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问题可以被阐释为哲学问题。人类的认知模式、存在方式、伦理体系甚至主体性本身，在人工智能来临的时代都面临着新的局面。一方面，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能否和谐共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如何认识自身以及自己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另一方面，主体性的变革可能会给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突破口。但是，这些真的能靠作为信念系统的哲学思考而实现吗？
人工智能与哲学有什么关系？
人类文明实际上是一个认知的体现，无论是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还是四大文明之后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力量，其原力起点都可以落实到认知这个领域上。历史学家认为，以古希腊文化为驱动力的现代西方文明来源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其本质反应的是人与物（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古印度所表征的文明中常常蕴含着人与神之间的信念；古代中国文明的核心之道理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沟通交流。纵观这些人、机（物）、环境之间系统交互的过程，认知数据的产生、流通、处理、变异、卷曲、放大、衰减、消逝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
有人说人工智能是哲学问题。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是否能在计算机上完整地实现人类智能”这个命题是一个哲学问题。康德认为哲学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分别对应着认识、道德、信仰。哲学不是要追究“什么是什么”，而是追求为什么“是”和如何“是”的问题。
自从 2013年 10 月回国后，笔者就一直在思考人机交互的本质问题，偶然间与朋友交谈时谈及“共在”（ being together）一词，顿感很是恰当。试想，当今乃至可见的未来，人机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是取代而是共存的时代：相互按力分配、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相互激发唤醒，有科有幻，有情有义，相得益彰……非常巧合的是，自 2014 年以来，机器学习、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也相当迅速，“深度学习”“类脑计算”“情景感知”一时间成了关键词，成了时髦语，但细细品来，其核心实质都不过是解释与建构的问题。
其实哲学与科学、宗教一样，都是一个人为了能够获得理解而必须相信（除非你相信你不应当理解）的过程，这不是盲从，而是一种先信仰后理解的先验。比如，在科学中，物理学研究世界是什么样的（解释世界），计算机（数学）研究如何造一个世界（建构世界），这两者之间若没有信任、信仰等先于理解而存在，恐怕是难以坚持进行下去的，毕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人是很难自行产生前行动力的（如一个没有利润的环境常常少见商人身影一般）。而信仰是一种赞同的思考，常常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情感，通过非理性而达到理性（通情达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或许，这同时也是无中生有的禅理（以情化理）吧！
在 艾 萨 克· 牛 顿 之 前 担 任 剑 桥 大 学 卢 卡 逊 教 席（ the LucasianChair）的神学家、古典学家和数学家艾萨克· 巴罗（ Isaac Barrow）宣称，“信仰的固有对象是……某个命题”，这可以扩展到“某个命题系统”，比如在“真宗教中所讲授的所有命题”这一特定情形中。至于对一个人的信任（ fiducia），实际上可以归结为赞同（ assensus）有关这个人的命题：“信任一个人或物只是一个简短的表达，（比喻性地）意指确信与那个人有关的某个命题为真。”用现代分析宗教哲学家的话来说，“信仰”（ belief in）就等同于“相信……”（ belief that）。
神学家爱德华· 斯蒂林弗利特（Edward Stillingfleet）宣称，信仰是“心灵的一种理性的和推理的行为……是对证据的赞同，或促使心灵赞同的理由”。洛克和他都认为，应把信仰理解为“对命题予以赞同”，就宗教信仰而言，应当理解为“基于最高理性的赞同”。
有时候，世界是确定的，不确定的是我们自己，面对相同的文字、音乐、视频等情境事物，我们常常会随心情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觉察和理解，境随心转。有时候，世界是不确定的，确定的反而是我们自己，面对不同的文字、音乐、视频等情境事物，我们却能够处变不变而产生恒定表征，形成概念，心随境转。不管怎样，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是由易、不易、简易、迁易、无易、有易、一易、多易等诸多演化过程构成的，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中，都需要一种或多种参考框架体系协调其中的各种矛盾、悖论，而若追溯这些框架体系的起源，应该就是人、机、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或许，最好的智慧 / 智能真的就隐藏在这些交互中的自相矛盾之中，若果真如此，那又该如何破译呢？
哲学意义上的“我”也许就是人类研究的坐标原点或出发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这些问题也许就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关键瓶颈。
本文编辑、改写自刘伟《追问人工智能：从剑桥到北京》一书的部分章节，学术讨论请以原书为准。配图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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