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齊邦媛(1924~),女,漢族,遼寧鐵嶺人,臺灣地區以及國民黨政界人士齊世英長女,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


1947年到臺灣, 1969年出任中興大學外文系主任,1988年從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臺大榮譽教授迄今。


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對引介西方文學到臺灣,將臺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貢獻。


齊世英(1899-1987),字鐵生,遼寧鐵嶺人。中華民國時期政治人物。出身農家,遠赴德國和日本留學,東北知識分子中的精英。


齊世英為奉軍軍官,卻追隨郭松齡倒戈反奉,事敗被張作霖通緝;同為東北人中的傑出一員,卻與張學良天然隔閡,難以協調;主持東北國民黨黨務20年,抗戰勝利後卻未能得償宿志;正值55歲的壯年,卻被蔣介石開除國民黨黨籍。


1916年卒業於天津新學書院,負笈日本京都大哲學科,及德國海德堡哲經系。


1925年學成歸國,佐郭松齡籌辦同澤中學。是年冬參預"回師奉天"之役,事敗,蟄居新民屯日領館。次年返國,加入國民黨,復赴日人入步兵習軍事,間曾為中日外交奔走。


1929年奉返國,應陳立夫之邀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嗣遷委員,主持東北黨務,併兼第六屆中執委、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創辦中山中學及《時與潮》雜誌。


《巨流河》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前排中為齊世英,後排右一為齊邦媛




《巨流河》這本書,起源於八十高齡的齊邦媛先生對自己的追問:“六十年來,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奮鬥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


這份揹負太多的詰問,銘刻著戰亂時代的深刻彈痕,更是一代文人對歷史與生命的感喟……


該書於2009年由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記錄了先生波折重重的大半生。


六十多年的漂流到落地生根,這個在戰爭中長大成人的小女孩,在古稀之年書寫下自己的生命經驗,用親身經歷來見證文學之力量、知識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一直以來,讀各種傳記,最喜歡大時代背景下的情緣。那些顛沛流離的情義與堅守,生死離別的悲壯與遺憾,著實令人感嘆、嚮往!


掩卷靜思,那個清麗溫婉的書齋少女,懷著一顆敏感的心,行走在動盪不安的大時代中,三段令人唏噓的情感故事,令自詡現代的我們感動不已。


整本書中,先生著墨的重點是對歷史的客觀記述和個人對文學和教育的追求上。


關於個人情感,先生書寫非常含蓄而剋制,筆調卻依然如豆蔻少女,靈秀而動人,正如那句: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巨流河》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齊邦媛與小妹星媛




飛虎英雄張大飛


東北少年張乃昌,他的父親原是瀋陽縣警察局局長,因抗日被日本人澆油漆燒死,一家八口因此逃亡離散。


因與邦媛哥哥是同學,齊家上下對這個家破人亡的少年格外照顧。而他,也對這個非常時期給予他愛與溫暖的大家庭,懷有深深地眷戀。


一個初春午後,邦媛隨哥哥和他的一些同學去爬山。傍晚,體力不支的邦媛落在半山腰,抱著石頭進退兩難。


已經遠遠行進至山隘口的張大飛,暮色中回望,看到在寒風中哭泣的小女孩,立刻返身又攀至半山,帶她安全下山。


多年後邦媛在書中寫到,“旅行中每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裡,由隘口回頭看我”。


十九歲時,張乃昌放棄學業報考空軍,將名字改為“張大飛”,成為一名飛行員。1942年,進入陳納德組織的飛虎隊,作戰在抗日戰爭最前線。


從空軍官校的訓練到驅機場空中作戰,整整七年時間,張大飛與少女齊邦媛一直保持通信。在信中,他對女孩說:“生命中,從此沒有眼淚,只有戰鬥,只有保衛國家。”


1943年4月,專程從軍區返回的張大飛,冒雨來到邦媛就讀的高中。


淅淅瀝瀝的雨中,身穿軍雨衣的他向女孩走來,忽然停住了:“邦媛,你怎麼一年就長這麼大,這麼好看了呢。”


黃昏的驟雨中,他將瘦弱的少女攏至胸前,隔著軍裝和皮帶,女孩能聽見他心跳如鼓聲。


片刻溫暖後,邦媛目送他上車離去。


而那句讚美、那個擁抱,永遠留在了女孩心中。


1945年,距日軍投降還有兩個月,齊邦媛收到一個超級大包裹,裡面是多年來,她寫給張大飛的信。


包裹裡還有一封特殊的信,是張大飛作戰前,寫給齊邦媛哥哥的訣別信:“你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六十年後,她遠赴南京祭奠他,看到那個曾經擁她入懷的男子,已幻化成一行文字—“張大飛,上尉,遼寧營口”。


掩卷嘆息,我認為齊先生與張大飛這段亦兄妹亦戀人的感情,是一份超越愛情的、博大厚重的恩與義。


一位胸懷家難國仇的抗日英雄與一位聰慧善解的文學少女,兩個迥然不同命運的靈魂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透過書信,純潔而真誠的傾訴著對國家、對未來的惶惑與憂思,相互寬慰、彼此守護。


這樣的情緣,如莎士比亞的劇作,古典而悲壯。


如同先生所言,“張大飛的一生,如同一朵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裡綻放,迅速闔上,落地。那般燦爛潔淨,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


而這份情緣的結局,更令人唏噓:“今生,我再未見他一面。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跡,全留給苦難時代的狂風。”


《巨流河》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張大飛,上尉,飛虎隊第一代飛行員。1945年 5月18日殉國於河南信陽




富家公子俞君


1943年齊邦媛考入武漢大學,1945年張大飛去世後,一直鬱鬱寡歡。


俞君,一個高高的、中音極好的漂亮男生,武漢大學電機系學生,來自上海,父親曾是上海聖公會的主教。


校內很多女生都欣賞和傾慕他,用現在的話,絕對校草一枚。


一個元旦的黃昏,俞君到女生宿舍,於眾目睽睽之下邀約邦媛,從此兩人漸漸熟悉。


時光抹不去傷痛,邦媛時常向俞君訴說對張大飛的懷念以及對家國遭遇的困惑與悲憤,真誠而坦白。


俞君也漸漸明白“自己無法與一個死去的英雄競爭,我沒看過真正的戰爭,自覺更沒有壯志凌雲的英雄氣概。”


邦媛在書中寫到:“我們從未談情說愛。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我幼稚的誠實傷害了他強烈的自尊心。”


但相似的愛好與品位,兩顆年輕的心依然很近。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音樂、《聖經》、小說和電影,友誼逐漸深厚。


畢業後,因俞君姐姐邀約,邦媛決定先去上海,再回南京和父母相聚。


上海之行,先生著墨極少,剋制而含蓄,相當耐人尋味。


書中只提到一件事:俞君妹妹帶她去買時髦衣服。


常年身著藍旗袍的少女,換裝後,好幾天連走路手腳都不知怎麼放,那份手足無措的惶恐,讓我心有慼慼,立刻想到十八歲時的自己。


在俞家呆了三天後,邦媛聯繫到久別的父親。


父親來到俞家,感謝俞家的熱情照顧,將大學畢業的少女帶回南京。從此,兩人開始書信往來。


俞君信中經常提到“參加的parties和朋友”,而邦媛家裡,隨著戰況變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投靠站,逃難的悲愴與淒涼無時不刻地籠罩在這個青春少女身邊。


“我們終於明白,也許傾三江之水也無法將我融入他在上海的生活

”,後來,邦媛將俞君的信託人送還,從此再無相見。


齊先生與俞君的這段情緣,讓我想到那句“相似的價值觀,是情感穩定的基石”。


戰亂期間,依然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多位名師的潛心指導,造就了邦媛溫和潔淨的氣質,更帶給她高於同齡女孩的心智和眼界。


一如書中提到“那虛張聲勢的繁華令我不安,知道自己是融不進的局外人。”這個看似柔弱的書齋女孩,其實對自我和環境、對人和事有著非常清醒的認知。


在命運抉擇的關鍵時刻,齊家祖輩們的一身傲骨以及潔淨的品格,深深地影響了她,引領著這位聰慧的書齋少女,在人生路上,坦然地從心而行。


六十多年後,齊邦媛回憶這位氣質與格調俱佳的俞君,直言“俞君能滿足所有少女的幻想,挺想再見見他”。


但也坦言:“可是在他之前,我心裡,已經有了張大飛。”“純潔的相知相惜情懷,是我對他最深的記憶。”


《巨流河》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青年齊邦媛




一生伴侶羅裕昌

1947年大學畢業後,齊邦媛因臺灣大學外文系助教一職,到達臺灣,後與丈夫羅裕昌相識。


羅裕昌是武大電機系畢業的學長,在臺灣鐵路局做工程師。初識邦媛,便“下定決心要娶她回家”。


溫厚踏實的羅裕昌幫助邦媛在臺大安家,添置生活用品,還送給她自制的收音機解悶。


邦媛明白他的心思,便與他邀約,坦白了自己不願投入新的感情,期盼回國與父母家人團聚。


幾天後,羅裕昌給邦媛寫了一封長信,細數自己處世為人的態度,文字間表露了強烈的“愛情語言”,對婚姻的渴望以及對未來的嚮往,邦媛被他的坦誠與直接打動。


朋友們也覺得羅裕昌為人穩妥可靠,極力撮合他們。


兩人於1948年回上海舉辦婚禮,後返回臺灣。


齊邦媛筆下的婚後生活,記述最多的是如何協助丈夫嘔心發展臺灣的鐵路建設。


為了支持丈夫,她毅然辭掉臺灣大學教職,轉到臺中的中學當老師。她的同事都很不理解,說從來沒有人從臺大辭職。齊先生卻說:“人不能只講自由,總要妥協一些,多犧牲一點,要為自己的家庭負責任。”


齊先生的婚姻生活,充滿了相互珍惜、勇於擔當和不離不棄。


這位文學底蘊深厚的偉大女性,為了丈夫的事業和理想,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重任,盡到了身為妻子和母親應有的責任和義務。


1979年,羅裕昌先生主導多年的電氣化鐵路現代化工程輝煌完成,榮獲五等景星勳章,並被特聘為臺灣建設研究會研究員。


而身為“臺灣高鐵之父”的他,因長期過度操勞,聽力急劇下降,至1985年退休時,聽力只剩十分之一二。


那個淡泊名利、醉心於實現理想的少年,再也聽不到浪濤擊岸的波瀾……


《巨流河》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羅裕昌,臺灣鐵路電氣化之父,2012年9月20日病逝,享年93歲。


《巨流河》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全家福




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我認為《巨流河》講的不是命運,也不是愛情。


它講的是一種態度,一種做人的態度。


大時代面前,微若蟻秸的個體,無疑全都被裹挾著,翻滾向前。每個人都身不由己,惶恐不安。


而齊邦媛先生的筆下,當個人命運與家國曆史融匯交錯時,那些潔淨的靈魂,自有一股沉靜的勤奮和力量在。


縱觀書中,愛情所佔篇幅極短,更多是客觀的敘述與向內的審視。


面對叵測多變的命運,齊邦媛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幼年理想:以讀書為業,通過閱讀體會人生。


齊先生在某次採訪中說:“長大後,從我的老師和文學作品處,我得到很多深沉寧靜的啟發。它們開啟了我年輕的雙眼,使我一生走在人間,學會觀察瞭解,永不目盲。”


讀書是她一生的志趣,知識帶給她智慧和理智。她豁達的面對困境,樂觀的應對波瀾。日漸豐盈的靈魂在滌盪中成熟,在汲取中昇華。


觀其一生,這是一個智慧女人的成長之路。


六十年後,那個始終喜愛英倫詩句的少女,坐在奔流不息的巨流河畔,再次看見盛開鐵石芍藥的故鄉、暮色山間回首的少年、溫暖相伴一生的伴侶,她臉上那抹微笑,依然輕盈而透亮……


此刻,全民抵禦疫情,翻開這本書細細讀,惶恐的心才慢慢靜下來。


震盪的大時代裡,希望我們能從這些偉大而強韌的靈魂中汲取養分,得一份溫暖與寬慰,更得一份勇敢向前走的力量!


《巨流河》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齊邦媛


《巨流河》大時代中的悲喜情緣,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齊邦媛



齊邦媛及其父齊世英的簡介,來自百度百科。



所有圖片來自《巨流河》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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