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的先民們經歷了對鳳和龍的崇拜，以“心中之象”開啟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真正“龍鳳呈祥”的文化濫觴。民間一般認為“龍鳳呈祥”的圖案是唐宋開始流傳的，楚文化的“尊鳳”又“崇龍”的史實，將為民間許多傳世古玉提供有力的歷史史料斷代依據。
楚人尊鳳在史學界一般認為是由其遠祖拜日、尊鳳的原始信仰衍化而來。和楚人的祖先祝融是鳳鳥的化身傳說有關。傳說中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楚帛書中“祝融”之“融”寫作“蟲庸”，《包山楚簡》其墓主楚左尹邵力，他在奉祀的祖先名字中，祝融也赫然在列，高居第二位。文獻上祝融到底是不是楚人的祖先?在漢代《白虎通》說，祝融“其精為鳥，離為鸞。”又《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載：“子不祀祝融與熊……”熊摯是熊渠次子，與兄摯紅爭位失利而遠走，自立為君,其後巴化，故不祭祀祝融和熊。楚王以其數典忘祖而滅之。可見楚人素有對祖先的崇拜和對數典忘祖行徑的痛惡傳統。再看楚文化遺存中，楚人尊鳳的影響滲透到各個領域。無論是楚國的青銅禮、樂器，還是生活用器，或者是漆木生活用品和各種服飾用品等，都具有較為明顯的反映。故祝融作為楚人的先祖是確信無疑的。楚人尊鳳祭祖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典範。
華夏是個崇鳳的多民族
綜觀西周前的歷史文化，許多地區都不乏有鳳鳥的身影。如河姆渡文化、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以及商周文化中都可以覓見。傳說中，楚人的祖先祝融是一隻鳳鳥，而秦人的祖先大業則是“玄鳴隕卵”，其母吞之所生。大業的後代，相傳也多是鳥身人言的神靈。玉鳳的出現，雖然從出土文物上看，上可鑑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大尾玉鳥。其實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象牙雕刻“雙鳳朝陽圖”和骨雕“雙鳳負日圖”上，就有了它的身影。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大尾玉鳥是枕於墓主頭部。由此可見玉鳥具有特殊高貴的社會特定屬性。一些專家結合紅山C玉龍的文化現象，認為大尾玉鳥就是鳳的原型，並且進一步推測這就是龍鳳文化之肇始。
商以前的鳳鳥多以單體形象表現，應該是鳳鳥氏部落的符號，並具有某種特殊意義。如鳳鳥氏為歷正(掌管曆法的官)；玄鳥氏,司分；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等等，眾鳥部落蓋以職事為氏而命名。即使後來的商代婦好墓出土的玉鳳形象、風格與新石器晚期石家河文化的玉鳳基本相近，明顯受其文化琢玉工藝的影響。石家河文化遺址出土的玉鳳，頭飾高冠，曲頸、挺胸、展翅身軀彎曲，首尾相連成環形，鳳喙尖長，圓眼，身上裝飾著豐滿的羽毛，翅上雕三條等距離長勾線條，長尾羽有分有合，內卷至首，整體光滑圓潤，生動自然，別具一格。比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大尾玉鳥更加誇張而寫實，與龍山文化玉鳥有一定的紋飾傳承關係。
我國的象形文字的先河，是一種更具體更原始的圖畫符號。象形文所描摹的是自然實體。古字鳳的寫法有很多，但都是以鳥型為特徵的。
楚人尊鳳的思想意識的強化，是相對其他諸侯國崇龍社會意識而言的。但春秋時期的楚文物中，鳳的形象卻變得較為少見，楚人“尊鳳”的盛行，大致是在戰國時期。這一史實的變化在玉器上尤為突出。為什麼在龍鳳文化中，春秋楚文化鳳少的現象，卻獨給後人流傳出“楚人尊鳳”的傳說，而不是其他族人?並且同是楚文化，為什麼戰國才盛行“尊鳳”?其內在原因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並且對現在市場上流行的許多贗品的識別，有著歷史紋樣斷代的科學依據。
楚人尊鳳是楚國政治擴張的需要
《楚辭·九歌》中的諸神昇天，都是乘龍而去，不是駕鳳而行的。如大司命是“乘龍今消期，高馳今沖天。”又如湘君是“駕飛龍今北征，疽吾通號洞庭。”可見春秋楚人崇龍的認識，是被後來“楚人尊鳳”的政治需要，而慢慢有所掩蓋了的。出土的實物如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上，畫面中一位男子乘龍昇天的形象，足以說明楚人在歷史上不僅“尊鳳”，而且也崇龍。
楚人的族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楚是周王朝的異姓國，一開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視，中原諸國使節個個傲慢無理。甚至在諸侯盟會上，都沒有予楚國盟的資格，連席位也不給楚國元首熊繹留一個。這必然激怒楚人決心與周王室和中原各諸侯的抗爭意志。楚人為日後地域擴張出師之名，必先在傳統意識上來個大變革。這個就是楚人尊鳳的社會基礎。
楚國藝術在東遷的過程中與多邊異裔藝術融合而脫胎換骨。周王室尊龍,楚人偏要吸取遠古異族人也遵從鳳鳥崇拜的精神，而獨號尊鳳。並將其遠祖祝融是百鳥之官、鳳鳥的化身，作為同化多邊異裔關係的政治手段。這就是楚人尊鳳的政治需求。
正因為它的族源是開放性的，所以美不勝收的楚藝術也是多元的。楚國藝術的主源是中原商周藝術，但從許多出土資料中可以發現，楚人長期以來師夏師夷、以夏變夷，創造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荊楚文明。致使楚人尊鳳而不貶龍，既“尊鳳”又崇龍。楚國的先民們經歷了對鳳和龍的崇拜，以“心中之象”開啟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真正“龍鳳呈祥”的文化濫觴。民間一般認為“龍鳳呈祥”的圖案是唐宋開始流傳的，楚文化的“尊鳳”又“崇龍”的史實，將為民間許多傳世古玉提供有力的歷史史料斷代依據。
楚人對鳳的祟拜歷史淵源流長，在我國原始社會的中晚期就已有傳承，至戰國時期的大舉盛行，最終形成了“楚人尊鳳”的社會政治行為。如果沒有先行的商周中原藝術的引導和楚國與邊裔藝術的薰染融合，楚玉藝術是不會有震古爍今的輝煌成就。
春秋楚玉中緣何龍多鳳少
不過，有個文化現象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婦好墓出土一件玉鳳負龍佩，玉鳳作站立狀，頭上鳳冠似兩蘑菇角並排，三齒爪下有祥雲，玉鳳揹負一獨角龍作踩雲昇天狀。這個和故宮博物院藏西周中期的玉龍鳳紋佩，在紋飾傳承上有一定的聯繫。都是龍在上鳳在下。這樣的合雕象生器具有一定的圖騰色彩遺留。1992年山西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龍鳳紋玉柄形飾上，鳳鳥紋作側身立姿，與卷鼻“臣”字形龍目呈上下相背之狀，雖然龍盤曲在鳳鳥的下方，實則是一龍一鳳側身紋飾的首尾呼應結構。由此不難看出與商周時期的龍在上鳳在下紋飾發生了過渡變化的關係。
而到了春秋晚期，太原金勝村晉卿趙氏墓出土的玉龍鳳合體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不再是上下的結構形式，而是承接西周後期雙身咬尾龍的左右頭尾相顧結構，是一種具有地位平等的寓意結構。這種上下結構向左右平等結構的變化過程，表現的不再是神權意識。而是強調合雕象生玉器中龍鳳都是地位平等的主體紋飾。究其主要原因，是春秋晚期周室的衰落，社會動盪禮崩樂壞，各諸候的僭越活動激烈所致。過去代表上下君臣尊卑關係的象生合雕玉器，被龍紋虎佩、龍鳳紋佩等主體紋樣合雕所取代。這種左右平等結構的龍鳳玉紋飾在時間上，正好和“周伐楚，楚東遷”的時期較為吻合，周昭王攻楚敗亡，此後，周王朝由盛而衰，許多“姻親之國”紛紛爭雄稱霸。《左傳·昭公十二年》“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這種建立在與周室“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基礎上的主從關係，反映在當時依然將玉器視為禮器的政治社會環境下，當時的王權結構中，既強調了統治者的王權意識，也提高了眾姻親國原鳥族部落氏人的社會政治地位。為後來春秋爭霸提供了分權爭雄的政治土壤。
這個時期的龍鳳紋飾的結構變化，是發生在中原商周文化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後來的楚地。此時的楚國選擇了先在長江流域確立一強國地位，然後再北上與其他諸侯爭雄的策略。這個時期的楚國因戰事不斷，依然保持著周天子封地建國初期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銳利開拓疆土之精神。無意在藝術品上追求太多的與中原異化的形式東西。但在實際的軍事上的多年征伐過程中，同時也為後來的戰國時期的楚文化，帶來了文化多源性的交流空間。
崛起的楚國，是在臣服商周的同時，又與商周王朝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挾天子以令天下”的“霸主”角逐，至第八代國君熊渠時，試封三個兒子為王，企圖僭號稱王。楚莊王即位後，“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政治上的蓄意磨鍊意志終成霸業。而在此處所用的比喻上，恰恰用到了鳳鳥的精神形象。楚國的鳳鳥精神常常藝術性的表現為，幾條龍拱衛盤繞於鳳的身上，或者一隻鳳鳥大步前行，追逐著一龍，而龍卻已示弱，並作反身躲避的態勢。
也就是這段時間開始後，如信陽長臺關M1出土玉器和平糧M16出土玉器，以及長豐楊公M2和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楚國王室貴族用玉，都較異姓貴族和封君貴族們所使用的佩飾好。不僅質地高，而且體形大，琢工精細，厚薄均勻，光潔無瑕，形制規整。龍與鳳的形象則更多為組合式，可謂千姿百態，表現出龍、鳳的多情多意，一改春秋楚玉中龍多鳳少的現象。從這些出土楚人佩玉的服飾文化中，如從玉佩的種類和結構上分析，能清晰地判明墓主身份的不同。這正符合戰國時期楚人的“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下有貴賤”的古禮制度特徵。
據上述現有的考古材料看，楚人對鳳的祟拜歷史淵源流長，在我國原始社會的中晚期就已有傳承，至戰國時期的大舉盛行，最終形成了“楚人尊鳳”的社會政治行為。如果沒有先行的商周中原藝術的引導和楚國與邊裔藝術的薰染融合，楚玉藝術是不會有震古爍今的輝煌成就。鳳鳥作為一個超越其歷史自身的整體精神形象，在楚人的眼中以某種特殊價值現象和文化符號，在“撫有蠻夷”“以屬諸夏”的楚人氣魄中，蕩氣迴腸。使得戰國時期的藝術品，充滿了龍鳳藝術的精華，也顯示楚文化中邊裔藝術的多姿多彩。形成了後來的楚文化意識中“楚人尊鳳”的自強不息精神內涵。為我們的玉器鑑賞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和斷代史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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