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王旭說畫史：清代樸學對中國三百年畫史的影響
故宮學院中國畫研究院學者、《崔如琢評傳》作者王旭
似乎清初樸學家黃宗羲、王船山、顧炎武留給後世的學術思想就是在《春秋》、《易經》等先秦經典處重新審視固有文化、固有價值，給中國社會變革尋找新的思路和合理性。康有為是這種尊古與變通的極致者，他的新今文經學理念支配著其變法思想，推動了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後來，現代思想界樂此不疲，繞開宋明心性之學，越古越尊，以史實為據，熊十力的《原儒》、《新唯識論》、《體用論》，徐復觀的《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中國藝術精神》、《石濤研究》、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等學術研究著作自然而然的誕生了，對中國的學術、文藝發展起了思想、精神上的引領作用。
藝術史之變是文化思想史變遷的一部分，當哲學思想每發展、前進一步，藝術往往伴隨之。仔細琢磨近三百年繪畫發展歷程，以陳洪綬、“揚州八怪”、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伯年）為主流的風俗、道釋人物畫，以清初“四僧”（石濤、八大、漸江、髠殘）脫俗的道釋寫意為本，大成於吳昌碩、黃賓虹、齊白石、潘天壽、傅抱石、張大千、李可染、李苦禪等的金石寫意花鳥、山水畫，毫無例外順應了據於現實、超脫當下的思想史之變。
放眼這三百年的繪畫發展趨勢，尤其山水、花鳥，在筆法上崇金文、石鼓、篆隸碑刻，墨法上尚濃墨、焦墨，追求渾樸華滋效果，境界上向無拘無束的老莊靠攏，一切都是思想史的發展必然。人物畫更為激進，學術思想方面的現實關切、移風易俗訴求，全用通俗易懂、淺近的道理表現了出來。如黃慎的乞丐畫題材、任伯年的僧人屠狗場面、徐悲鴻的《愚公移山》、蔣兆和的《流民圖》等都在訴說和表達一種觀點和立場。
總而言之，這三百年的繪畫思想是複雜的，除了學術，還有畫家本人的對歷史、政治的思考在裡面。以一言蔽之，依於儒，遊於道釋是藝術家的處世與從藝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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