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進取御邊到平涼會盟,唐德宗對吐蕃政策為何在韓滉死後轉變?

所謂時勢造英雄,古今中外,歷史的發展自有其大勢所趨,非個人的力量所能抗衡。但以辯證的歷史觀看,英雄也可以造就時勢。

在中國古代漫長的封建歷史上,名臣賢相數不勝數,但是以一己之力改變一個大一統王朝對外政策的,卻也不多見。

從進取御邊到平涼會盟,唐德宗對吐蕃政策為何在韓滉死後轉變?

圖丨文成公主

唐代安史之亂後,德宗時期的韓滉,就是這樣一個扭轉乾坤的英雄人物,他不僅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更關鍵的是,幾乎以一己之力威懾全國各路軍閥,系天下安危於一身。他的死,直接影響到唐德宗對外的防禦政策,在佔據優勢的情況下,不得不與吐蕃會盟。

從進取御邊到平涼會盟,唐德宗對吐蕃政策為何在韓滉死後轉變?

韓滉集將相大權於一身,以自身的財稅能力和麾下鎮海軍的強大軍力,震懾國內其他軍鎮,使得唐德宗有能力在吐蕃侵犯時採取強硬對外政策

宋代文人歐陽修在他修訂的《新唐書·韓滉傳》之中,有這樣的記載:

“韓滉,字太沖,性強直,明吏事。”

能夠在正史之中單獨有自己的傳記,韓滉對於歷史的貢獻自不用說。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下,韓滉以其出色的才能和威望,在中國古代這個講究集體,忽略個人的社會之中,幾乎以一己之力保證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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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韓滉畫像

安史之亂後,在郭子儀哥舒翰等大將的扶持下,大唐皇室重新登上了權力的巔峰,國內的局勢似乎也變得和平起來。

然而在看似平靜的表面上,隱藏的是五代十國時期動亂的先兆。中央朝廷的懦弱,經過安史之亂的打擊,被各地軍鎮看得清清楚楚。軍閥割據的局面已經在事實上形成,只不過礙於唐朝享國三百年的歷史,在民間還沒有形成改朝換代的契機。

換句話說,老百姓還沒有徹底到過不下去日子的時候,唐朝李氏天子的概念也深入人心,造反是沒有前途的。雖則造反不成,但軍鎮割據卻已經由來已久,唐朝鼎盛時期執行的對外積極拓邊的邊防政策,使邊關各大將手中掌握著兵權政權,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對中央政府聽調不聽宣的割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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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唐末軍鎮割據

而這個時候的韓滉,也可以算作是割據軍閥的一部分。《舊唐書》記載:

“建中二年(781)六月,“以浙江西道為鎮海軍,加蘇州刺史韓滉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充鎮海軍節度使。”

在鎮海軍節度使任上,他編練新軍,使得鎮海軍成為當時藩鎮中軍容鼎盛的隊伍,《舊唐書》記載:

“及建中年冬,涇師之亂,德宗出幸, 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

但與其他軍閥不同的是,在擁有了割據的實力以後,韓滉並沒有選擇成為當地土皇帝,而是依然忠於大唐王室,也就是當時的中央朝廷。並且在此基礎之上,以本身強大的勢力對周圍其他軍閥形成壓制作用,迫使他們也不敢太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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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韓滉文苑圖

《資治通鑑》中就記載了一段當時韓滉威壓淮西軍閥王韶的故事,當他得知王韶欲“自為留後,且欲大掠”之後,寫信告誡王韶:

“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

其後韓滉入京為相,但鎮海軍節度使的官位並沒有被罷免,形成了將相集於一身的獨特地位,並藉由自己的地位,帶動當時另一個軍鎮大將劉玄佐一同進京。如此一來中央朝廷等於同時掌握了兩大軍鎮的兵力,又有韓滉這個財稅高手打理財政,可謂是兵精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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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唐德宗李適

此時,吐蕃趁著當時國內大亂剛平,實力不足的的現狀,屢次犯邊,掠奪人口財稅。於是韓滉上書,極力主戰。唐德宗在韓滉的力挺之下,也就同意了對外進取御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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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滉病故,以他為紐帶的國內統一力量轟散,各路軍鎮隨時可能造反,國家主要矛盾由外轉內,迫使唐德宗不得不在優勢的地位下與吐蕃談和會盟

通過前文不難看出,德宗時期的唐朝中央王朝,實際上境況非常不好。在外有吐蕃等外部勢力的侵擾,在內國內藩鎮割據,又剛剛經歷過安史之亂的泥淖,百姓根本沒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在這種情形之下,韓滉帶著鎮海軍節度使入朝,以及被韓滉個人威望和威逼利誘雙管齊下,拐帶進朝廷的宣武鎮節度使劉玄佐一同進了朝堂。從原本潛在的割據軍鎮,變成了中央王朝的有力守護者。

當時的唐朝,財富重地在東南,各路軍閥卻在中原或者是邊疆。韓滉和鎮海軍地處於東南和軍鎮之間,不僅震懾軍閥,使其不敢亂動,更是保障了唐朝東南財富通過漕運進入長安洛陽的運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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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唐朝東南財源補給箱線

打仗靠的就是軍隊和錢,軍隊有了,財稅來源也有了保障,朝廷對外政策,自然就有了強硬的底氣。

可由此也不難看出,這種底氣不是來自於朝廷本身,而是韓滉一力經營之下的產物。等到韓滉一死,強大的鎮海軍集團失去了統領,立刻從朝廷的擁躉,變成了軍鎮勢力的一部分。

被韓滉帶進朝廷的劉玄佐更不用說,本來勢力還頗為強大的中央政府,頓時失去了軍事上的支柱。財稅方面,不同於韓滉傑出的財政能力和胸襟,其繼任者不僅沒有韓滉的能力,而且還因為私人的恩怨互相扯皮,嚴重損傷了當時中央王朝的財政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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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韓滉的死讓鎮海軍集團淪為軍鎮勢力

《資治通鑑》記載:

“初,竇參為度支轉運使,班宏副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參無歸意;宏怒。 司農少卿張滂,宏所薦也,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

作為國家財政主管的度支轉運使和副官不合,為了權力互相敵視,為此培植黨羽,如此局勢下,財政能好才怪。

綜上,韓滉一死,唐德宗不僅失去了強大的軍事力量,在經濟上也同時陷入困境。此時唐朝社會的主要矛盾,就迅速的從國內國外的矛盾,轉移到了國內中央政府與軍鎮之間的矛盾,沒有了韓滉的鎮海軍震懾,各路軍鎮隨時可能造反,安史之亂有可能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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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安史之亂軍鎮割據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唐朝對外政策突變,也就是必然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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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滉死後唐朝對外政策的轉變,體現出的是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家管理體系崩解的實質,中央王朝的運行只能依靠傑出人物的個人魅力,這種“人治”註定無法長久

從當時的影響來看,韓滉死後,唐德宗儘管迅速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求儘快的將鎮海軍收歸國有,減輕韓滉之死給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從其後局勢的發展來看,顯然是收效甚微。

《資治通鑑》記載,韓滉病故後,唐德宗立刻下詔:

“分浙江東、西道為三:浙西, 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觀察使以領之。”

實際上,就是將曾經隸屬於韓滉的鎮海軍分散,以求收歸國有的辦法。但這樣一來,不管成效如何,實際上將原本在各軍鎮之中實力領先的鎮海軍戰鬥力瓦解了,不足以震懾其他軍鎮,從而加速了唐朝中央政府統治區域被蠶食的過程,並最終導致了唐朝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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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唐朝軍隊

從對後世的借鑑意義來看,韓滉生前和身後,唐朝對外政策迫不得已的迅速轉變,至少證明了一個道理。

當國家行政權力的體系被破壞之後,如果不能迅速的重建統治體系,而將天下的安危繫於一個傑出的人物的話,這種權力體系是極不穩定的。要麼就如同西漢末年的王莽,篡權奪位;要麼就算這個人如韓滉一樣,才能蓋世,也對朝廷忠心耿耿,但一旦有個意外,國家將有一次陷入糜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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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王莽畫像

再往深了說,就是“人治”永遠不如“法制”,這並不是說“人治”的效果一定不如“法制”好,實際上法力不外人情,單純的依靠固化的體質或者法律來解決問題,當然也會有種種缺陷,但其有一個不能被忽視的好處就是延續性。

即體制內,個人的存在不會顯得那麼重要。體制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讓統治機構有一個底線存在。依靠英雄人物來力挽狂瀾,或者說靠著賢明的君主,傑出的大臣來統治天下,固然好的時候會很好,但爛的時候,也會很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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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唐朝統治機構

更重要的是,以韓滉為例,一旦傑出人物死去,那麼國家政策就很容易出現反覆,因為人跟人是不同的,就算雙方都是忠臣義士,其執政理念也不盡相同,人亡政息幾乎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情。

顯然,這樣對於國家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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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上,唐德宗時期對於吐蕃等外部勢力前後不同的應對政策,跟韓滉這個傑出的歷史人物有著相當大的關係。因為其系天下安危於一身的特質,在韓滉活著的時候,大唐就兵強馬壯,經濟也能保障邊防政策的穩定。

而韓滉一死,那些以他為紐帶的各路勢力迅速瓦解,唐朝中央政府的主要矛盾一下子從外部矛盾轉移到了內部,對外政策也不得不隨之改變。

通過這段歷史事件,我們現代人至少能從中看出古代“人治”不如現代“法制”的原因所在,一個健全的國家體制固然會存在種種問題,但至少能保證國家的安定繁榮,而這,又是一切內外政策的基礎。

參考文獻:

《新唐書》

《舊唐書》

《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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