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朱由检在位17年,勤政治国,欲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他生不逢时,终成亡国之君,不由让后人感叹。
天启七年(1627)八月,玩了一辈子木工活的明熹宗朱由校病逝。临终前,遗命信王朱由检继承大统,改年号为崇祯,史称明思宗朱由检为崇祯帝。
崇祯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
在他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
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
农民大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朝廷党争……
任何一个选项,都是当政者头痛不已的难题。
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
初登帝位的明思宗朱由检崭露头角,谈笑间铲除了权倾天下的魏忠贤阉党集团,显示了他敢作敢为的性格,也反映出他具有相当的谋略和耐力,给已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中兴的希望,但是随后的一系列的错误却埋葬了他实现中兴的梦想。
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积重难返:外有后金步步紧逼,内有流民起义愈演愈烈,而朝廷上党争不绝……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崇祯则是勤于政务,事必躬亲,经常召对大臣,探求治国方策……
曾有人作了一个统计,称朱由检平均每天只睡两个时辰,可谓是明朝最勤政的皇帝。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崇祯求治心切,急于求成,很想有所作为。
为了改变前朝怠政、昏庸的政治局面,崇祯采取一系列措施:
平反冤狱,给杨涟、左光斗等大批遭受阉党迫害的人平反昭雪,起用天启年间许多被罢黜的官员;
全面考核官员,禁止朋党,力戒廷臣结交宦官;
整饬边政,任用被百姓称为“袁长城”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托付其收复全辽的重任。
这些做法,使崇祯朝政局与前朝相比有了明显改观,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朱由检也被人视为“明君”。
但由于崇祯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无法享受到常人能有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使他养成了急躁偏狭、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些在他性格缺点施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使他在执政中屡铸大错。
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的后金,即后来的满清政权。
但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崇祯心急、多疑的致命弱点,使他中了多谋善断的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
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人无人之境。
崇祯,心急、多疑的性格不仅表现在擅杀大将,自毁长城,而表现在对朝中大臣的不信任、不满意。
敏感多疑的崇祯更是频繁地更换官员,其更换官员之繁也是前所未有的。
据后人统计,崇祯检当了17年皇帝,先后任用了50位宰相,17位刑部尚书,其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
而这当中任期较长的两人,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却被列入《明史》中的奸臣传。
总共17年间,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被谴戍的大学士也有两人,即钱龙锡、刘鸿训。
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瘐死2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
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轻易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令大臣们寒心。
而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
巡抚被戮者11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
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难怪崇祯在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了。
对于言官,崇祯也是非常严厉的。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十一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官场贪污之风甚盛。
当然,韩一良只是为了在领导面前留下好印象,并不明指谁人贪污,谁人受贿,韩一良还没有傻到要干得罪人的事。
但是,崇祯可不这样想,非要韩一良指名道姓,说出到底是谁来。韩一良只好推脱说是“风闻”。
崇祯不禁大怒:“难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内指名来。”
按崇祯的意思,既然言官忠心为国,就要敢于破除情面。
韩一良无奈只好找一些已经有议论的官员来搪塞。
但是,较真的崇祯岂肯放过韩一良,对韩一良疏中“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金”纠缠不休,非要韩一良说出500两银子是哪些人送的。
这时,韩一良再不肯说。
于是,韩一良被革职为民。
仅仅数月之间,从表彰到革职,还算敢言的韩一良却得到这样的对待。
在晚明社会中,官场中的弊端自然不少。相互间送书帕(书仪)是极正常的事。
崇祯希望一举之间杜绝这种社会风气,却又着意在惩罚官员,这样官员们最终只是互相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
这也充分体现了明思宗朱由检急于求治的急躁心理。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
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明思宗朱由检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
不信任臣工的崇祯,最后又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
刚愎自用的崇祯不得不再次重用宦官,并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
于是,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后来甚至让宦官总理户、工二部,将户、工二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无奈之中,崇祯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
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崇祯甚至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
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救大明王朝的危亡。
孟子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国与役处。
就是说,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崇祯恰恰正是这么一个人。
虽说在明代君主高度专权的政治环境中,皇帝是不可能以“师、友”的态度来对待臣民的。但是,崇祯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像。
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
陕嗣宗曾上疏崇祯说:"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
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
所以,倒是无为而治的明孝宗、明穆宗时代名臣辈出。
无怪乎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
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
然而,朱由检因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也加速了明王朝覆亡。
明亡是崇祯的个人悲剧,亦是他性格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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