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儒学因全真教的盛行以及理学的北传处于失重状态。儒学不受重视, 科举制度荒废使得元初的儒生处境极为恶劣，儒生的存亡直接关系到儒道的兴衰。面临此种困境，元好问深感要维系儒道与坚守士道。他的守“道"主要体现在维系儒道与对士人独立的坚守两个方面。
金朝时期，整个国家社会已经最高统治者都崇尚儒家文化，以儒家文化治国，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金朝的崇尚儒家的政策制度以及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金朝走向灭亡。
一．金朝为什么实行崇尚儒家的文化政策——以元好问来论述
1.金朝盛行儒释道“三教合一”政策
金朝盛行儒释道“三教合一”政策，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道教在金朝获得新生意义并一度打破三家势力均衡的状态成为主导性角色。传统中国一贯以儒学为主导，旁釆佛、老 的局面在金朝出现逆转。
迄于金亡，道教的势力已经蔓延到足以染指士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中的很多都皈依道教，金末元初，特殊的环境再一次成就了道教的盛况。元初统治者把儒学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而视之，儒教的主导性地位逐渐丧失。
加之程朱理学经赵复作《传道图》《师友图》《希贤图》等书，开始在北方传播，传统的儒学开始渗入理学的观念与思想，这是坚守传统儒家思想理念的元好问等人所面临的艰难环境。
“吾道” “吾儒”“圣道"也成为元好问此一时期创作中频繁提到的字眼，表现出他对儒学命运不可测的紧张感以及致力于恢复儒道的信念，如何复兴儒道是摆在他面前的艰巨任务。
金朝女真文
元好问在入元时期的诗文创作，有一些关于全真教的议论，在他的描述中，明显感觉到他对全真教在当时的盛行颇为不满。然而，虽然元好问对佛教寺庙的兴建也有不满，但是他本人对佛教还是有所保留，他的诗文唱和集中体现出他与某些僧人的密切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元好问对这些人所称道的是他们杰出的文才与清心寡欲的品格，元好问似乎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僧人，更多的是当成知己、友人。相比于佛教，元好问更为忧虑的是全真教的侵入。
早在赵秉文、李纯甫时代，儒学地位就己面临全真教的威胁。与此同时，日趋高涨的儒学自觉使得具有同样忧虑的金代士人聚集起来。他们己经不满足于儒学在三教中的衰落地位，急欲尝试打破三教之间原有的殄域，建立起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信仰秩序。
在金代统治的最后二十年中，由于对金朝统治及僑学命运的担心，士人群体内部的“
儒学认同感"极大増强。在金朝，“吾道”作为表达士人认同感的话语屡屡见诸时人之论著中，显示他们所急于建立的当为某种共同的政治理想或道德原则。而在晚金思想复兴的领导人赵秉文看来，所谓的“吾道”己内化为士人试图重建政治、思想秩序的动力。他倡导的是儒家思想体系在国家政治秩序中的主流地位，儒道是大中之道、圣道，是其他思想流派无法比拟的。赵秉文对儒道的宣扬对元好问等金末士人产生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金朝的儒风。
赵秉文的努力体现了士人对儒道的坚守，这也是元好问等人所致力的方向。如今混乱的时局以及儒教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令元好问有着与前辈士人同样的忧虑。
2.统治者发挥“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之说
皇统八年左丞相宗贤等建议“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金熙宗马上反驳广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本国人”专指女真族广诸色人”包窝汉在内各民族。这是政治路线上两种不同主张的斗争。
宗贤等从女真人角度出发，强调使月本族人,显得狭隘保守;熙宗从才能层面着眼,不分族别量才使用,显得开放布展。熙宗反对宗贤等使用的理论有二，其一，坚持儒家民族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臣子”与“兄弟”虽有区别，但前者属政治用语，其义不差。
其二广疑人勿使，使人勿疑”源于《尚书•大禹谟》“任贤勿贰”和《诗经•悠高》“任贤使能”， “疑” 与“使”理论当是前一理论在用人上的延伸和具体化。
其后，不仅“州郡长吏”广用辽宋降人和通过科举选拔的“诸色人”，而且“诸色人”进入了中央决策机构任宰执。契丹降人箫仲恭于天会末任尚书右丞，皇统初拜平章事，继之为尚书右丞相，“拜太傅，领三省事”命。汉人刘筈于皇统间为平章専，亦属宰相。这种做法，加强了国内的统一。
3.不狭隘的民族观的影响
世宗对科举从多方面加强，使之走向鼎盛。海陵王时期仅设词赋和律科，世宗又増加了经义科。天会、皇统间的录取人数时多时少不稳定。
海陵王时，录取者一般不超过六七十人。然而世宗于大定四年，令“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二十五年再次下令:“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历代取进士都有数量限制,然而世宗竟然两次下令不限人数。
大定二十五年以前，每次录取最多才400余人，二十八年竟录取586人在金朝管辖的半个中国。一次录取这么多进士，在科举史上也是罕见的。大量汉、渤海，契丹等士人，通过这条道路纷纷走入了政界。
世宗努力履践各民族均可参与政权的政策，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世宗也在加强儒家民族观中的开放性、整合性。尚书左丞唐括安礼是位政绩卓著的備士，在民族关系上劝谏世宗广圣主“
博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有一次,他回答世家询何时格外强调广猛安人（指女真人）与汉户，今皆一家, 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安礼的儒家民族观相当开放和包容，反复强调備家的“一家”说，甚至将“国人”的范围由单纯女真族扩大别国内各民族。
世宗虽有时反驳,但宏观上,还能理解乃至认同,与熙宗、海段王不同的是，他多强调些女真族的主体地位,但这并不狭隘。
二．儒学与金代社会演变
有金一代，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儒学的传播与金代社会的演变紧密相连。近年来，学术界就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儒学与金代治国方略。董克昌撰文指出，金朝统治者虽然崇信佛、道，但儒、佛、道三者的地位并不相同， 儒家居于独尊地位，尊孔崇儒已成金朝国策主体思想的儒家化，使尊孔读经渗透到金朝政治领域各个方面，政儒合一成为金朝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時。
穆鸿利认为，金朝统治者在为政指导思想上常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有金一代，从熙宗到哀宗一直把尊孔崇儒作为国家大事，从未中断，尊孔崇儒对金代女真文化的突变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缩小了女真人与其他先进民族之间的差距，促进了女真变夷从夏的汉化过程。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封建思想和儒家经典广泛传播，女真族文化水平空前提高，最后，在尊孔崇儒的影响下中原文化与女真文化双向渗透，大大推动了北方诸民族的融合进程。
在金代尊孔崇儒的具体措施方面，学术界研究颇多。张志勇详细研究了金世宗的宽仁治国思想,认为这一思想主要表现为：崇尚儒学，礼法结合；劝农力田，与民休息；整饬吏治，赏罚分明；任人唯贤，德才并重等。
在宽仁治国思想的指导下，金世宗适应当时金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孟古托力着重分析了儒家思想対金代民族观的影响。
认为熙宗皇统年间制定“崇儒重道”基本国策以后，儒治得以全面展开，儒家民族观得以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金朝以“
天命”自视，以“正统”自许，以“大一统”自任，以“三皇五帝四王”为尊，从而令儒家民族观的开放性、整合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时，其保守性、排他性得到了有效抑制、刘慧宇撰文指出，儒家思想是女真社会変革的思想基础，随着专制皇权的建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女真社会意识的主流，明显表现就是社会上大兴尊孔崇儒之风。
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金代封建专制政体得到巩固，封建礼乐制度、法律制度、科举取士制度逐渐得到完善”。
三．金朝的灭亡原因
儒学传播与金朝兴亡。自元世祖提出“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疑问以来，史学界就女真是否亡于“儒”聚讼不断，直到今天仍然时常引起热烈的讨论。
张晶撰文分析了金代女真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轨迹，指出从熙宗到章宗，由于统治者的率先垂范，女真人的文化心理发生了普遍性变化，而女真人赖以起家的纯朴勇悍的民族精神也伴随着对中原文明的耽溺而渐致漸泯。
从纯朴勇悍转向儒雅文弱，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一方面适应了女真封建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加速了女真王朝的没落富。李禄峰、蔡东洲撰文指出，以学习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汉制改革给女真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令女真人失掉了民族特色，其二，加速了女真的灭亡，刘浦江认为，所谓 “金以儒亡”是说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其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而不是说金朝亡于儒生之手。
认为女真人的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他们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从而使这个一度生气勃勃的民族最终走向衰落。
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气宋德金撰文认为，儒学误国说不仅与历史实际不符，而且在理论上也十分有害。
四．金并非以儒亡
儒学不应是金国覆亡的根源，就金朝后期的一个严重社会弊端——吏治而论，也否定了儒者、儒学误国的说法。此外，宋德金认为，那种认为女真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及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金朝中后期以后，女真懒惰奢靡作风的养成和尚武精神的销蚀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一存在是否即女真汉化的结果？或者说女真汉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客观存在？这些问题尚待考察。
参考文献：
《尚书》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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