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型冠病毒疫情發生以來，人們面臨著一系列的重大喪失，其中最嚴重的莫過於有人在這場疫情中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截止2020年2月15日，已有1524人因新冠病毒感染後死亡，目前這個數字還在增長。
2020年2月4日國家衛健委新聞發佈會公佈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率是2.1%。每位逝者身邊都有諸多至親摯友，他們正在經歷劇烈的喪親之痛，亟待關注和撫慰。
此刻，作為命運共同體的我們，舉國同悲。
擺在心理學專業工作者面前與哀傷有關的工作議題逐漸浮現出來，需要心理學工作者做出專業性的準備和行動。
本文作者緊急撰寫了疫情背景下心理學工作者開展哀傷諮詢工作時的重要理念和建議。我們期待更多的心理學同仁們聯合起來一起看見疫情下的哀傷，協助正在經歷哀傷的人們。
本文將分三個部分，涵蓋:疫情背景下的哀傷反應、哀傷諮詢的理念、目標與方法、以及給疫情背景下開展哀傷諮詢的具體工作建議。
第一部分
認識與理解疫情背景下的哀傷反應
01 喪親者一般的哀傷反應
哀傷是喪失親人後的反應過程，在此過程中喪親者會出現包括情感、認知、行為、生理、人際關係和精神層面的各種反應。
哀傷是一種正常而複雜的體驗。
它最大的特點是持續不斷地渴望見到逝者、想念逝者，伴隨著強烈的情緒痛苦：悲傷、內疚、憤怒、否認、責備自己或他人、難以接受親友已離世、感覺自己的一部分自我已隨親友的離開而逝去、無法體驗到積極情緒、情感麻木、難以參加社交活動或處理其他事務。
與此同時，喪親者的身體也會通過其獨有的方式進行哀悼：感覺胃口不好、不怎麼想吃東西，睡不著、容易驚醒、常常做夢，甚至是噩夢。
02 影響哀傷反應的因素
喪親反應會受諸多因素影響：
◈ 人口學因素，如性別，男女的哀悼方式不同；
◈ 喪親相關因素，如死亡原因、逝者年齡、是否對死亡有預期、喪失對象、生者與逝者的關係等；
◈ 除此之外，生者的人格特點，社會支持系統等都會影響個體的哀傷經驗。
研究者總結了哀傷狀況的風險因素，其中包括突發的、創傷的、暴力性的、沒有預期的、毫無準備的死亡；
失去的對象是孩子或者其他處於中心地位的家庭成員；多重喪失（不止經歷一位親友的離世）；繼發於公眾群體性的死亡事件；目擊創傷性死亡場景；
喪親者有其他既往的身心障礙史（如心臟病，抑鬱、酒精依賴等）；極端痛苦漫長的臨終過程；單一的社會支持系統等。
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這次疫情下的喪親不但是突發的、創傷的、沒有預期的、毫無準備的死亡，而且在親人臨終階段無法陪伴，甚至可能連最後一眼都沒有看到，無法進行簡單的告別，更無法舉辦喪葬儀式。
這些是評估疫情背景下喪親者的哀傷困難程度需要特別關注的因素，尤其是要考慮到中國傳統喪葬文化對於喪親者心理狀態的影響。
03 正常與異常的哀傷反應
在喪親初期，喪親者會感受到劇烈痛苦，並出現強烈的哀傷反應，這個階段的哀傷反應被稱之為“急性哀傷”反應，它屬於正常哀傷的一部分。
在急性哀傷階段，以支持和陪伴為基本原則，專業人員要協助喪親者在此階段做正常化和穩定化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和調整，急性哀傷趨於緩和，喪親者可能仍有哀傷和痛苦，仍然會渴望見到逝者，但已經能接受親人離世的現實，能夠繼續生活。這種狀態被稱之為“整合性哀傷”。
雖然大多數人都可依靠自身資源和社會支持度過急性哀傷期而實現整合性哀傷，但是，少數人卻無法順利渡過。尤其是前面講到的高風險狀況的喪親者，他們的哀傷過程的困難性被大大增加，最終可能出現病理性哀傷反應。
根據這次疫情的特點，我們預期這次疫情下的喪失如果不盡早採取預防措施，出現病理性哀傷的比例會大大增高。經歷病理性哀傷的喪親者其生活社交以及學習等各項功能都將受到明顯的影響，需要系統專業的哀傷諮詢或治療。
關於病理性哀傷在學術界有許多名稱：創傷性哀傷（traumatic grief, TG）、複雜性哀傷（complicated grief, CG）、延長哀傷（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這些名稱不等於診斷名稱。
其症狀與抑鬱、創傷後應激症狀有重疊，但作為一個疾病來說是分屬於不同的障礙。
因此，在喪親者罹患病理性哀傷的比例目前並沒有權威的數字，因為診斷名稱及其內涵不一致。
模糊的來說（因為研究中採用了不同的評估工具，而且調查了不同的原因的喪親者），在喪親的成人當中，檢出率大約是10%~15%，而這些喪親者大多是因自然原因（比如年老、生病等）失去伴侶或者父母。
然而，在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或因為暴力原因的喪親者當中，病理性哀傷的檢出率大約是30%~50%。
04 疫情背景下特有的哀傷反應
突如其來的嚴峻疫情下經歷親友離世的喪親者可能會經歷情緒上的憤怒、震驚、否認、麻木、自責、後悔和內疚，無奈，無力、無助；生理上的睡眠失調，食慾不振等強烈的反應。
由於這次疫情的突發性、嚴重性以及早期存在的響應不力問題，喪親者的哀傷可能還會表現為對外界的憤怒、對他人的責備。
由於這次疫情的持續性，喪親者在失去親友後還要繼續與新冠病毒做鬥爭、仍然需要保持在應激狀態下，也可能出現情感麻木、不真實的感受，以去應對持續的壓力。
由於新冠病毒的突發性、傳播性強等特點，喪親者無法與親人告別，也無法通過慣常的喪葬儀式表達和處理哀傷，這使得疫情中喪親者的哀傷過程變得更加複雜和困難。
這次疫情是一個重大社會應激事件，它不僅是個體的喪失，也會引發社會公眾的哀傷反應。
第二部分
哀傷諮詢的理念、目標與方法
Grief Counseling可翻譯為哀傷諮詢或哀傷輔導，主要指為喪親者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在本文中統一採用哀傷諮詢。哀傷諮詢遵循心理諮詢工作的一般原理。
然而涉及喪親的獨特理論以及與其他心理應激的區別，哀傷的適應有其自身特點和相關工作理論，諮詢師需要接受專門的哀傷諮詢訓練。
01 哀傷諮詢的目標
許多哀傷理論都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哀傷的角度。不同理論間對哀傷諮詢的目標已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哀傷諮詢是幫助喪親者從急性哀傷期順利過渡到整合哀傷期。
哀傷諮詢的目標具體而言是：
◈ 第一、協助喪親者接納自己的哀傷反應。
◈ 第二、鼓勵喪親者接納死亡發生的事實。
◈ 第三，促進喪親者接納新的角色改變，適應親人不再存在的現實生活。
◈ 第四，增進喪親者在哀傷過程中重構生命的意義。
儘管我們列出了這些目標，但哀傷工作絕不是按固定步驟完成作業。專業工作者要保持謙遜和尊重，尊重個體獨特的哀傷過程和哀悼方式，陪伴和支持喪親者走過哀傷。
02 與逝者保持持續性的聯結
疫情下患者去世前和家屬是隔離的，當患者去世的時候，家屬沒有陪伴在身邊，也沒有目睹死亡過程，因此當家屬獲悉死亡的消息的時候，往往會感到非常突然且缺乏真實感。
突然的死亡和缺乏真實感的喪失都是造成病理性哀傷反應的風險因素。
因此在條件允許的狀況下，應該儘量讓家屬對病人的病程有了解：例如，讓家屬對於整個治療過程和患者的身心狀態有了解，在患者情況急劇惡化和生命危急時就能通知家屬，而不是僅僅在宣佈死亡後告知。
給家屬講述更多關於死亡的細節，例如死亡的具體時間，搶救的步驟，患者臨終時的狀態和遺言，以及患者遺體和遺物的照片等。
這些信息有助於幫助家屬獲得真實感，和逐步接受這個讓人難以接受的現實，也是人道主義關懷的體現，這個不僅符合哀傷輔導的理念，也符合醫學人文的導向。
與此同時，哀傷的適應過程中，尤其是對突然和創傷性的死亡的應對中，喪親者是難以切斷與逝者的聯繫，順利接受死亡的現實，然後開始新的生活。
與之相反，在這個適應的過程中，與逝者保持持續性的聯結（continuing bond）是當事人尋求安慰和理解喪失的事實，並且逐步從中構建出新的意義和對親人去世的理解、接受的重要載體。
持續性聯結的一種重要形式就是保留患者遺物並且進行回顧和梳理。不少喪親者都提出了這樣的需求，這是他們適應哀傷的一部分。
對因疫情而去世的患者而言，手機是其生前密切使用的私人物品，因此對於家屬也有非常獨特的重要意義。從重大疫情擔心傳染的大局考慮，做統一處理是可以理解的。
但也希望在安全的情況下能夠給親朋好友留下可以紀念的東西，比如用患者的手機拍張照片存在手機裡，手機消毒後統一保留，後期家屬認領。
當然這個又給當下緊急的疫情增加了很多的工作，但是確實是需要的，不然後期的工作將更加複雜，更加難以處理。我們只能通過各方通力合作，逐步完善我們的處理過程，增加人文性。
因為我們知道，從哀傷適應的心理層面來說，患者手機裡保留了其生前的生活和工作痕跡（例如相片，經常使用的app，文檔，聊天記錄，語音視頻等），重溫這些內容是喪親的家屬與之產生持續性聯結的重要方式。
從實際層面來說，手機裡或許保留的重要個人或者家庭信息或許也是家屬希望保留的。例如文件密碼，家庭計劃，通訊錄等。
因此，手機的妥善處理對於家屬接受現實，適應哀傷，建立持續性聯結以及處理實際的身後事料理等方面都有重要意義。
當然這裡也要注意到相關的倫理原則，因為手機與其他的遺物有別，存儲大量的私密信息，如何處理這些私密信息，還需要細緻的考慮。
但毋容置疑的是，逝者的遺物是很重要的喪親者與逝者保持連接的重要媒介，而持續性連接在哀傷療愈中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內容。
03 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哀傷諮詢及服務模式
哀傷諮詢有三種模式：
◈ 第一種是積極預防模式：對所有遭遇親密關係喪失的喪親者，特別是失去孩子或父母的家庭，從預防的角度提供哀傷諮詢服務。其假設是喪親是重大喪失，都應該提供輔導。
◈ 第二種模式是喪親者主動求助模式：當喪親者主動求助時才提供幫助。
◈ 第三種模式是危機情境下干預模式：在因喪親引發心理危機時或之後立即提供干預。
在哀傷諮詢領域，大部分工作模式是第二種，即有求助才幫助。
目前全國建立了很多針對疫情的線上心理諮詢服務熱線，也屬於第二種模式，未來疫情過後，喪親者還會有長期的哀傷諮詢的需求，需要第二種模式。
但在此階段，第一和第三種模式可能更加需要。
因疫情下的喪親是突然的、非預期性的事件，加之在疫情管控等措施影響下，喪親者的哀傷反應可能因現實層面的壓力而發生延遲和滯後。
我們常說哀悼是讓喪親者有機會做到“四道”：道歉、道謝、道愛、道別。
而在這種特殊背景下，受傳染病防控相關法規要求不能遺體告別，喪親者無法用慣常的喪葬儀式祭奠亡者，增加了喪親者病理性哀傷的風險。
因此，疫情中的哀傷諮詢服務可啟動第一種模式，通過媒體大眾化的心理教育的方式讓大眾瞭解哀傷反應的基本知識和哀傷療愈的基本理念，同時通過媒體方式替代性的表達對逝者的哀悼，在尊重喪親家庭意願基礎上協助他們開展安全的悼念活動，為其提供圍繞現實層面問題解決的幫助。
在疫情背景下，哀傷諮詢等服務工作絕不僅僅是心理諮詢和治療師一方能夠獨立完成的，很多時候更需要臨床社工的大力協助。
臨床心理學工作者可以用哀傷諮詢的理念去影響大眾，影響媒體和相關職能機構和部門在疫情背景下看見喪親者的哀傷，預見可能的病理性哀傷的出現，用專業理念和使命感維護喪親者的心身健康，促進社會心態的穩定。
疫情下哀傷諮詢服務也需要第三種模式即危機干預工作。
重大疫情下服從大局，控制疫情的傳播和蔓延是第一的、必須的，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實行的管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接下來可能引發喪親者的急性創傷反應，也可能激活喪親者原有創傷、引起精神障礙復發而造成心理危機，此時需要心理危機干預工作。
危機是一種暫時現象，但對一些喪親者而言，哀傷卻是長期的，需要持續支持。隨著疫情發展到後期直至結束，我們也可以通過各種形式鼓勵喪親者主動求助，獲取哀傷諮詢服務。
疫情背景下，我們認為三種模式都需要並相互配合共同發揮作用。哀傷諮詢在我國還屬於起步階段，我們希望專業工作者攜起手來，共同探討和建構適合疫情背景且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哀傷諮詢模式。
第三部分
疫情背景下，開展哀傷諮詢的具體建議
對哀傷反應的理解以及相關諮詢知識、技巧的掌握都需要與具體的工作背景及工作對象相結合，才能提供靈活、適宜的，對喪親者有益的助人工作。
新冠病毒疫情的嚴重性和不可預期性給疫情心理援助帶來了新的挑戰和壓力。
結合國內外哀傷領域的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經驗，我們對疫情背景下專業人員開展哀傷諮詢及服務工作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和建議。
01 在法律法規以及倫理守則下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精神衛生法》以及《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諮詢心理學工作倫理守則（第二版）》都是心理諮詢服務提供者需要首先學習和知曉的。
2020年疫情發生之後，國家衛建委以及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註冊工作委會都在這次疫情中結合國內外的經驗，及時發佈了針對疫情下的相關工作指導原則的通知，引導和規範心理服務工作。
疫情背景下心理學工作者開展哀傷諮詢服務時也要以相關法律、指導原則和守則為依據，規範自己的行為準則。
在遇到因為服務對象心理狀態或危機情況與法律、指導原則、倫理守則之間發生兩難衝突時，要主動尋求督導協助。
02 與多學科專業人員的協作意識
哀傷諮詢服務工作涉及面比較廣，比較複雜，尤其是在重大疫情下的哀傷，難度更大，單靠心理諮詢師一支隊伍是不夠的，不能滿足這種急性創傷性的哀傷諮詢的需要，需要多學科合作和多方面的協調。
比如，這個時候非常需要臨床社工發揮作用，協助喪親者尋找可能的資源，協調各個部門的職責，處理生活中面對的現實問題，及時識別是甄別可能需要進一步幫助的喪親者。
03 哀傷諮詢及服務需考慮中國傳統喪葬習俗和文化因素
在哀傷諮詢中一定要考慮文化在哀傷反應和療愈中的作用。
專業工作者在進行哀傷諮詢服務時要關照中國傳統文化和當地喪葬習俗。
各種哀悼的禮儀和習俗能幫助喪親者體驗親人已逝的事實，不斷增加喪親者喪失的真實感，在心理上逐漸完成與逝者的分離，接受親人已經離世的現實。
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各種祭奠活動能讓喪親者通過“盡禮”而“盡孝”，減輕喪親者的內疚、自責和失落。
逝者的遺物能夠幫助喪親者保持與逝者的情感聯結，為喪親者提供精神力量，各種儀式化的哀悼活動能幫助喪親者走出喪親的陰影，從而降低發生病理性哀傷的可能。
本次疫情下喪親者無法告別也很難舉辦喪禮的現象，在制定政策時，要特別考慮相關政策對喪親者心理狀態的潛在影響。
04 關注哀傷諮詢工作者的自我狀態
哀傷諮詢是一項挑戰性的工作。當面對喪親者的哀傷時，可能會觸動諮詢師個人層面的內容。
如諮詢師未能處理好個人的哀傷，可能會阻礙對喪親者的幫助。如果，諮詢師有哀傷方面的個人議題，則需要謹慎加入哀傷諮詢服務工作。
諮詢師體驗到來訪者的哀傷是非常真實的，可能耗費諮詢師的精神和情緒資源。
諮詢師需認識和接納自身的侷限性，控制工作強度。諮詢師需要和自己建立聯結，對於自己的感受持開放態度。喪親諮詢服務工作者要有專業和個人支持系統，如督導、同伴支持和個體治療。
05 在疫情下心理援助培訓中加入哀傷諮詢的內容
疫情背景下，許多心理專業機構都開通了免費心理援助熱線或網絡諮詢服務。
但目前還鮮有專門針對喪親者的哀傷諮詢服務。一些提供疫情心理援助的工作者表示對喪親者的來電或其他方式的諮詢感受到比其他諮詢主題更大的焦慮和壓力。
隨疫情中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的增加，呈現出的哀傷工作議題也日益增加。專業人員在提供疫情心理援助時需對服務對象的哀傷保持敏感性。
此次疫情背景下可能出現不同程度哀傷反應的人群不僅僅是喪親者，還包括與死者有過接觸的醫護人員、社區疫情服務工作人員、記者、志願者等。
一些提供疫情心理援助的工作者自身也出現了共情疲勞現象。
因此專業工作中急需增加哀傷諮詢理論與方法的培訓。
06 注重哀傷的識別與評估，增加家庭及系統的視角
疫情背景下，諮詢師要識別和評估重大喪失後喪親者出現的心身反應，將哀傷的識別與評估作為工作的起點。
需要根據對喪親對象、與逝者的關係、是否有機會告別等風險因素做出評估。諮詢師要能識別哀傷反應的正常與異常。
本次疫情發生在春節期間，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使得疫情中存在一個家庭中多個成員一起感染患病的情況。
家庭中有人因新冠病毒感染而死後亡，失去親人的其他家庭成員會經歷不同的哀傷反應，同時還需承受（可能）被或已感染的壓力及無法正常哀悼的失落，為了調用更多的資源來幫助喪親者，評估時需要增加對喪親者家庭的互動方式、凝聚力、衝突水平、價值觀、家庭及所在社區資源等信息，以從更廣泛的系統層面去協助個體面對哀傷。
07 選擇和發展適合疫情背景下的方法
哀傷諮詢師要根據疫情現實情況和來訪者的需求進行個案概念化、評估和干預。疫情背景下哀傷的評估工作要更加的多元化，從而確定工作方案，鏈接資源。
面對喪親者的急性哀傷反應，哀傷工作應以正常化喪親者的反應為主，與喪親者建立信任的關係，討論現實中問題的解決方法，包括為喪親者提供信息和資源、促進喪親者進行自我照顧。
疫情背景下，面對面的諮詢服務無法正常進行。考慮新冠病毒疫情的特點，需要發展適應疫情的工作方式。
專業人員可以：
◈（1）利用網絡資源開展哀傷心理教育和宣傳；
◈（2）製作哀傷冥想音頻資料，方便哀傷者平復情緒和寄託哀思；
◈（3）協助喪親者發展出一些特別的哀悼方式，如鼓勵喪親者利用網絡舉行悼念活動；
◈（4）讓喪親者進行表達性書寫，寫下自己喪親後的感受；
◈（5）為喪親者提供哀傷療愈的書籍和音樂、電影、視頻、網絡資源；
◈（6）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成立喪親者的網絡支持性團體，開展相互的自助；
◈（7）研討熱線中如何提供快速的哀傷安撫。
限於篇幅所限，只列出了幾種可能的方式，希望邀請更多的同行一起參與發展適合在疫情背景下有效的哀傷諮詢服務方法。
我們深知疫情背景下的哀傷工作是充滿挑戰的。
讓我們共同關注疫情下喪親者的哀傷，這也關乎到家庭和社會的福祉。
著名哀傷研究學者希爾說過，哀傷就是愛。
哀傷諮詢關乎人性中最深刻的愛。
我們也呼籲社會各界對本次疫情中親人離世的喪親者提供持續的關懷和專業性服務，為建設更為完善的哀傷療愈平臺助力。
❏ 書籍推薦（只是中文資源）
王建平，劉新憲. (2019). 哀傷的理論與實務：喪子家庭心理療愈.
羅伯特·內米耶爾（2016）.哀傷治療：陪伴喪親者走過幽谷之路（譯者：王建平 等）.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
王建平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博士，中科院-哈佛醫學院博士後。中國第一批註冊督導師（D-06-073），美國認知治療學院Fellow和認證治療師（01097）。中國心理學會註冊工作委員會第四屆常務委員，中國認知行為治療專委會副主任委員；首都醫科大學臨床心理學系副主任（2007-2017）。主編、翻譯教材、專著30餘部，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中外學術論文160餘篇。精神醫學臨床工作10年，心理諮詢/治療臨床實務工作30餘年。
文|王建平 徐潔 何麗 李潔 美編|呂滿 編輯|張華
❏ 注：本文轉自CPS臨床心理註冊系統，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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