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每一次社會歷史進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時,往往會伴生一次思想文化大解放運動,春秋時代曾有“百家爭鳴”,再看清朝滅亡後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

背 景 1911年10月由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的封建專制,徹底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建立了民主共和政府。新的國家政體誕生,使長期受封建愚民政策壓迫的國民感到茫然,無所適從,愚昧、麻木、盲從深深的植根於中國人的骨髓中。中國亟需一場文化啟蒙運動,以提高國民的素質,使之適合共和國的需要。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於是從1915年-1919年間,有一批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仁人志士,在文化界發起了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其代表人物有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成為當時的輿論宣傳陣地,定期刊發通俗易懂的白話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文化,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蔡元培是“新文化運動”的總設計師。作為北京大學時任校長,主張“思想自由,兼容幷包”,廣攬海內外優秀專家學者來校任教講學,提倡學術研究,推廣新式教育,傳播新思想,啟蒙新文化,為啟動新文化運動做好了人才的準備。

蔡元培,(1868年-1940年)浙江紹興人,教育家、政治家。曾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監察院長,首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作為第六任北大校長,他對舊的傳統教育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式的改革。不僅在改變學生的觀念上下功夫,還改革推行教員聘任制和淘汰機制,果斷清理辭退了一些力不稱職的中外教師。他認為不管國籍、年齡、資歷和信仰,只要有真才實學,教學熱心,有研究學問的興趣和能力的學者,都應加以聘任。這一大膽的改革舉措吸引了一大批海內外學有所成、享有盛譽的專家學者來北京大學任教。

1917年,蔡元培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聘請李大釗、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著名哲學家梁漱溟對佛學有獨到見解,引起學術界注意,蔡元培不拘資歷聘他為北京大學的印度哲學教席;邀請徐悲鴻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胡適從美國學成回國,其時尚未獲博士學位,但蔡元培仍然幫其進入北大任教;1920年5月,聘任地質學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國任北京大學文學教授,8月,聘請魯迅為北京大學講師。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上述教師隊伍的充實,充分體現了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幷包”,以學詣為主,不拘一格聚人才的辦學理念。使北大教師隊伍一時出現了百花齊放、流派紛呈的局面。聚集的這批專家學者為啟動新文化運動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文化準備,北京大學也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陣地。蔡元培積極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爆發後,為了聲援北大學生也投身到抗議政府的行列。“九·一八”事變後主張抗日,擁護國共合作。1932年,與宋慶齡、魯迅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極開展抗日愛國運動。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是20世紀初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雜誌。

陳獨秀(1879年10月-1942年5月),安徽安慶人。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革命家與改革家、啟蒙思想家。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早期黨的領導人。1900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對陳獨秀震動很大,他幾次東渡日本學習西方知識,立志救國救民。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刊《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1917年編輯部遷到北京,自1915年9月創刊號至1926年7月終刊,共出9卷54號。刊物宣傳民主與科學,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新青年》成為五四運動的號角,成為宣傳馬列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陣地。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指出新一代青年要自身覺悟和觀念更新,告誡青年要崇尚自由,提倡科學,要有世界眼光,呼籲在中國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在《新青年》這個平臺上,陸續發表了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先鋒和一批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的激揚文字,啟蒙文章。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等文章﹐較早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魯迅發表了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後,小說、雜文一發而不可收拾。一批批作者、一篇篇文章從文化思想上衝擊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抨擊國民對待民主革命的冷漠麻木,普及和傳播先進的思想文化。

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由於政見不同,互相爭論,闡明立場,分道揚鑣。

在閱讀史料中,發現史學界對新文化運動的時間劃分有爭議,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關係也糾結不清。在這裡不妨以1919年為界點,來理一下兩個運動的關係界定: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文化的準備和群眾基礎,五四運動則促使新文化運動發生了質變。這種變化最終使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因政見不同、立場不同而發生了分化,互相激烈論戰而分道揚鑣。

“問題與主義”的論爭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後,在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之間出現了一場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爭論。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胡適(1891年12月~1962年2月)安徽績溪人,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在政治上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實現,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他反對暴力革命,堅持漸進的改良,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李大釗(1889年10月-1927年4月)河北樂亭人。1916年在日本大學畢業後回國,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積極投身於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他學識淵博,深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而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則主張實踐馬克思主義,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去改造中國。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1919年7月,胡適率先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他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應該首先考慮當時中國的社會需要是什麼,而不要只空談好聽的“主義”,主張一個一個地研究問題,一點一滴地解決問題。作為回應,李大釗隨後於8月也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他認為“問題”與“主義”不能截然分開,“研究實際的問題”與“宣傳理想的主義”是交互為用、並行不悖的。顯然,李大釗與胡適的分歧在於用什麼方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胡適堅持實驗主義的局部改良,而李大釗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戰吸引了大批的參與者,兩派論戰你來我往,胡適又寫下“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

特立獨行的民主戰士魯迅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面對國民黨統治打壓恐嚇,他不畏強暴執筆對戰,抨擊黑暗,顯示出一個正直文人的氣概。

魯 迅(1881年9月-1936年10月)浙江紹興人,曾留學日本仙台醫科專門學校。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影響廣泛,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民主戰士,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

魯迅與胡適的勢不兩立,水火不容。

新文化運動初期,魯迅和胡適關係比較好,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互相借閱圖書,坦言“我最佩服陳獨秀和胡適二人”。但後來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末代皇帝溥儀的接見,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青睞邀他出任政府部門要職,魯迅因此與胡適分道揚鑣。從1920年代中後期到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的思想認識逐漸清晰,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作為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斗胡適,勢不兩立、水火不容。

毛澤東:“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的民族英雄。”“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毛澤東選集》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總 結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它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進行了一次猛烈的掃蕩,啟蒙了國民的民主自由和科學進步的觀念轉變,特別是促進了知識青年的覺醒,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為“五四運動”的發生做好了思想準備。 (祁連魯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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