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上其他亡国之君不同的是，崇祯帝并没有受到后世的唾骂，反而颇受人们的同情与赞誉。《明史》对其是这样评价的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连李自成都说他“君非甚暗”。对崇祯帝的评价算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笔者今天就从“君非甚暗”着手谈谈崇祯帝。
崇祯帝小处不“甚暗”
崇祯帝作为一个亡国之君之所以能赢得好的名声也非偶然。就他自身来看，确实有很多值得赞扬的方面。
首先，他勤于政事，不好声色。明朝中后期以来，皇帝怠政之风盛行，这让无数臣民担忧。正德皇帝今日出关外，明日下苏杭，实在不让人省心。嘉靖帝和万历帝就更不用说了，创下了不上朝的记录。天启皇帝天生就是个做木匠的主儿，把国家政事交由魏忠贤处理。崇祯帝则一改怠政之风“日理平台”，让人们看到了劳模朱元璋的影子了。就从这一点来看，崇祯帝确实符合一个好皇帝的标准，此外他还不好声色，所以很多人同情这位“亡国之君”。但笔者认为崇祯帝所谓的勤于政事也仅仅只在于“勤”。回顾他执政的17年，较为值得称赞的政事是，果断地处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此举使天下人心大快，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大家都认为这件事都是崇祯帝的“巅峰之作”。
其次，他生活节俭。他初习字时，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有一次，一个讲官给他讲书时，崇祯帝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便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讲官看到后，便奏道：“衣之敝虽过于位，然美德也，何必讳？”。他登基不久后，便下令撤苏杭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一方民”。
最后，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崇祯时期文化专制思想并不是太严重。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都是成于崇祯时期。此外，他还重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甚密的徐光启等人，按照近代科技知识制订了《崇祯新历》。但不幸的是，当《崇祯新历》编撰完成之时，徐光启已经去世，而此时的大明江山也岌岌可危，因此就没有颁布的必要了。不久，大清立国，汤若望将其适当删改后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的版本上呈清政府。
就以上这些来看，崇祯帝确实是“君非甚暗”。但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得看他是如何处理“大处”的。
崇祯帝大处“甚暗”
崇祯帝在治国理政方面有着致命的弱点，也正是这些弱点使其成为了亡国之君。
首先，他不知体恤百姓，不断加征。崇祯帝对待百姓经常摆出一副爱民如子的模样，实际上却搜刮不止。 明朝加征虽然不是始于崇祯时期，但属崇祯时期最为严重。嘉靖时因为倭寇问题加征，时称“提编”；万历时因辽东战事而加征，称为“辽饷”。到了崇祯时期不仅在原有的“辽饷”基础上增加了140余万两，还陆续加征了“剿饷”与“练饷”，称为“三饷”。名义上是“暂累吾民一年”，可随着形势愈演愈烈，也就成为了常税。崇祯帝的这一举措与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明史》记载“复增剿饷、练饷，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余万。民不聊生，更起为盗矣”。
不断的加税已使百姓苦难不堪，但实际上百姓所承担的远不止表面的这些数字。额外的临时加派殆无虚日，都落到百姓头上。再加上贪官污吏乘机捞一把，更使百姓雪上加霜。正如曾任过县令的孙承泽所说，无休止的加征“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大江以外，几无宁宇。人不归咎于天行之灾，而归咎于部派之繁重”。一语道破天下残破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无休止的加征必然会导致农民大规模的逃亡，如此一来大片大片的良田变成了荒田。因此，本来可以避免的饥荒却变为了大灾年。都说明末天灾不断，但仔细想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每年都有，如果国家处理得当，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就会大大减轻。
不少大臣屡次劝谏崇祯帝，指出这种加征是挖肉补疮，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逼着老百姓去造反。但崇祯帝只是一边同情，一边严令各级官员追缴。直到他上煤山前的一个月，还颁布了一道催征诏令。因此，他那“痛禁耗羡”的话也只不过是作秀而已。
可笑的是，崇祯帝不断地搜刮百姓，而他自身却储存着大量的“内帑（私房钱）”。谈迁的《国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癸酉，贼尽运金宝以入秦，驰骡马千计，括各库金三千七百万有奇。制将军罗戴恩以万骑护之而西。初，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内监皆畏先帝，不以闻。
杨士聪曰:“呜呼! 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先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
其次，他重用宦官。大多数人认为崇祯帝在铲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就不会重用宦官。其实，崇祯帝最信任的还是这些宦官。崇祯帝铲除魏忠贤集团并不是要废除宦官之政，这实际上是一次宦官大换班、大调整而已。崇祯帝重用宦官的具体表现在：提高宦官的军事和财政权力。
崇祯帝既然破天荒的将京师守卫之权交给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 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此外崇祯帝还恢复了太监监军制度，使得宦官全面恢复了对军队的控制。为了让宦官监理财政，崇祯四年九月 ，崇祯帝 “以 ( 张)彝宪（宦官）有心计 ，令钩校户工二部 ，名日户工总理”。此时的宦官“俨然以将相之职授矣”。
最后，他用人多误。一个国家不是靠统治者一个人就能治理得好，他需要统治者慧眼识珠、善于用人。这恰恰也是崇祯帝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人多疑，频换阁臣。内阁是大明王朝的政治中枢，崇祯帝即位后就调整了内阁成员，你知道他是怎样选择内阁成员的吗――抓阄。挑选国家重臣，选择这种方法，国家不亡，还真说不过去了。此后，更是频频更换阁臣，在位17年，共用50多位内阁成员，要知道终明一代，内阁成员才160多位，致有“崇祯五十相”的笑话。此外，前文提到的派宦官“监军”也是对武将的不信任，试想一个宦官去指导将军打仗，将军会服气吗？这显然给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二是赏罚颠倒，杀戮成性。崇祯帝对于部下是该赏不赏、该罚不罚。他对将领的功过不加以分析，单单以“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为标准。试想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敢替他卖命，于是大多数将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百般掩饰战绩，这使得大明的战场形势江河日下。 袁崇焕是明末名将，虽然其有过，但崇祯帝不该在当时自毁长城，《剑桥中国明代史》称：“他( 崇祯 )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据统计，在崇祯统治的十七年间，共诛杀辅臣二人、尚书四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也”。
三是自作英明，诿过于臣。很多事情本来是崇祯自己做的决定，一旦出了问题，他便将责任推卸给臣下。明明是他自己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因行事不密，满朝皆知，于是陈新甲遭到了弹劾。崇祯帝不但不自己揽责，反而将责任全部推卸给陈新甲，最后杀了陈新甲“人臣无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 斩”。
由以上可以看出，崇祯帝在大政方针上面确实有很大的失误。
为何得到好名声
崇祯帝为何落得一个好名声？我想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主观来说，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我们这个国家，儒家重名的特点在崇祯帝身上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崇祯帝确实也是“邀誉专家”，突出“事例”体现在不断的下“罪己诏”。光崇祯十七年就下过四次，从历 史上看，下“罪己诏”虽有可能挽回民心，但实属不得已之举，而崇祯帝却拿它为自己 “捞分 ”。一而再，再而三的下“罪己诏”，却不采取任何实际措施，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但不断地下“罪己诏”确实为他迎来了“知道认错”的好名声。
客观来说，其一是崇祯帝在铲除魏忠贤集团后，为东林党出了一口恶气，而东林党及其同情者长期活跃在明清之际的政治舞台上，这些人大多对崇祯帝持有同情态度，这些士大夫的声音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二清朝统治者借对崇祯的赞扬来拉拢明朝官员，例如康熙皇帝，他将铲除权臣鳌拜比作崇祯帝铲除魏忠贤。其三笔者认为是民族情绪的感染力，当时人们把对清政权的敌意，化为了对崇祯帝的怀恋，为崇祯帝亡国感到惋惜，民间时不时的有“反清复明”的声音。
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帝却得到了一个好的名声。
结语
崇祯帝不是一个政治能力很强的皇帝，他缺乏沉稳、坚毅的品格以及高超的政治手段。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志大才疏式的人物。最后，在指出崇祯帝错误的同时，他仍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他勤于政事，生活俭朴，不玩物、不丧志，更不沉溺于酒色，这些对于一个亡国之君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明史》
《国榷》
《春明梦余录》
《剑桥中国明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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