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事物，不同人往往會有不同的解釋。
譬如中國的茶葉，在全球就有兩組發音。
一部分人稱茶葉為tea，譬如英語“tea”法語“thé”德語“tee”西班牙語“té”意大利語“tè“”丹麥語“te”以及荷語“thee”。
而另一部分人則稱之為cha，譬如葡萄牙語“chá”，捷克語“čaj”，羅馬尼亞語“ceai”，以及俄語、波斯語、阿拉伯語國家和南亞大陸地區，基本也都採用cha的發音。
一詞兩發音，背後其實還真不復雜。
就像大偵探Holmes被“h、f不分”的福建人引入後，硬是翻譯成了“福爾摩斯”，形成了中國人的慣例那樣。
在福建，茶葉也被讀成tui和tey。
因此，當年那些聽信了福建小妹的外國茶商，也會跟著把茶讀成tea，回去教育本國人民。
傳播途徑的不同，也就使得全球對茶的發音涇渭分明。
早年通過古絲綢之路跟中國做貿易的，基本都是按照長安秦腔“cha”的發音，而隨著宋明海上貿易的興起，之後跟中國做貿易的國家，基本都是按照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福建泉州的“tey”發音。
唯一特例的葡萄牙人，在茶這個字上沒有被福建口音帶歪，很可能是因為他們在中國的貿易中轉站不在福建，而在廣東的澳門........
這種例子其實並不少見。
就像中國人餐桌上的荷蘭豆，英國人卻稱之為中國豆（Chinese snow pea），其實，這個豆子既不是荷蘭人也不是中國人培育的，而是生於中南半島。
可是，認為中南半島是中國勢力範圍的英國人，自然只會稱之為中國豆，而看到是荷蘭人把豆子運過來的中國人，自然也只會稱之為荷蘭豆。
對於人類，第一印象總會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像每天下午都要喝茶的英國紳士們不會去研究茶的中文發音那樣，我們也不會在乎荷蘭豆、荷蘭豬甚至荷蘭弟是不是源自荷蘭......慢慢的就會養成習慣，不會再去較真。
畢竟，荷蘭豬連豬都不是，還有誰會在乎這貨是不是來源於荷蘭。
而這種語境，會延續很久。
譬如，從絲綢之路傳過來的物件，我們叫胡琴、胡床、胡瓜叫了上千年，後來西洋傳來的洋火、洋傘、洋車、洋房，我們也叫了上百年。
因為第一印象一旦被民眾廣為接受，就很難再被修改，將成功注入到民眾的潛意識當中。
而其中最經典的例子，就是“西班牙大流感”。
這場1918年秋季爆發的全球流感，導致了全球約10億人感染，5000萬以上的人口因此喪命，可以說是近代人類最慘痛的一次教訓了，連同時爆發的一戰都沒死那麼多人。
可是這口鍋，就被無辜的西班牙人永遠背上了。
因為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歐洲到亞洲，所有的主權國家幾乎全部參戰，只有西班牙等幾個國家在全程打醬油。
當時雖然流感在歐洲已經氾濫成災，但是新聞管制的歐洲各交戰國，都一致選擇了對民眾瞞報，以避免出現戰場上的一潰千里。
而逃過了一戰的西班牙，因為有餘力處置以及大量宅在家裡的吃瓜群眾，還有非戰時無新聞管制，反而成為了全球輿論的焦點。
於是，為了對瞞報疫情甩鍋的各國政府，紛紛把將這場流感命名為西班牙大流感。
一肚子委屈西班牙人自然不會背這個鍋，隨即就甩給了鄰居法國，稱之為法國大流感。
而法國此時正在西線跟德國人死磕，不想被西班牙人背刺，因此媒體就紛紛把鍋甩給了赴歐洲參戰的中國勞工，開始炒作中國人吃野生動物。
這畫面是不是有點熟悉呢？
實際上，這場流感的泛濫，最早是爆發在美國堪薩斯州的一個軍營之內，但當時，整個歐洲都不敢去捅破這層窗戶紙。
這是因為1918年，一戰已經進入到了最後階段，美國的軍火和援軍，是決定戰爭什麼時候結束，以及戰後如何瓜分勝利果實的關鍵，沒有誰會在這個關鍵時刻去惹美國。
因此，直到一戰結束，巴黎和談開始，大家開始坐下來分蛋糕了，美國率先爆發流感的新聞，才開始被偷偷曝出。
而此時，作為一戰戰勝國的中國，反而因為這場美國率先引爆的西班牙大流感躺槍了。
一方面，巴黎方面早先就宣傳華裔勞工傳播了流感，導致中國幾十萬勞工做出的犧牲被西方普遍無視。
另一方面，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也藉機玩起了大變臉，拒絕了之前秘密允諾美國的眾多條款，並迫使美國在和談期間不斷讓步。
最終，中美兩國輿論場上的劣勢，使得美國對華的承諾無法兌現，導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遭遇了慘敗，明明是個戰勝國，談下來差點變成了戰敗國。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可以預見的是，如今的新一輪西班牙大流感必然也將引發一場全球的震盪。
看著最近各國新聞的虛虛實實，就會明白，全球的政治家們早就已經開始了縱橫捭闔。
而對於我們來說，想要在接下來的“新巴黎和會”上，能夠分蛋糕而不是被割肉，不僅需要馬爸爸們衝在全面縱橫捭闔，就像昨天文章中說的，媒體也要少犯錯，不能給對手送彈藥。
而更重要的，則是科研方面查好病毒的族譜和來源，為了接下來我們的大交易，準備好足夠重磅的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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