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小說月報》上登載了一篇名為《一個著作家》的白話小說，署名“廬隱”。時值“五四”，初生的新文學正在發育滋長中，而“廬隱”二字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各種文學刊物上，並被越來越多的人記住、提起、稱道，最終和冰心、林徽因們一起列入了新女性作家的名錄。
廬隱
蕭紅
這個筆名的使用者是一位原名黃淑儀的女性，也是一個踐行“婚戀自由”的“五四女性”，以及一個嗜讀鴛蝴小說的文藝青年，這兩重身份促使她用文言寫下了一篇名為《隱娘小傳》的文字。這篇文字記錄了主人公黃英無果而終的初戀，但它並未流傳於世，唯有題目中那個“隱”似乎暗示著作家筆名誕生的淵源。“廬隱”之“隱”與“隱娘”之“隱”或有相關，意味著一個初涉文字的女性“隱去廬山真面目”之意。
但“隱娘”二字，總不免令人想起聶隱娘，這位唐傳奇裡的俠女子一柄長劍傍身，豪氣干雲，令千載後的詩人也有“十載江湖求女俠，隱娘紅線已無多”的慨嘆。而“五四”時代的黃淑儀也崇拜著英雄，常夢想著揮舞一柄“雌雄劍”，立於喜馬拉雅之巔傲視人寰。在人才輩出的女師大，她也確屬風雲人物——登臺演講，奔走串聯——這位自號“亞洲俠少”正在這個“俠”上接通了聶隱孃的氣勢和風神。當然，俠骨亦有柔情，捲入時代風雲的黃英也免不了田園之思：“幾時黃了芭蕉？枯了階前芳草？閒步到東籬，且喜阿菊含笑，奇骨傲秋霜，嬌靨壓櫻桃，低問何心情？悄然意轉高！”這東籬的菊花也曾屬於“結廬在人境”的隱者，所以“廬隱”也未嘗不帶著一點超逸人生的意趣。
如今，“廬隱”這一筆名的來歷早已無從查考。但對這個名字的種種言說和猜測卻疊印出那位女作家更為豐富立體的形象。她出身於仕宦家庭，但卻成了反抗世俗禮法的新女性；苦難的童年鋪陳了她內心晦暗的底色，使她成了“悲哀的嘆美者”；但青春對她卻是熊熊燃燒的生命之焰，在那個新舊交替的大時代裡，她的戀愛、結婚和生育都如革命一般激烈和莊重。
同樣，那個時代裡她也不可能不與革命和革命者發生交集，她好友的愛人高君宇是最早的中共黨員，他的形象留在她的小說裡；而她的恩師李大釗更是知名的共產主義戰士，而他在1927年遇害，她是去刑場收斂屍首的人之一。但這些仍然不是廬隱生命的全部，在上海時期的好友邵洵美似乎記錄了她更具煙火氣的一面——愛喝酒，愛打麻雀，愛寫文章，愛愛人眼睛裡的光芒。試問，這如此之多的“廬山真面目”，隱去的是哪些？顯現的又是哪些呢？
黃英是在1934年離開人世的，死因是難產，但“廬隱女士”這個名字又在京滬的報紙上盤桓了好些時候，人們驚訝著她的死訊，也慨嘆著她短暫的生平，直到在一陣喧嚷之後歸於沉寂。但沉寂的也只是一個名字而已，熱鬧的新文壇卻已經開始了它自身的新陳代謝。
同樣是在1934年，廬隱這個名字猝然隱沒，但另一個被稱為“悄吟”的名字卻開始漸為人知，儘管這漸為人知的過程裡同樣包含著苦難和傷痛。“悄吟”的筆名屬於哈爾濱呼蘭區一個本名張廼瑩的青年女性，這個筆名最早出現學校的黑板報上，後來也曾尾隨著一首小詩來到了《國際協報》副刊副編輯裴馨園的手中，直到有一天它作為一封求救信的落款再次抵達裴馨園這裡——這一次，裴馨園無法再忽視這個名字了，因為伴隨著悄吟一起到來的，還有筆名主人對自己苦難經歷和現實困境的痛切描述。這個時候，困居旅館的張廼瑩正身懷六甲，男人的不告而別令她獨自面對著店主人催繳高額房費的壓力，也瀕臨被人賣入妓院的險境。悄吟已經不能再悄悄地呻吟了，她需要讓人聽到她，讓人來拯救她。很幸運，人們最終聽到了她，也確實拯救她脫離了險境。
一年後，《國際協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棄兒》的小說，悄吟這個筆名署在作者欄裡。這是一個困頓中的母親丟棄孩子的故事，作者試圖為她賦予“丟掉一個小孩是有更多小孩獲救”的“崇高”意義，但這“崇高”的背後卻是被苦難扭曲的靈魂在掙扎。這掙扎始終持續了張廼瑩的一生，也催逼著她掙扎式的寫作，直到悄吟這個筆名被更為眾人所熟知的蕭紅取代。但這取代的過程倒是沒那麼徹底，直到1935年，魯迅在給蕭軍的信中還在問候，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寫什麼了吧？
廬隱因為孩子而死去，悄吟棄掉了孩子而起死回生。無論是廬隱呼籲婦女“去過人類應有的生活，不僅僅作個女人，還要作人”，還是悄吟發出的深切的申訴：“我是個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都只是過渡時期女性生活的一個切面，但這一個個包蘊著笑與淚的切面，又確實折射出了她們在新與舊、秉性與才力、生活與理想、條件與環境、境界與志向之間相互博弈、相互含納的心路軌跡。
從廬隱到悄吟）
來源 北京晚報 作者 象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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