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馬勇，男，1956年1月生於安徽濉溪縣。1973年入伍當兵，1977年至淮北煤礦當掘進工，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術學校，1979年考入安徽大學歷史系，1983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1986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99年晉升為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等研究員，河南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校教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等。
本文為作者馬勇於2011年6月24日在國際關係學院學術交流中心做的講座，題目是：辛亥百年溫情回望：一個王朝的隱退。主辦：《文史參考》雜誌社。官媒人民網等刊登了自此演講。
謝謝主持人，也感謝各位大熱天跑過來聽我講這個題目。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2011年），去年出版社約我寫一本辛亥革命的書。在這之前幾年，我出過幾本關於晚清歷史的，《1898年中國故事》、《1900年中國尷尬》，這次寫的是《1911年中國大革命》。
我們過去對晚清的看法有很大的偏差，這100年來，我們的歷史敘事，基本上是按照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國民黨這樣一個歷史走下來的。我們看晚清歷史的時候，清政府一定是腐敗的、賣國的、反動的政府，革命黨一定是好的，改良主義者，像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很值得同情的。
其實這個歷史，我們過去從民主革命一直走到今天，這60年，甚至在在更長的時間，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不是一個歷史的真實。這些年我對這段歷史做了專門的研究，想探討如何最大限度地去接近歷史的真實。那麼我就覺得，我們可能受到兩個方面的誤導，第一個方面是康有為、梁啟超對晚清的想象。
康有為、梁啟超是1895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以後衝出來的新興的力量，代表一種改革的、向上的力量。他們1895年公車上書呼籲朝廷改革，維新變法，但1898年被鎮壓了，這個是很悲情的故事。我們過去沿著這樣一條線索來講，認為康有為、梁啟超很值得同情。但是這個故事並不真實，他們的事情肯定也不是那麼簡單。那麼清廷當時對這個問題也爭論，他們流亡海外十幾年，一直到辛亥革命的前夕，康有為、梁啟超都沒有被允許回來。人們對他們有一種道義上的同情，特別是清朝歷史結束以後，進入民國，清政府的話語更是徹底消失，沒有人再為清廷說話了，康有為、梁啟超所講的悲情故事，也就在我們印象當中越來越深，這個是我講的晚清建構當中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方面就是孫中山和國民黨所告訴我們的晚清的故事。孫中山領導了中國的民主革命。最早大概從1894年開始，他就意識到中國應該走上一個推翻滿清的異族統治，重新建立一個漢民族統治的國家。孫中山給我們描繪了晚清歷史另外一個場景：所有的改革、所有的變法，雖然在康有為、梁啟超覺得是正確的，是值得支持，但在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看來，都是不值得支持的，都是假的。這一點，對我們的影響也是非常深的。
所以，我們過去講到晚清1906年預備立憲的時候，我們所用的價值判斷，基本上都在延續著孫中山的一個判斷：清政府是腐敗的，根本不要指望著改革，改革是沒有希望，只有推翻它。我們接受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話語建構。
從孫中山鬧革命到現在，100多年過去了，從理論上來講，我們已經和那一代人完全沒什麼關係了，我們完全可以很公平地看待這段歷史。我這些年的研究，總是想最大限度地挖掘晚清時的現狀，不是要講好人壞人那麼分明的階級鬥爭的歷史，而是講晚清時期的本來面目，這個是我總體的想法。今天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也不可能全部展開來說，今天我主要還是講辛亥革命，講晚清歷史最後的結束。
我個人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我想講辛亥革命是怎麼發生的；第二個我想講辛亥革命發生之後是怎麼處理的。第三個是辛亥革命的最終結果，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第一個問題，辛亥革命是怎麼發生的呢？
辛亥革命的發生在過去的歷史敘事中被講成是歷史必然，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從大歷史的層面來看，中國從2000年的帝制，最終要走向共和。特別是法國大革命以後，法國給全世界傳達了一個引導性的觀念，那就是帝制一定會終結、民權會興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日子一定會到來。所以說法國大革命後，中國人經過100多年的思考，很可能會走上民權的過程。如果當時清廷的政治改革當中，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不是出現幾個偶然性的問題的話，可能辛亥革命不會這樣發生。它也許未來會發生，但是不會在1911年那個時間發生。
本來在1911年之前，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已經是有條不紊地在進行。1906年，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宣佈了立憲的日程表，要從1906年開始，達到日本君主立憲的水平。1906年之後，每年做什麼，怎麼做，清廷都有一個很好的日程安排，到了1908年，清廷就宣佈了《欽定憲法大綱》，這表明中國一定會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當然，我們過去的革命敘事都說這個是假的。為什麼是假的？過去我們說的最多的是慈禧太后根本不想約束自己的權力。但100年之後我們不能這樣理解，畢竟體制性的變革不是兒戲，這是國家根本制度的變革。我們看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它已經指明瞭中國發展的方向。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4小時之內相繼死亡，但他們並沒有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緊接著就是攝政王和隆裕皇太后接受了這種政治變革。1910年中國的政治改革，是按部就班地走，中間發生了國會請願運動，這個時候清廷只是把9年立憲調整為5年，也就是說到1913年的時候，也就是後來民國二年的時候，中國就應該走上憲政的道路。
清廷的政治改革所導致的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革命的希望一點點地都沒有了。我們過去講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是經過數十次的武裝起義、武裝暴動，用暴力革命去推翻清政府。但是我們現在去看，孫中山的武裝起義基本上在兩廣，離清政府的心臟——北京遠得很，那種暴力革命只能起到振動性的作用，不可能從根本上推翻一個強大的政權。
到了1911年的春天，隨著清廷政治改革按部就班地走，革命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孫中山在1924年的時候，把黃花崗起義講成是革命的高潮，其實我們現在看來，黃花崗起義實際上是革命最後的機會。當時孫中山他們在東南亞，在策劃黃花崗廣州起義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如果這一次還不能打開某種局面的話，可能革命就再沒有機會了。為什麼呢？因為清廷的立憲，按部就班地走，把原來許多對朝廷失望、加入革命的人都拉回來了。中國人也好，還是其他國家的人民也好，總體上來講，沒有誰是天生的革命者，只要統治者有一點點改革的誠意，人民都不會去革命。中國歷史上發生的農民起義、大革命，都是到了不得已才走向革命。所以，清廷主動的政治變革，就把原來許多革命者拉回來了，這個叫回歸主流社會，參與政治變革。當時最激進的劉師培、章太炎等人，都在1906年、1907年、1908年相繼迴歸到改革的陣營。1911年春天的時候，中國社會變革的主流就是君主立憲。這個時候政治變革發生問題了。黃花崗起義是3月29號開始，3月30號就結束了。清廷的立憲步驟規劃當中是1911年的5月8號宣佈第一屆責任內閣，這個是在清廷預備立憲清單當中開的很明白。第一屆責任內閣宣佈以後，皇權就處在一種收束狀態，皇權還不能達到現在的日本，應該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就是君主仍然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但君主的權力已經受到了很大的約束，它有一個議會在約束著君主的權力。另外它有一個責任內閣，一個內閣可以經常倒閣，就是政府不行就倒閣，但是君主是名譽上的最高權力存在，表明一個國民的向心力，大家不要想著去爭皇位。大家能爭奪的就是內閣的首腦，像日本一樣，你爭奪來、爭奪去，爭的都是日本的首相，你不可能爭天皇的位置，這個就是君主立憲的好處。
清廷1911年5月8號宣佈的第一屆責任內閣，應該表明中國就此可以進入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但清廷宣佈出來以後，一下子輿論譁然，他宣佈了什麼呢？就是我們後來講的皇族內閣，這是什麼意思呢？當時第一屆責任內閣的名單是十個部，就是外務部、陸軍部等等總共十個部，這十個部再加上一個內閣總理，兩個內閣協理大臣，一共是13個內閣成員，這13個內閣成員中要麼是皇族，要麼是皇室，這樣是輿論不可接受的。為什麼呢？因為孫中山革命黨在過去十年當中，一直渲染的就是滿族人和漢人之間的衝突矛盾。在晚清很多年當中，清廷的政治架構是雙軌制，就是中央部院當中，大臣的構置是一個滿大臣和一個漢大臣，這次改革以後，廢除了滿大臣和漢大臣的身份差別，無論是滿族人還是漢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個部設立一個尚書，設立一個部長。可漢人一算帳說，我們在原來的雙軌體制下，三個總理大臣當中我們漢人佔一位，整個內閣層面應該佔50%稍微弱一點，但是現在新的改革之後，漢人只有四個了，滿族人和皇族人佔有9個，這樣使原來孫中山和革命黨在海外宣傳的滿漢衝突得到了證實。立憲黨人突然覺得很失望，這種組織構成對我們平民來講可能是無所謂，但對那種有可能參加內閣的人，那肯定是失望。
我們後來看到，民國建立之後，當過財政大臣，當過內政部長的，都是立憲黨很優秀的人物，但是他們沒有在責任內閣當中佔一席之位，像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等等，這幾人所代表的立憲黨人，他們對第一屆責任內閣變成了皇族內閣非常惱火。本來中國應該從這裡走向君主立憲，這個機會給錯過了，一下子輿論譁然，這是清廷的第一個失誤。
清廷第二個失誤就是，在責任內閣宣佈的第二天，他就宣佈了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政策，就是把鐵路幹線收歸國有。這件事情，在我個人的研究中，我認為有它的正當性，但時機選錯了。正當性在哪裡呢？我們知道鐵路在近代中國，傳到中國來很早，但中國人遲遲不願接受。過去我們解讀說是，不願意接受是因為一種保守的力量或者是一種什麼東西，我們研究後認為，它完全是一種需要嘛，就像我們今天的高鐵。高鐵的概念傳到中國也有很多年了，為什麼這幾天才能夠實現？因為我們過去不需要，我們過去人口的流動不像現在這樣厲害。現在的人口流動，據說全國出外打工的，不在原籍居住的，已經達到2億多人。在大規模人流的狀態下沒有高鐵肯定不行。晚清修鐵路也是這個道理。一八六幾年的時候，中國人就知道鐵路，但一直沒有修。當時在北京、上海也試驗了一段，很短的路程。什麼時候中國才開始需要修鐵路？是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過去我們講《馬關條約》很悲情，是對中國最大的傷害，把臺灣、遼東半島割走了，還賠償了大量的銀子。其實，當年對清廷來說，沒有這麼悲情。
《馬關條約》對中國最大的傷害是允許外國人在中國自由地辦廠、投資，允許外國商品用最低的關稅進入中國，外國人在中國辦的廠子，可以用很低的關稅流向世界，這一點對中國影響最大。但是過去不講傷害，不講這個問題。我的判斷也不是傷害，實際上把中國拉向了世界“一體化”的軌道，就是你又要開放，又要允許外國資本進來。對這件事，我不做價值判斷，我就講一個事實：從1895年，也就幾年的時間，很快地出現了大規模的鐵路建設和這種礦產資源的開採。鐵路建設和礦產資源的開採，都是有大量的外國資本進入，那麼在當時的鐵路建設中，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礦山開採出來了，外國的輪船到了中國口岸，面臨著物流，怎麼從內陸運送到沿海去的問題。於是中國就修鐵路，1895年修鐵路，朝廷沒有錢，但是朝廷有政策。晚清修鐵路就是這樣做，修鐵路朝廷拿不出錢，那就給政策，就是可以允許用外國資本、民間資本等資本介入鐵路里面。
這種修法從1895年到1903年的時候，鐵路建設就出現問題了，因為資金來源不一樣，用的技術就不一樣，全國路網的溝連就面臨著問題。另外，這個時候就發現鐵路是一個新興的、有利潤空間的產業，那麼後來中國的民間資本對這方面呼籲很高，怎麼樣也讓我們分一杯羹吧。1903年之後，我們過去歷史當中講，收回路權運動，這個就是允許民間資本進入。那麼民間資本對鐵路的進入和投入，這都是朝廷政策允許的。但是這個政策到了1910年以後就明顯看到它的弊端了，全國路網聯不起來。因為你用俄國人的技術，他們的技術全國不通用，還有德國的、美國的跟別的地方都不通用。現在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中國的火車到了中俄邊境，那就沒有辦法往俄羅斯開，因為技術標準不統一。
到了1910年，鐵路的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那麼怎麼解決呢？它就需要大量的資本，把原來的路權買回來，原來花了大量的資金修的鐵路由中央政府統一借四國銀行的錢，四國銀行相當於我們現在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時是很國際性的一個財團，一個銀行團。為什麼四國銀行願意借給中國呢？這個又和中國的政治發展和穩定有關。當時1906年到1910年中國的政治發展很穩定，四國銀行看好中國的市場，所以說就同意借給中國，你以後再分期還。當時很有名的財經專家盛宣懷，跟四國銀行達成一個協議，就是由他們出錢把全國的路權都買回來，然後建立統一的技術標準，統一運營。這個事情很好談，這個借款回來以後也不會虧待原來的投資人。當時盛宣懷跟廣東、湖北、浙江、湖南談的都很好。有些地方是籌集了錢沒有建路，沒有建路這個錢直接還回去就可以了，有的是已經修路的，這個也很簡單，用掉的錢就給補上，沒有用掉的退回去，保持一定的盈利空間。
浙江的其他地方都辦好了，最後剩下的就是四川。這個四川的故事我們過去100多年來，當時有一些保路運動下層的領袖，後來成為我們共產黨的領袖，像吳玉章和朱德，他們都參加保路運動，他們告訴我們保路運動是很正義的，是反對把中國的主權賣給帝國主義。但是現在我們看，這裡面有問題，問題在哪呢？為什麼到四川就談不妥呢？中央的決定怎麼就到四川出了問題呢？因為四川這件事情非常的特殊，四川集資，他是向農民，向四川人去攤派。他先成立一個“川漢鐵路總公司”，這個總公司沒有自己的本錢，就是四川政府也沒有投入什麼本錢，他就完全向四川7000萬人去集資，每個人交多少。他們集過來是800萬，這800萬要修路，這筆錢他們修的路到去年才通車。去年我們才通車的那段路，最危險的那段路，就是修路的成本最高，這個是歷史上最高的成本，200多公里到去年才修出來，當時死了很多人。當時川漢鐵路總公司想修這條路，800萬根本就不夠。這個錢集來了，路又不能修，怎麼辦呢？於是當時川漢鐵路總公司的人，把這些錢挪到上海炒股票。1908年橡膠的價格在往上走，他們買了橡膠股，但是到了1911年盛宣懷要收回股權的時候，這個股票是走下坡的道路，當時已經虧了一半了。當時盛宣懷去的談時候，說要補償，四川就說你要賠償的話，我股票不要了，你賠我800萬就可以了。但是盛宣懷肯定不願意補這個虧損。這就面臨著要把這個事情徹底抖摟出來，人民肯定不能原諒川漢鐵路總公司的負責人吧。從我們今天來看，這個實際上就是四川鐵路總公司去綁架人民，談判談不下來的時候，他們就讓人民成立保路軍，然後到四川總督府去請願。現在我們去看的話，當時真的有人在裡面挑動人民的這種情緒，就希望能夠流血，如果流血事情就鬧大，事情鬧大就可以掩飾挪用這筆錢的責任。100年之後我們再去看的時候，就很明白了，但是當時沒有明白。結果在四川總督府門前死了30多人，那些人就開始往裡衝，於是總督府的衛隊就開始開槍打。當然我們說，無論如何，你不能開槍打，你可以用催淚瓦斯等等，你不能用真刀真槍去打。他這樣一打的話，其實就是鐵路總公司這個事情的責任者，是最迎合他的心理，一下子把這個問題挑起來了。緊接著朝廷就命令鐵路督辦端方，從武漢就近調集部隊往成都去。我們過去講叫鎮壓，他帶了湖北的新軍去，形成了武漢地區的空虛。緊接著武漢的新軍在1911年的10月10號發動了起義。
這個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辛亥革命是怎麼發生的，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發生的，就是兩件錯誤導致的政治改革徹底中斷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辛亥革命怎麼應對？從湖北調的軍隊到成都去，還沒有走到成都，端方被殺了，武昌起義了。當時我們說武昌起義是革命黨的行為，其實這個百分之百的不是革命黨的行為，這個是新軍的行為。新軍是什麼？是朝廷的柱石，是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朝廷宣佈建立的一個新式軍隊，這個新式軍隊一開始是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後來張之洞在兩江總督任內臨時管理，在這個地方訓練了一個自強軍，袁世凱在北方訓練了一個新軍，袁世凱用的是德國的技術和教練來訓練的，這裡面細節很多了。
這兩支新軍，後來到了1903年的時候，清政府就決定重新建構中國的軍隊體制。當時中央成立的是中央練兵處，在它的規劃當中，是要訓練成36鎮，用我們今天的軍隊建制來說，就是36個集團軍的性質。36鎮當中有6鎮是中央軍，這個中央軍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北洋新軍6鎮，是袁世凱直接指揮的。另外30個，都是各省的地方軍，像我們講湖北新軍、太原新軍、雲南新軍，都在武昌起義之後，紛紛宣佈獨立，這個都是新軍乾的事。這表明一個什麼問題，他們都是朝廷的軍隊，為什麼此時在國家有難得時候，他們不去幫國家。我覺得這裡面最大的問題就是軍隊沒有走向職業化，用我們今天的話講就是軍隊沒有實現國家化。
他不是職業化的軍隊，當時的新軍訓練，我們本來在1895年建立新軍的目標，就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日本軍隊打敗了我們，我們好好訓練，十年之後就去報仇。但是後來他們訓練的時候，也沒有戰爭機會。軍隊進行的都是政治教育，除了練兵、表演、秋操，除此之外，沒有戰爭的機會，訓練的政治意識，是要忠於皇太后，忠於皇上、忠於朝廷，他就沒有說忠於國家。結果這些新軍的將領和士兵，新軍的士兵比我們今天的士兵文化素質都要高，因為他們當時召集新軍的條例我們都可以看到，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不能有不良嗜好，不能沾染這樣的壞習慣，不能吸毒，都是一些很正直的青年在裡面。這些人被訓練成憂國憂民的人。1911年5月8號的責任內閣，使他們覺得很惱火，覺得朝廷的做法不對。緊接著這個鐵路國有，也使軍隊的這些將領、官兵覺得不對，那麼他們就在考慮怎麼樣讓朝廷改革。所以說，武昌起義就是一個譁變，這是一個兵諫，像張學良扣押蔣介石一樣，用軍隊的力量要求朝廷改革。所以武昌起義發生之後，緊接著建立了湖北軍政府。湖北軍政府的口號並不是推翻清廷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還是要求朝廷進行政治改革，兌現立憲的承諾，把錯誤的皇族內閣改掉，調整鐵路國有化的政策。可能因為後來這個歷史被國民黨主導了很久，在國民黨的歷史當中，在表達這段歷史的時候就是什麼革命的力量啊，包括對黎元洪的醜化，說把他從床底下拉出來做都督，就是新軍的譁變和國民黨沒有關係，當然這個裡面有國民黨的個別人在新軍當中也有，但是並不是主導性的，主導性的就是新軍的將領們對國家前途的憂慮。武昌起義發生以後，我們看到朝廷的回應，特別是朝廷派的陸軍部尚書蔭昌去鎮壓。蔭昌到了湖北境內並沒有去打，為什麼沒打呢？因為南方的造反者並不是要推翻朝廷，只是要求改革。你沒有辦法打，更何況都是南北新軍，都是自己人，這是發生的最初的情況。
緊接著蔭昌處理不了，這個時候就請來了袁世凱。袁世凱出山，這件事情在過去歷史敘事當中，我們講的是袁世凱出來了，但是袁世凱是拿著朝廷去壓南方的革命黨，之後拿南方的革命黨壓朝廷，最後弄成他最大，欺負孤兒寡母，把大清王朝給滅掉了，把革命黨也滅掉了，把辛亥革命說成是袁世凱的陰謀。但是這幾年的研究，過去我們得到的故事完全不真實，因為我們不知道袁世凱為什麼重出江湖，我們不知道袁世凱3年前為什麼被打下臺？我們過去認為是因為袁世凱在1898年“戊戌政變”的時候，背叛了光緒皇帝。那麼現在的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死了，光緒皇帝的弟弟攝政王是趁這個機會公報私仇。這都是假的歷史，沒有這回事。光緒皇帝在最後十幾年當中，1898年之後，除了1899年他一年病休比較嚴重之後，其他時間都是很英明的皇帝，在主持朝政。
我們不要講其他檔案，我們現在只要看《清史錄》，這個記載是明明白白，他每天干什麼、說什麼都寫的很明白。但是我們過去相信康有為的想象，因為從道義上同情康有為。袁世凱在1898年沒有去背叛誰，因為他是大清朝廷的命官，譚嗣同找他去包圍頤和園，抓慈禧太后，他當然不同意了，所以他沒有背叛誰。後來他在官場上步步高昇，但是為什麼到了1908年被趕下臺，這個是兩宮死亡以後，中國王朝的政治特點，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到了1908年的時候，袁世凱是49歲，攝政王是28歲，一個28歲的人在主持工作，一個權力很大的大臣，當時袁世凱的職務是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張之洞就是軍機大臣，這種朝政是沒有辦法處理的，過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時候，最後一個新主上來以後一定會改變班底。改變班底的辦法無外乎幾種，一個是請辭、離開；一個是像和紳這樣的給處死、宣佈罪狀。還有就是沒有分量的，沒有分量的可以繼續工作了。我們看1908年袁世凱離開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這樣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袁世凱確實有病。袁世凱有病，我們過去不相信，袁世凱的腳病我們不相信，但是去年出版的《許寶衡日記》，這個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我們從那裡可以看到，袁世凱確實在那之前腿有病。我們過去不理解這個是什麼病，這個病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痛風。我的一個同事有痛風，他犯病的時候確實很痛苦。袁世凱在這個時候，以這個名義去休息也是一個理由。最重要的理由還不在這兒，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袁世凱主持的外務部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外交失敗。
我們知道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俄戰爭以後東三省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日俄戰爭之前東三省被俄國人1900年義和團運動的時候佔領了，到1903年的時候，中國人讓它還，它不還。日本人就說我替你打，後來日本人打俄國人，這個叫日俄戰爭。當時中國政府押寶是俄國人勝，中國政府宣佈中立，你們誰贏了我再去談。結果日本人勝，打贏了俄國，這使東北主權的問題更麻煩。日俄戰爭後，美國人在主持善後談判，中國想參加，美國沒讓中國參加，說你不是立憲國家，這件事和你沒關係，你是局外中立的嘛。這也是引導了中國所謂五大臣出洋和憲政改革。那麼這個問題仍然在1905年、1906年都沒有解決，到了1908年的時候，東三省的外交危機又發生了，國會請願運動就是因為東三省的外交危機。日本和俄國，他們原來是對手，後來達成妥協，就是分贓東三省的權益。更多的是，日本人和俄國人，拉著英國和法國，成立了一個“四國同盟”。日俄英法“四國同盟”把東三省給“肢解”掉了，讓他們來享受這個權益。
這樣，中國的外交就達到了一個非常尷尬的程度，對中國影響很大，人民就請願說趕快成立國會，趕快成為立憲國家，我們就有權利介入到這個事情。四國同盟成立以後，德國人不幹了。德國人和美國人他們覺得，你們這四個國家太過分了，因為東北是巨大的沒有被開發的地方，誰都知道這個地方是未來中國新的發財的機會。德國人就找到袁世凱，袁世凱是外務部尚書，說我們可以拉一箇中美德“三國同盟”，這個時候袁世凱就接受德國人的建議，經過朝廷批准，就派吉林巡撫唐紹儀出使美國，去談中美德“三國同盟”，來和“四國同盟”對抗。這被日本人提前瞭解到了，當時他們把唐紹儀扣在日本，耽擱了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等唐紹儀到美國的時候，美國和日本之間達成同盟，就是日本同意把一部分權益讓給美國。所以唐紹儀到美國談中美德“三國同盟”的時候，美國人就說沒有這回事，因為美國已經和日本達成妥協了。唐紹儀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完全可以在美國繼續開展外交活動。但是後來沒有多久，就傳來了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美國直到今天為止，始終就是實用主義外交，這就決定了，在中國政治形勢不明朗的時候，認為根本沒什麼好談的，唐紹儀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北京。這一次外交失敗，就記在了袁世凱的帳上。袁世凱1908年開缺回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件事情。
我講這個故事的原因，就是到了“武昌起義”發生以後，請袁世凱出山，袁世凱的態度是什麼呢？我們過去懷疑他玩兩面派，把這個事情當成生意去做，去索取這個權力，其實這個是不對的。我的研究是袁世凱出山之後，他的真正目標就是要實行君主立憲。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是他那一代人發起的君主立憲運動。因為君主立憲最早的動議就是袁世凱、張之洞這些人，他在過去的十年中一直是按照這個路走的，所以，南方發生了軍事上的譁變，目標也是要求朝廷改革，袁世凱出山以後，他是一個絕對的君憲主義者，就是趁著這個機會，要求朝廷實行君主立憲，這個是袁世凱在後來100天當中，所有的言論和行動的準則。
所以我們去看，在他還沒有離開老家的時候，就一天幾個電報，給朝廷要求說，應該趁著這次危機去進行政治改革，很快把這個責任內閣建立起來，把國會能夠建立起來。君主立憲國家建立了，南方的危機是很容易化解的。後來朝廷不斷得給他加碼，讓他以湖廣總督的身份處理南方危機的時候，緊接著組織責任內閣的時候，都是因為君主立憲這個原因在指導。等袁世凱到了南方，給湖北新軍，也讓馮國璋打了一下。對於這個我們原來不理解，我們認為是騷擾了湖北的地面，商民受到很大的傷害。其實他打了湖北新軍，打了3天，目的是要取得軍事上的控制點。他用這種高壓辦法，逼湖北軍政府談判。所以打完以後，緊接著就派了段祺瑞去做湖廣總督，完全用和平方式去跟南方進行探討，探討和解的可能性。這個時候他派代表找黎元洪談，前提是，唯一不好談判的就是君主立憲制，其他的都好談。黎元洪最後接受了，只要朝廷實行君主立憲，重新改組內閣，建立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那麼湖北的事情很快就可以結束。但是黎元洪只提出一個要求，就是朝廷應有一個承諾，不能秋後算帳，不能等這個事情平息以後，把武昌鬧事的官兵給抓起來。袁世凱說，我以人格和生命來擔保，朝廷不會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南北之間的談判都還在大清國的體制內去解決，並沒有遊離出了體制外，並沒有一種革命的力量介入。但是袁世凱要求朝廷的改革並不那麼順利，北方朝廷面臨的問題，他不順利在什麼地方呢？因為清廷內部，皇族當中有一撥強硬的人，這撥人就發展成了宗社黨，這撥人堅決主張要求鎮壓，但是他們沒有打過仗，沒有實戰的經驗，指揮不動。但是他們有一個鑑定的政治信念，就是不能夠這麼輕易的對這種譁變造反讓步，他們堅持不改革。特別是在這個時候，不能因你讓我改革就改革，這種改革要操縱在朝廷手中，這就使南北僵局沒有辦法因為朝廷往前推動改革而化解，南方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所以，我一開始講了，革命的力量在1911年的春天，基本上黃花崗起義當中就結束了，該什麼就幹什麼去了，孫中山繼續流亡海外。孫中山對中國革命的未來處在一種徹底失望的狀態。武昌起義發生的當天他就知道了，現在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有很多人勸他說趕快回去，這次也許是機會。但是他不覺得這是機會。為什麼？孫中山覺得我原來費了那麼大的勁，組織那麼多起義都沒有成功，現在沒有我，你們怎麼可能成？更不可能成。他就從美國到歐洲，繼續在外面耽擱了很長時間，等到他回到國內來，已經到了1911年的12月21號了，到上海。到香港的時候是19號。孫中山回來當然是很遲了，但是南北膠著之後，革命黨發現有機可乘。過去我們講，武昌起義是革命黨發動的，什麼日知會、文學社，但其實那撥人對革命和改良是分不清的，反正就知道要改革，軍隊裡面的將領和士兵要改革，但是他們並沒有分清楚什麼是“三民主義”，什麼是推翻朝廷。但是南北膠著之後，給革命黨提供了機會，因為在湖北新軍當中也有個別的人對革命黨非常信服的人，他們對朝廷也有懷疑，所以在武昌起義發生之後這撥人向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的領袖呼籲，希望他們到湖北來，幫助湖北軍政府，一起合作。一再的呼籲以後，使黃興、宋教仁的看法改變了。黃興在黃花崗起義之後，被打掉了兩個指頭，他這個時候在香港療傷。宋教仁在上海，他們發現武昌的膠著，黃興、宋教仁這些革命黨就往武昌來，往武昌來了以後，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湖北的性質在慢慢的發生變化。用我們今天這個話來講，本來就是一個體制內的譁變，要求朝廷改革，但是這個時候混進了體制外的——革命的力量。
革命的力量進來以後，使湖北新政府的性質慢慢改變，逐步成為革命黨的一種力量。黃興到了湖北之後，湖北原來的革命黨覺得來了“大靠山”，本來黃興是黎元洪請來的，人家還在這裡當主人，結果宋教仁就想策動讓黃興當兩湖大都督，黎元洪不過就是湖北都督嘛，讓黃興當兩湖大都督，我們現在沒法理解，其實就是革命黨想改變原來要求改革的這種性質。這個時候發生了變化。另外，南北膠著以後，給各省有一個重要的示範。關內14個行省相繼宣佈獨立，緊接著武昌起義之後十天，湖南起義了，兩湖是一個行政區。湖廣總督是管著兩湖的，湖南起義了。同一天太原的新軍起義了，緊接著繼續解決不了的時候，其他的行省也在起義了。這個在我們過去革命時的話語中，講的都是反叛朝廷。其實，這幾年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這些都是新軍起義，他們並不叫反叛朝廷。他們是在響應武昌起義，當時起義以後，要求朝廷改革，朝廷如果不改革，我再給你點顏色你看。後來就湖南起義。太原起義，雲南起義，到處都在起義，就是要對清廷獨立，使清廷當時可直接控制的區域就是東北地區，就是它的龍興之地，另外還有邊遠的地區。其實，他們並不都對朝廷獨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革命黨獨立。
我們再看1911年這個事情的時候，許多省份的新軍起義宣佈獨立，它並不是對朝廷獨立，而是對革命黨獨立。就告訴革命黨，你不要亂來，這個地方是我的。所以說各省的秩序控制的非常有效的。他們可以收放自如，我宣佈獨立，但是一旦朝廷有點讓步，我還可以宣佈迴歸，這個就是山東巡撫孫寶琦，他是袁世凱的親家，他看各省都在獨立的時候，他說我山東也獨立。他從大清國的巡撫一下子變成一個山東都督。但是很快的，也就是幾天的時間，朝廷說可以進行改革了，國會可以討論是在南方開還是北方開，山東立馬就宣佈我撤銷獨立，我回歸朝廷。這個例子就證明了，14個行省的獨立並不都對朝廷。我講這個的意思是什麼呢，朝廷到這個時候，還有迴旋的餘地，只要他真正改革了，可能還不一樣，但是朝廷仍然不能同意改革。
這種僵局拖到了12月份，等孫中山一回來，它的性質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是什麼原因呢？是革命的高潮，走向民國。其實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仍然是整個辛亥大牌局的一個棋子。孫中山是在整個大牌局當中仍然被立憲黨控制的一個棋子。朝廷的強硬派仍然不願意改革，那麼怎麼辦呢？魯迅過去講中國的改革很難，就像一個房子一樣，你要打開一個窗戶那也不可以，你就拆吧，結果他們就同意你打開一個窗口。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從某種程度上看，因為立憲黨要求朝廷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制國家，朝廷不同意，那立憲黨人，如張謇、趙鳳昌等就說，那我們就策動革命黨，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革命黨當然高興了，後來為什麼孫中山越做越像真的？其實後來他想繼續做下去，立憲黨人就開始收縮他了。因為他跟革命黨當時有一個約定，只要北方局面發生變化的時候，南京臨時政府要自動撤銷，但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孫中山就不願意撤銷，孫中山就去找美國領事談，能不能提供資助。但是美國沒有答應，南京臨時政府是政令不出南京，財政更沒辦法。最後南京臨時政府工作人員，其實就是國民黨最早一批的義工，最後大家都沒有拿到錢，因為沒有錢嘛。其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實際上就破局了。
破的什麼局呢？就是使清廷的內部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個時候不同意也不行了。這個時候才真正開始南北和談，從這個時候才開始真正意義上南北和談。南北和談本來要談的也是君主立憲。因為唐紹儀從北方接收到談判的指令，從北方到武漢，從武漢到上海，給南方的代表伍廷芳去談判的時候，唐紹儀接受的朝廷和袁世凱的指令就是談君主立憲，就是把中國變成君主立憲國家。但是朝廷仍然不能同意，後來才開始由另外的秘密渠道談。既然臨時政府也不行，後來什麼都不行，那就是段祺瑞的軍方，64個清軍將領，南方和北方在一起64個清軍將領，發佈了政治立場鮮明的通電，要求朝廷必須在辛亥舊曆年結束之前有一個明確的決斷，如果你要打，那就打到底，但是仍然希望朝廷能夠遵從人民的願望，走向一個立憲的國家。
清軍的將領中還包括北洋的將領，這一塊對朝廷的壓力非常大，接下來的談判不僅僅是君主立憲。南京的臨時政府獲得國內民眾支援原來越多。特別是在它成立的時候，用了17省的都督代表。我們現在講選孫中山的合法性在哪兒，17省代表投票，他得了16票，這些投票的人是怎麼產生的呢？他們是都督代表，這種合法性當時受到質疑，但是已經使性質改變了。南北和談在這時候不是在談君主立憲的國家，而是談到了走向共和。怎麼樣建立共和國家，但是又不願意按照南京的目標繼續往下走。後來再談的時候，就是按照北方的格局，重新授權袁世凱去組建一個另外一個性質的一個立憲的政府。
這種狀況下，南京臨時政府也不同意了。南京臨時政府不同意，緊接著我們看到的時候，又發生了軍方的一個重要的聲明，又是段祺瑞、馮國璋這些將領向南方革命黨發出一個通電，過去對這個通電不夠重視。這個通電是最厲害的，它要求南京臨時政府，要求南方的革命黨人必須要做到不侮辱朝廷，不侮辱歷史。因為南方革命黨原來按照孫中山的目標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清政府是個腐敗的政府、反動的政府、賣國的政府，但是段祺瑞這些人的通電當中說，如果你們這樣侮辱朝廷的話，你們在海外逃亡十幾年，你們的歷史是清白的，但是我們過去幾十年是大清國的命官，跟著大清國在幹事，你們把我們的歷史給妖魔化了。他這個通電的要求就是不能侮辱朝廷，要尊重朝廷，然後才可以談建立民主國家的可能性。後來孫中山接到這個通電以後，連夜討論，最終達成的結果，就是清皇室優待條件和後來的清政府宣佈的幾個退位詔書，還有相關的呼籲人民，給人民發一個公開信性質的幾個文件，這幾個文件裡面對歷史尊重，就再也沒講清廷是反動政府，是一個腐朽政府，也再沒講“驅除韃虜”問題，而是最後達到各自相互妥協。
這種相互妥協，得到南方在南北和談當中，能夠承認尊重清朝的歷史，尊重清王室的地位，而且能夠給民國政府將來出奉養費。這個都談妥之後，你就看到，清廷這個時候，也就做出一個比較明智的選擇。如隆裕皇太后做了一個比較明智的選擇，她退位詔書當中講，人民都要求共和立憲了，那麼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再去做這種阻擋歷史的力量。對辛亥革命的一個解讀，我個人總體上的感覺，就是我們回望100年前的故事，我們應該說參加辛亥革命的各個方面的力量，都有值得尊重和理解的地方。
這幾個大的力量，我覺得革命黨仍然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畢竟是孫中山從1894年開始，就認識到革命在中國的合法性，如果沒有孫中山的革命，清廷不會走向改革。他的這種貢獻，我覺得還是很值得敬佩。另外，革命黨的胸懷也很值得我們後人尊敬。他最後堅守了民主共和的原則，一直到袁世凱成立新政府的時候，南方革命黨一直堅持，“民主共和”的原則是不可讓步的，“帝制必須終結”這個是不可讓步的。但是革命黨也有重大的讓步，這個也是革命黨人的高風亮節：沒有再說“驅除韃虜”，沒有再說“恢復中華”。這個“驅除韃虜”，是很麻煩的，如果當時真的是按照革命黨原來的路線走，把滿洲人像朱元璋當年對蒙古人那樣趕到漠北去以後，那我們今天的國土面積又是另外一回事。孫中山“驅除韃虜”的口號，給20世紀的中國帶來過麻煩，1931年的時候，滿洲國的成立都是因為這個麻煩導致的。但是我們講辛亥的時候，應該講革命黨人在這方面，他的高風亮節，他的原則、堅守、不讓步，還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
另外，辛亥另一股革命力量，值得我們敬佩的就是立憲黨人。立憲黨人在該改革的時候，就改革。但是當他們發現改革不是中國可以走通的路的時候，他們也很快地轉向了革命，轉向了共和。這些人是中國社會的中堅，立憲黨人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中產階級，他們是社會的楷模，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這些人很值得敬佩。如果沒有立憲黨人、各省諮議局的配合和支持，辛亥革命的結果絕對沒有後來的成果。
還有一股力量值得尊重，當然也是存在著歷史侷限性的，那就是軍隊。從完整意義上來講，就是軍隊職業化、國家化，他們對國內事務不介入，可能是另外一種處理方式。但是我們去看，辛亥年的新軍，他們在這一點上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國內政治不能介入的時候，他們明智地選擇了民主共和的介入，君主立憲不可能達成的時候，他們就選擇了這一條的道路。
最後一個，100年之後我們回望一個王朝，也不能不說我們對一個王朝的敬意。一個王朝的建立是不容易，也是幾千萬人流血犧牲換來的。那大清國的建立也不容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是從漢族人的立場上講的，那從大清國的立場看，漢人抵抗的時候，也有流血。我講這個歷史的時候，不是給大清國對平民的屠殺、反人類翻案，只是想說，一個王朝的建立不容易，但是一個王朝的結束更不容易。一個大清國，嘩啦啦就在那一天時間裡宣佈沒了，而且能夠這樣和平的結束真的不容易。現在看清廷最強硬的宗社黨，其實我是很同情它的，很理解它。宗社黨的理論是什麼呢？就是隻要堅持打三個月，我一定能迎來各地勤王的支持，只要各地勤王一起來，就會打破14省獨立的格局，也就可以回到50年前洪秀全太平天國的格局，那這個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呢？政府、朝廷是一種行政資源的合法性。宗社黨的立場就是以時間換空間，它絕對反對袁世凱的妥協談判，他要打的話，會把這個僵局打破。
我們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種觀點是很落後的，你在阻礙歷史的進步。但是從你從對王朝的政治忠誠度來講，宗社黨也有它值得敬佩的方面。他並沒有對這個體制說背叛就背叛，說撒手就撒手。當然，宗社黨的問題不在這兒，他們就是利益的既得者，他們對政治權利這種分享和干預，完全控制在他們手裡面。但是皇室是很明智的，所以我講清廷最後我們值得尊敬的像隆裕皇太后，像攝政王，他們在歷史這種重大關頭，當他們沒有辦法說服宗社黨放棄強硬抵抗的時候，他們仍然很決斷的，就是接受了各方面的妥協。如果他們不接受這個妥協。而是他們接受宗社黨的建議，那就魚死網破、破釜沉舟，那中國1911年一定是一場混戰。
我講100年中，我們回望一個王朝的結束，回望一個大的中國歷史轉折，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覺得我們應該重新解讀這個裡面各種利益的糾纏、解讀他們心路歷程。也許我們會得到一種不一樣的、對自己民族歷史的這樣一種比較溫情的一種看法。這就是我講的一個大概的意思。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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