身”所帶來的不良後果。
總結：
歷代告身的作用，並不只限於此，在恩宥罪臣、定盟約降、貶謫奪職、招降納叛等方面，告身都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縱觀告身的出現發展，其作為官員“身份證”這一原始的基本功能，在“官本位”的古代封建社會體系下，逐漸被其他在政務實踐中衍生出的非本質應用所取代，所以在告身的實際效用發生嚴重貶值，而與其本質上作為激勵手段的初衷相背離時，告身逐漸被封建統治者們拋棄，而開始使用更加完善的誥命、敕命等文種來取代，也就不足為奇了。
1、《南史·顏延之傳》
2、《新唐書》
3、《資治通鑑》
4、《五代會要》
5、《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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