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人情觀：嚴格自律不循私情

建國之初，毛澤東曾多次婉拒親戚朋友們提出的介紹工作的要求。時任長沙某中學教員的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遺孀，託人找到毛澤東，想去國家文史館當研究員。毛澤東為此給秘書田家英寫信說：“李淑一女士，長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書為業，年長課繁，難乎為繼。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楊開智是毛澤東恩師楊昌濟的兒子，也是毛澤東夫人楊開慧的哥哥。他曾捎信給毛澤東，要求“在京或湘安排廳長之類的職位”。1949年秋，毛澤東在致湖南省委第一副書記王首道的信中說:“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同時，又給楊開智寫了一封回信：“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透過這些往事，我們不禁要為毛澤東那種嚴格自律、不循私情的做法感到由衷地景仰和欽佩。他那種處理人情世故的方式，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一位共產黨人純潔而高尚的“人情觀”：在親朋好友面前，既要講人情，對其給予關心愛護，但更要講原則，不能因此而放棄原則，違背政策。“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情觀”給我們的啟示。

馬克思曾經指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生活在現實社會里，不可避免地要與他人發生聯繫交往，隨之也就產生了各種親情、友情、鄉情，我們將之統稱為人情。作為社會人，我們不可能置身人情之外，黨員領導幹部也不例外，甚至不得不面對更為複雜的人情關係。為人處世要講人情，這本無可厚非，但關鍵要學會正確處理和取捨，切不可因人情放棄原則，用人情代替政策。

關於人情，清人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說：“然情有公私之別、有正邪之分。情而公，情而正，則至賢也。情而私，情而邪，則禽獸矣。可不警懼乎！”意思是說，人情是有公私之別、正邪之分的，正確的選擇應當是：公交以公交論，私交以私交論，真正做到不為人情所擾，不為親情所困，不為友情所累，不為私情所惑。無疑，此言可謂精闢獨到，發人警醒，值得廣大黨員領導幹部細細品味和深思。

平心而論，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黨員領導幹部能夠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正確處理好人情關係，他們對親屬既愛且教，雖愛之深，但卻講黨性、重原則，不憑藉權力嬌妻縱子、寵親厚友；對同志友人滿懷深情厚誼，既關心愛護，又不偏袒縱容，無不體現著同志親、革命情。然而，與之相對的是，少數黨員領導幹部卻過不了“人情關”，在公與私、人情與原則的天平上，混淆了公與私的界限，顛倒了人情與原則的關係，把情面看得比原則還重，對於親朋好友和身邊工作人員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在明知不可為、不能為的情況下，卻礙於情面，不加反對，聽之任之，什麼“情”都領，什麼“忙”都幫，輕易地為人情所俘虜，充當了不正之風的“保護傘”，淪為了他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做出了違法違紀的事來，最終在“人情關”面前打了敗仗、栽了跟頭。前車之鑑，不可不察。

因此，領導幹部要過好“人情關”，必須要樹立正確的“人情觀”。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領導幹部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和黨性鍛鍊，注重提高政治鑑別力和政治敏銳性，在工作和社會交往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應有的警覺，善於處理人情與原則、為私與為公的關係，絕不能讓人情侵蝕政策，損害黨性原則，切實做到“戀親不為親徇私，念舊不為舊謀利，濟親不為親撐腰”，這樣才能真正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