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人：蔡依萍（化名，武汉）
- 记录者：书生日常
一九六九年秋季，我初中毕业，“闹革命”，没书读了。当时我家住在武汉中山公园河边的一排平房里，前面有一座拱背桥，离落虹桥和张公亭都不远，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地方。如今生活在异乡，年纪越大，我就越怀念那里，当年的小伙伴，“也不知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是否和我一样常常梦回拱背桥，回到那个梦开始的地方！”这是我五十岁的时候，写给拱背桥的诗。
中山公园拱背桥近影
平房一共住七家，其中六家是工人，只有一家算是知识分子。男的是武汉展览馆的一名画家，女的是中山公园的会计。我爸是公园里面人民会场的管理员，大家都叫他“场长”——我就是在人民会场舞台旁边的阁楼上出生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出生在协和医院。我妈是“二轻局”（第二轻工业局）的一名职工。一九五二年她十七岁，因为亲戚介绍认识了我爸，就跟着他从铁山盛洪卿乡下跑到武汉来做事，后来就结婚了。她很爱学习，学算术很快，家里都是她作主，我爸什么都不爱管。
革命队伍分成两派，“保皇派”和“造反派”，写大字报，写好贴在墙上，撕了再写再贴，贴了又撕，来来回回互相“搞对立”（湖北方言，斗争），像做游戏一样，也蛮好玩。有一家，男的是公园职工，女的在外面的餐厅当服务员，也分成两派，自己在家里斗。有一次我们去六渡桥，我妈看见一队当兵的——他们一般是保皇派，跟造反派的青年辩论，辩不过，我妈就特别高兴，因为她支持造反派。六渡桥当时是武汉最洋气、最繁华的地方，是汉口的中心，有好几家电影院，商店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也逛不完，年轻人一有机会就往那里跑。
中山公园正门在解放大道，后门在新华路，离六渡桥两三站路。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大游行，游行的队伍沿着解放大道从公园门口经过，观礼台就搭在中山公园大门口。那是建国后、“文革”结束前最后一次国庆大游行，人山人海，场面非常壮观。我们住在公园里，提前好几天就知道公园门口“管制”了，不许游客、居民随便从那里进出。
1969年国庆节，武汉游行场景（网图）
一九五八年左右，我们家从人民会场的阁楼搬到一排木板搭的平房，只有一间，七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九六四年底又搬到公园旁边一排砖盖的平房，每家这才各有了一个厨房。房间里面通常是一张大床加一张小床，中间用布帘子隔开，另外有一张桌子。那时候孩子多，少的有两三个，多的有四五个，根本住不下。住户就跟公园领导申请，把厨房改成了一个小房间。床的三面都顶着墙，只有一侧向着房门，几乎没有多余的地方。原来的厨房没有了，我们就用木板树皮在门口沿着院墙再搭一间厨房，家家都搭。谁家来了客人，其他六家都晓得，一家的客人好像是七家共同的客人。
1968年6月，讲述人姐弟四人在中山公园合影
平房离公厕很远，来回差不多要走两里路。早上时间紧，各家都跑到平房后面的小河边洗痰盂，洗马桶，男的就在河边草丛里解手。因为靠近河流，地势又低，一到夏天落大雨，我们房子里就会涨水，冇得办法（武汉方言，没办法），只能用沙袋、黄泥巴来堵，实在堵不住，房间里就“水漫金山”，水面跟外面的河面一样平，鞋子都要像小船一样飘起来了。
隔壁那个展览馆的画家姓俞，我们小孩都愿意去他家里玩，他给我二妹画像，让我二妹坐在藤椅上，一坐就是个把钟头。他说我二妹长得像苏联小姑娘，我们也不晓得苏联小姑娘长么样（湖北方言，长什么样）。家里大人都不希望我们去，说他是资产阶级，家里有好多书，都是“毒草”。那些书，其实是一些画报、讲绘画的书和少儿读物，也有一些是世界名著和童话故事。我看过的童话故事，晚上就讲给弟弟妹妹听。我还偷偷看过几本小说，都是描写男女感情的，看一下开头就让人放不下，一边看一边浑身发热，心跳加快，新奇得很。我看了一本又换一本，慢慢觉得俞伯伯家里好多东西都蛮吸引人，比如书多，比如他不打人，家里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从来没见过他们挨打。不像我们家，我妈性格蛮火爆，遇到不顺她意的事，喜欢打人，四个孩子没一个不挨打的。
当时中山公园里面还有一个动物园，听说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动物，要单独买门票，五分钱。听人说老虎的尿兑上白酒喝，可以治疗关节炎。有些人就打动物园老虎的主意，找管理员弄一点老虎的尿。我们经常看见有人守在关老虎的园子外面，想找机会弄点虎尿，至于有没有效，我就不晓得了。这个动物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就合并到新建的武汉动物园，搬到了汉阳区墨水湖那一边。
我毕业的时候，城市青年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武汉的学生好像有两个选择：“上山”就到恩施去；下乡要么跟着集体一起去，要么自己想办法到农村“投亲靠友”，单独行动。我爸妈以为下放是要“下”一辈子，考虑到我爸是从大冶出来的，就决定让我回大冶去，好歹当地的亲戚会有一点照应，这也是当时很多人选择“投亲靠友”的原因。一九七〇年过完年，我妈带着我和朱小芳——他爸爸也是从大冶来武汉的，按辈分我还要叫她表姑，坐一个同学爸爸的大货车到铁山，然后从铁山转火车到金山店。一列绿皮火车，人多得很，位子都没有。莫看金山店是个小地方，当时已经通了火车。我随身带了一只樟木箱子，一只洋铁桶。到了张伏山车站下车，我的三表叔，当时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带着两个表哥来接我们。我和朱小芳就这样到了金山店公社马垅大队的袁家洞生产队，开始插队的生活。那年我们都是十七岁，跟我妈妈到武汉时一样的年纪，只不过她是进城，我们是下乡。
1987年，讲述人（左二）姐弟四人（右一右二分别为二妹三妹）
那一年的经历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刚开始，我们每天算四个半工分，跟小孩一样，满劳力是十分。上山下山都还好，最怕的是挑大粪上石头坡，两只粪桶又重又臭，粪水在木桶里晃荡，搞不好桶底在石头上磕一下，溅一身的屎尿，一天都臭烘烘的，冇得办法洗，难受得要命。最苦的是挑塘泥，塘泥也是又重又臭，我不会换肩，肩膀疼得受不了，就用一块毛巾垫着，还被生产队的妇女笑作是“千金小姐”。还有就是挑草头（大冶方言，稻谷割下来扎成的捆），从马垅水库或者是垄里（大冶方言，成片的稻田）挑到村子中间的禾场，都是泥巴路，路又窄，大家前后都排成一条队，我夹在他们中间，不能停，又不能放下草头，脚底下发飘（大冶方言，发软），身子直打颤，真是说不尽的苦啊！
我经常一边干活，一边悄悄地流眼泪，以为这辈子都不能回武汉了，我就要在袁家洞种田种到老了，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堵得慌。有时做事太累了，我就巴不得天落雨，落雨就会歇工。有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听到屋顶瓦片上有叮叮当当落雨的声音，我高兴坏了，想着可以睡个懒觉了，谁晓得这时候就听见三表叔在外面喊——“出工啦！出工啦！”气得我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不晓得自己哪一天才能出头，希望在哪里。
农忙的时候，我们早晨三四点就要起床，先去扯秧（大冶方言，把秧苗从田里拔起来），天刚刚亮一点，再去插田。我在武汉的时候，从来冇见过（湖北方言，没见过）蚂蟥这种东西。有一次正弓倒腰插田，突然发现自己腿上爬满了黄褐色的、扁扁的肉虫，吓得我满田乱跑，一边跑一边哭，把别人插好的秧苗都踩坏了。有个年纪老一点的社员看见我这样不习惯，就感叹说：这女伢（大冶方言，姑娘）是吃江水（指长江水）的，不是吃井水的呀！我当时也不晓得这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了：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要适应农村的生活，太不容易了！插完田再回去吃早饭，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玉米糊糊、烂苕粥（大冶方言，用腐烂的红薯干煮成的粥）也是好东西。
碰到生产队农闲放假，我就坐车回武汉，到徐家棚转车，一到家就跟我妈诉苦，一边说一边哭，说“一粒粮食不止流一滴汗……”我妈就说我：谁叫你笨，嘴巴不甜，不会巴结人，不然生产队的干部也不会让你干这么重的活。我想想也是，我天生不会巴结人，嘴巴也不甜，怪谁呢？到武汉住了一二十天，我又该回袁家洞了。我妈让我带了鱼干、香肠、腊肉回乡下，也带一些京果（一种用面粉炸制，裹着糖霜的湖北点心）、麻糖给生产队的干部和亲戚，每家两包。我妈的心思我也懂，就是希望队里的干部和社员对我好一点。
好在还有同伴朱小芳，他爸去武汉比我爸早，听说是他爸介绍我爸去武汉的。那一批从金山店一带结伴去的有十三个人，包括我的大表叔，但是他们都陆陆续续回来了，只有我爸留在了武汉。朱小芳比我活泼开朗，人也很机灵。我们一起住在松明叔和珍珠婶家的西厢房，他们一家住东厢房。虽然我们都是从武汉来的，但是朱小芳比我见多识广，她在六渡桥读过书，六渡桥的新闻她比我熟，嘴巴也甜得很。
一到晚上或是白天歇工，生产队里的年轻人都喜欢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听我们讲武汉城里的新鲜事，多的时候都有一二十个，把桌椅板凳都坐得满满的，有人端着一碗饭就跑来了。不光是青年人，有些结了婚的大人也来，男人在一起抽烟咵天（湖北方言，聊天），女人在一边纳鞋底说笑，你一句我一句，热闹得不得了。当时农村已经有电灯了，很大的灯泡点着，亮堂堂的。我记得名字的有冬仁、冬来、伯荣、端仁、礼子，还有一个外号叫“电话机子”，还有“三先生”，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女的有放明、冬玉、幼兰……幼兰是妇女队长。那时候年轻人单纯得很，坐在一起讲新闻，讲鬼故事，讲笑话，就像一家人，蛮开心的，把干农活的辛苦都忘掉了。
冬仁（抱小孩者）、冬来（后排左二）、伯荣（前排左二）（1974年）
其实袁家洞的人对我们两个下乡的知青蛮好，几乎家家都送东西给我们吃，有用碗端来的，有用托盘和篮子装来的，白菜、家里腌的咸菜、苕藤叶子（大冶方言，红薯叶）、饭、面、活苕（大冶方言，新鲜红薯），随么事（武汉方言，什么东西）都有。我们房子里也有一个专为我们新做的土砖灶，有时我们自己动手做饭吃，但多数时候是到各家各户去吃。说起来，我们两个跟袁家洞的社员几乎家家都算亲戚，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大家族分出来的，共有一个姓。我记得有一个“聋子”，名字我也不晓得，大家都叫他“聋子”——好聪明的，虽然耳朵听不见，嘴巴不会说，但是我们稍微做一个手势，他立马就能领会，转身就去做。我去水井挑水，他要是碰到了，总是放下自己的水桶，先帮我挑回去。
二〇一八年八月，我和三妹回了一次袁家洞，我特意让亲戚带着我到“聋子”住的地方，送给他一点礼物，感谢他当年对我的关照。他小时候的样子还在，只是老态了很多，毕竟已经六十多岁了。从他疑惑的眼神里面，我看出来他似乎已经不记得将近五十年前的下乡知青、不记得我了。听亲戚说他一直都没有娶老婆，真是可惜啊，这么聪明善良的人，打了一辈子光棍！
2018年8月，当年的知青与社员再相会（前排左三为讲述人）
因为我们是从城市下乡的，公社排“红剧”《沙家浜》，就叫我们参加，也有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和金山店当地的青年农民，几十个人一起表演，阿庆嫂、刁德一是当地的演员，朱小芳演卫生员，我和其他人当群众演员。平时在学校的院子里排练，正式表演的时候在公社门口搭一座大戏台，好多人来看。玩玩打打（大冶方言，打打闹闹），不知不觉就过了差不多一年。
到一九七〇年底，大冶师范招生，给袁家洞知青也分了一个名额，本来队里是准备让小芳去的，她不愿意去，就给了我。因为那时候当老师地位低，大冶钢厂的工人地位高，知青都愿意去当工人。一九七一年一月，我就离开袁家洞，到大冶师范读书去了。读了一年多，毕业分配到铁山当老师，一九七四年又调到黄石第十一中学。我离开没多久，小芳也去了黄石卫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疗养院，后来自己出来做生意，开药店。分开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
在我之后，我二妹、三妹也都跟着我妈单位的知青去了监利县插队，他们是集体下放，在农村待了四年半才回到武汉来。我的同学有去咸宁的，也有去黄梅的。去黄梅的一个女同学，年纪小，什么都不懂，被当地的生产队长介绍给自己的弟弟当老婆，她不晓得么样搞的（湖北方言，怎么搞的），竟然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他爸爸有一次从武汉去看她，发现她挺着个大肚子，非常生气，打了她一个巴掌，转身就走了。听说这个女同学现在还在黄梅，生了一堆孩子，只能留在那里了。
转眼间，下乡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想起往事，我就心绪难宁。二〇〇三年左右，我写了一首诗《那个难忘的地方》：
袁家洞的春天（2020年3月，袁威摄影）
时代赐给她新的名字一一知青，
历史把她推到一个穷乡僻壤。
蚂蟥叮得她腿肿流血，
太阳烤焦了她嫩白的脸庞，
满手的血泡结出“再教育”的硕果，
遍身的烂疮包着无奈的惆怅。
她咬紧牙关，任泪水和着汗水流淌，
企盼哪天能离开那个地方。
终于熬过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
她终于站在了讲台上。
如今两鬓霜白的她，
却时常怀念那个地方——
当年的小山村是不是变了模样？
村里的那些姑娘也不知嫁到何方？
还有个总帮着挑水的小哑巴，
是不是也做了新郎？
下乡一年，我从一个瞧不起乡下人的城里人，慢慢理解了农民，理解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理解了他们的“不讲卫生”和“土气”。因为我曾经跟他们一样，你不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你是永远不会理解他们的。这就是下乡给我的“再教育”，也是我人生中值得永远珍重的财富。
閱讀更多 書生日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